2009年春，卫辉一中绿化校园时，在3号教学楼前发现四通清代石碑，虽然这些碑刻记录的均为官绅向书院捐资助学的功德，然而却反映了我国历来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更为有趣的是，这四通碑刻中，道光三十年（1850）《糜郡尊增加膏火碑记》、同治四年（1865）《书院重立碑记》、同治八年（1869）《书院捐廉加添膏火碑记》三通所载事件前后照应一脉相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链，真实地记录了一段轶闻趣事：

道光三十年（1850），卫辉知府糜宣哲（字崧甫）卸任时，个人向淇泉书院捐制钱一千串作为助学基金，放入当铺，用所得利息，增加生员、童生资助名额，加添每人每月的膏火费（上学的费用），补助书院办学经费等。咸丰七年（1857），尚国钧任汲县知县后，因公挪用了糜知府捐赠的款项，一直未归还。同治二年（1863），知府杨维翰到任后得知此事，委派专人追缴才得以照旧加添膏火。同时，知府杨维翰谕令，嗣后无论府县，即便有万分紧急军务，一概不准提用。如果商人（从事金融业的当铺主）允许挪用，则拿该商人是问。同治八年（1869）春，知府杨维翰向书院捐款一千串，依照糜知府旧例加添膏火。只可惜助学章程刚刚定下来，未来得及举行“首发式”，杨知府便“以积劳终于府署”即逝于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