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四时，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之。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柑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濬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垦草发菑，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斵金，巧冶不能烁木，金之势不可斵而木之性不可铄也。埏埴而为器，箭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经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 友而教之以悌，赦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明长幼，时搜振旅以习用兵也，入学痒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尊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

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曹。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立大学而教诲之，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纲纪也。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尧治天 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令四岳扬侧陋。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乃属以九子，赠以昭华之玉，而传天下焉。以为虽有法度，而朱弗能统也。

夫物未尝有张而不弛，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顾政治，至于灭亡。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至其衰也，为好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轿之具，简士卒，习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驰骋猎射以夺民时，罢民之力。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及至其末，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内外相推举，奸人在朝 而贤者隐处。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五色虽朗，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隆杀，不得自若。故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

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阴阳调，四时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亲，故能法天。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 。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水火金木土谷异物而皆任，规矩权衡准绳异形而皆施，丹青胶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适，物各有宜。轮圆舆方，辕从衡横，势施便也。骏欲驰，服欲步，带不厌新，钩不厌故，处地宜也。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泓之战，军败君获，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烧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礼而行也。成功立事，岂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尔。

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 虚轻举，乘云游雾，可谓养性矣，而未可谓孝子也。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平国饵乱，可谓忠臣也，而未可谓弟也。汤放桀，武王伐纣，以为天下去残除贼，可谓惠君，而未可谓忠臣矣。乐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谓良将，而未可谓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许由异行而皆圣，伊尹、伯夷异道而皆仁，箕子、比干异趋而皆贤。故用兵者，或轻或重，或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无也。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进斗，而不可令持牢；重得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进取，而不可令守职；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而不可令应变。五者相反，圣人兼用而财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阴阳不生一类。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让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得者者鲜，而所治者浅矣。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难治也；法烦，难行也；求多，难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铣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秤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烦而不察。故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故无益于治而有益于烦者，圣人不为；无益于用 而有益于费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众易之，于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辩破言，小利破义，小艺破道，小见不达，必简。”

河以逶蛇，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道以优游，故能化。夫彻于一事，察于一辞，审于一技，可以曲说，而未可广应也。蓼菜成行，翩瓯有 ，秤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员中规，方中矩，动成兽，止成方，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陈军涤杯而食，洗爵而饮，盥而后馈，可以养少，而不可以飨众。今夫祭者，屠割烹杀，剥狗烧豕，调平五味者，庖也；陈簠簋，列樽俎，设笾豆者，祝也；齐明盛服，渊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虽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张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缓；立事者，贱者劳而贵者逸。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周公肴孺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悬，而四夷服。赵政 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复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百非所以为治也。而犹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

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雄鸡夜呜，库兵动而戎马惊。今日解怨惬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应也，精气之动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虽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

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未也。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此治之未也。上世养本而下世事未，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与兴治之臣不万一，以万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干岁不一会也。

水之性，淖以清，穷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使得循势而行，乘衰而流，虽有腐髊流渐，弗能污也。其性非异也，通之与不通也。风俗犹此也。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风俗可美也。

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所以贵圣人者，非贵随罪而鉴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纪纲不张，风俗坏也。

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晋献公欲伐虞，宫之奇存焉，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赂以宝玉骏马，宫之奇谏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牵马而去。故守不待渠 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成拔，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阅其无人。”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

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 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梯，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肤，镵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

古者法设而不犯，刑错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德也。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未，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其于化民也，若凤之摇草木，无之而不靡。

今使愚教知，使不肖临贤，虽严刑罚，民弗从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故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文王举大公望、召公爽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

夫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虽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涂，将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犹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儒足也。伊尹忧天下之不治，调和五味，负鼎俎而行，五就架，五就汤，将欲以浊为清，以危为宁也。周公股肱周室，辅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诛之以定天下，缘不得已也。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暇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险除秽，由冥冥至招诏，动于权而统于善者也。

夫观逐者于其反也，而观行者于其终也。故舜放弟，周公杀兄，犹之为仁也；文公树木，曾于架羊，犹之为知也。当今之世，丑必托善以自力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游不论国，仕不择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贼，曰“周公之义也。”行无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趋也。”行货赂，趣势门，立私废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术也”。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川谷；趋行蹐驰，不归善者不为君子，故善言归乎可行，善行归乎仁义。田子方、段于木轻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此异行而归于善者。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逞启居，或从或横，或合众弱，或辅富强，此异行而归于丑者也。故君子之过也，犹日月之蚀，何害于明！小人之可也，犹狗之昼吠，鸱之夜见，何益于善！

天上设置日月，陈列星辰，调节阴阳，布设四季。白天由阳光照耀，晚上让它们休息，用风来吹干，用雨露来润湿。上天化育万物，却看不到是怎样养育，但万物倒茁壮成长了；上天杀灭万物，却看不到是怎样杀灭，但万物倒凋落死亡了。这种无形的生灭手段，叫做神明。圣人仿效大自然，所以他在给人们带来福祉时，看不见他有什么行动，但幸福却降临了；他在为人们除去祸害时，看不见他在采取什么措施，但祸害却消除了。这正是远离之却靠近之，延近之却疏远之。稽查它们得不到踪影，观察它们却又不虚妄。每天算计，效果甚微；长年累月则功效卓著。湿气降临，看不见它的形状，但木炭却已增加了重量；风将吹临，看不见它的形象，但树叶却已摆动了；时光的推移，不留明显的痕迹，但草木却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枯萎；千里马日夜兼程奔驰传递着，而烽火台上的烽燧并不见它的传递，但传到下一站的时间，总在驿马之前。所以，天将要起风，草木还没有反应，而鸟儿却已经从树上飞离；天将要降雨，乌云还没有聚集遮盖天空，而鱼儿却已经浮出水面喘气了，这是阴阳二气互动交感的缘故。因此，寒暑、燥湿，按照类别而相随从；声音回响的疾速、缓慢，按照音类而相呼应。所以《易经》说：“鹤在树荫里鸣叫，它的同类小鹤在附近应和着。”殷高宗武丁居丧，三年内闭口不言，四海之内随之寂然无声；但一旦他发布号令，便震撼天下，这是遵循天意而使天下像呼和吸那样感应。所以，一旦触动根本，百枝万叶都会随之摇晃，如同春雨浇灌万物，浑浑然流淌，源源不断地施泽着，没有什么地方不受润滋，没有什么植物不被养育。 所以圣人顺应天意，一出声音就震动天下。因此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感发起至精至诚的情感，那么他的形体之气就会感化天，随之就会有吉祥的瑞星出现、神龙也会降临、吉祥的凤凰也会翔临、甘泉也会自地涌流、五谷未布而生长、江河不会泛滥、大海不会肆虐。所以《诗经》说：“祭祀安抚众神，并顾及黄河五岳。”如果违逆天意，暴虐万物，就会出现日食、月食，五星也会偏离它的正常运行轨道，四季就会与时令相违背，白天昏暗、夜晚放光、山峰崩塌、河流枯涸、冬天响雷、夏天打霜。《诗经》上说：“六月繁霜，令我心忧。”上天和人事，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国家危亡而天象变异，世道混乱则虹霓呈现，万物是相互联系着的，灾异之气是会互相激荡相通的。 所以神灵之事，是不能凭智巧去做的，是不能靠筋力去力求的。天地包容着、阴阳化育着、雨露滋润着，这样便产生万物；那翡翠玳瑁、瑶碧玉珠是文彩明朗、滋润光滑，抚摩它不会损缺，历久而不变形，天成自然是奚仲无法摹仿的，鲁班不能复制的：天地自然造化万物的本领就是这样神奇，我们把此称为“大巧”。

宋国有人用象牙为国君雕刻了楮树树叶，花了三年时间才雕刻成功，叶的脉络细如微芒，叶子的厚薄、颜色都十分逼真，将它放在真的楮树叶中分不出真假。列子说：“假若天地自然也要花三年时间才能长成一片树叶的话，那么万物中有叶子的就太少了。”那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抚育它们，它们则很快生长；寒风吹刮它们，它们则很快凋零，哪会像人工雕刻那样费劲辛苦？所以凡可以度量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凡可以计数的都是有限的。而最大的东西是无法度量的，极多的东西是数字无法统计的。所以九州是不能用顷亩来计算的，八极是不能用“道里”来计算的，泰山是无法用丈尺来尺量的，海水是无法用斗斛来量度的。所以大气概的人和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并和四季相协调。所以圣人怀着天一样的气概，有着天一样的心怀，持执着中和之气，不出庙堂便能恩泽施行四海，移风易俗，感化民众使之从善，却像出自他们的本性，这就是精神感化。《诗》中说到：“慎守自然，和顺又平安。”那鬼神，看它不见形体，听它不闻声音，然而每年祭祀上天，祭祀山川，祈求上天、山川之神降福，每逢旱灾，举行雩祭以祈求降雨，消除灾难以占卜来决定事宜。《诗》中说：“神灵的到来，是无法揣度的，又怎么可以厌弃神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天达到它的高度，地达到它的厚度，月亮照耀着夜空，太阳照耀着白昼，阴阳化生，众星明亮，这些自然现象并不是人有意造成的，而是遵循规律，自然而然这样的。所以阴阳四时变化，并不是为了生育万物；雨露按时降落，并不是为了养育草木。神明接触，阴阳融合，万物自然而然产生。所以高山深林也不是为着虎豹而设置的；大树繁枝也不是为着飞鸟而生成的；江河千里渊深百仞也不是为着蛟龙而形成的。山达到一定高度，森林长成一定广度，鸟兽们自会在山中居住、在树枝上栖留、在穴巢中安身、在洞穴里藏身、在溪谷里潜泳、在旱陆地行走、各自找到适宜于自身的处所安身生存。大的产生小的、多的产生少的，这是天地自然规律。所以小山丘不可能兴起云雨，小水坑不可能产生鱼鳖，这是因为它们太小的缘故。牛马身上产生的热气蒸发会生成虱子，但虱子之气蒸发不可能产生牛马。所以养育变化是从外而生，不是生成于事物内部。那蛟龙藏匿于深渊，而它的产卵孵化却在岸上进行；礣蛇雄的在上风鸣叫，而礣蛇雌的却在下风鸣叫便可以受孕孵化成幼蛇，这是精之感应而造成的。所以圣人修养心性没有比修炼精诚更好的了，如达到至精至诚的境界，就能感动化育对象。那得道的人，内身藏着至精至诚，精神栖安于心中，虚静恬淡，胸怀悦穆，邪气就没有滞留的地方。四肢关节协调，全身肌肤蒸发汗污，内脏散泄浊气，这样心脏机枢调和轻松，全身经脉九窍便无不顺畅连通，这是因为精神处在了自己应处的居所，这哪里是关节的抚慰、毛发的保养所能办到的！

圣明的君王处在君位上，空廓没有形象，寂静没有声响；官府像无事可做，朝廷久无人迹；民间没有隐居之士、没有避世佚民；百姓没有劳役，刑狱没有冤屈；四海之内，没有人不仰慕君王的德行，依照君王的旨意；夷狄这样的国家，通过重重翻译来朝见：这种情景并不是靠挨家挨户地劝说宣传实现的，而是靠君王将精诚之心推广施行于天下来实现的。《诗》这么说：“恩惠施加给中国本土，这样可以安抚四方的诸侯。”内部事情治理顺畅，四方诸侯、夷狄自然安宁。过去太王亶父在邠地的时候，狄人经常来攻打，亶父率家族离开邠地，百姓们携幼扶老，背着锅甑跟随着他，翻越梁山，在岐周建立起周国：这情景不是靠硬性命令所能做到的。秦穆公为了不让山野人吃了骏马肉而伤胃生病，便送好酒给山野人喝，后来在同晋国打仗时，这些山野人就拼死报效秦穆公：这情景就不是像以契约索还债务那样所能做到的。宓子贱治理单父，巫马期前去考察他的教化效果，看见夜晚捕鱼者都将捕到的小鱼放掉：这情景就不是靠刑罚所能禁止的。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时，国内道路上没有拾取他人遗失的物件，集市上没有哄抬物价的情况，耕田、捕鱼时人都谦让年长者，老人不用背扛肩负重物：这情景就不是单凭法令所能做到的。那箭之所以射得远并能穿透硬坚物，是靠的弓弩的力量；但箭之所以能射中靶心，则靠的是人的心智。奖赏好人惩罚残暴，要靠政令；但政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则是靠执政者的精诚。所以说，弓弩虽然强硬有力，但不能独自来射中目标；法令虽然严明，但不能独自施行：一定得需要精诚之气之神来帮助弓弩、法令发挥它们的作用。所以详细地阐明启发要百姓接受，但百姓就是不听从接受，这是由于在上位的人的精诚之心没有施用到百姓身上去。

天地四时，并不能直接产生万物，神明接交阴阳融合而使万物产生；圣人治理天下，并不是要强行改变人民的品性，而是依从人民已经所具有的品性，涤荡其中的污浊部分，引导他们向好的素质转化。所以因循规律办事，效果就显著；人为操作，不按循规律，收效就细微。夏禹开凿龙门，辟开伊阙，疏导长江黄河，使它们向东流入东海，这是依循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水性。后稷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施肥种谷，让五谷各自得到适宜生长的环境，这是按照土地的地形、肥瘠的特性来做的。商汤、周武王率领兵车三百辆、甲兵三千人，讨伐暴乱，分别制服了夏桀和商纣，这是顺应了人民的愿望来完成的。所以能够遵循自然规律，就能无敌于天下。万物都有其自然规律，人只有按客观规律，才能从事治理。所以优秀的木匠是不能砍斫金属物的，灵巧的冶工是不能熔毁木材的，这是因为金属的特点决定了不能砍斫，木材的特性决定了不能熔毁。调和泥土制成陶器、挖空木头做成舟船、熔化金属铸造刀剑、熔铸金属造成钟，这都是依循它们的各自特性而做成的；驾驭牛马拉车、让公鸡报晓、让狗守门护宅，这都是顺应了它们的本能特性。人有情欲的本性，所以制定隆重的婚姻礼节；人有食欲的本性，所以规定了宴请的礼仪；人有喜乐的特性，所以有钟鼓管弦的乐器和音乐；人有悲哀的本性，所以制定服孝哭丧的礼节。所以先王制定法令、礼仪，都是根据人的爱好来节制修饰的。根据人有情欲的本性，制定了婚礼，因而界定男女有别；根据人有喜乐的特性，制定了雅颂之音，因而风俗不至于放荡；根据人民珍惜家室安宁、妻儿快乐的愿望特点，教导人们和睦孝顺，因而父子间有亲情；根据人有喜交朋友的特点，教导人们敬重长者，因而长幼有序。在做到上述这些以后，再制定朝见天子聘礼诸侯的礼节，用以分别贵贱；规定宴酒习射的礼节，用以明确长幼次序；定时检阅车马、整顿军队，来学习军事；让子弟进学堂学习，来提高人伦道德修养。这些做法全都是依循人的特性来制定的，然后再由圣人来加以教导培养，使人能成才。所以如果人没有这方面的本性，就难以加以教导；而人有了这方面的本性而没有对此加以教养引导，也不能使人走上正道。这就好像蚕茧有抽丝的特性，但不经过女工的煮熬、牵丝，就不能成为丝线；这也好像禽卵孵化成雏，如不经过雌禽长时间的孵抱温暖，就不能变成雏。这就说明人具有仁义的天性，就非得要经过圣人立出法度来加以教导，否则就不能使他们归入正道。所以先王进行教化，是依循人们喜善的特点来引导勉励人们向善行善；是依循人们厌恶的特点来禁绝奸邪；因此刑罚不动用，威势就能畅行如流水；政令简约，感化照耀如神灵。所以，依循人的天性则天下人就听从；违逆人的本性则法令公布都无济于事。

过去五帝三王临朝执政实行教化，一定要采用“参五”的方法。什么叫“参五”呢？上效法天象、下效法地理、中取法人事。于是就设立明堂朝廷，颁布明堂政令，以调阴阳之气，协和四时之节，辟除疾病之灾。俯视地理，制定度量制度，考察山岗平原水域及土地肥沃贫瘠高低各种条件以适宜种植何种谷物，安排生产创造财富，以消除饥寒之祸患。中考核人的品德，以制定礼乐，推行仁义之道，理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清除暴乱的祸根。还阐明金木水火土的特性，来确立父子之情从而建立家庭；分辨清浊五音六律相生的原则，来确立君臣之义从而形成国家；审察四时季孟的先后次序，来确立长幼间的礼节从而设置百官等级：以上三方面的考察及制定叫做“参”。规定君臣之间的节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次序、朋友之间的交际原则，这就叫做“五”。还分割土地使民众分属各州、分派职官治理、修筑城市让人们居住、划分宅地区分不同的地域和家族、分配财物使民众有穿有吃、设置学堂教育子弟，让他们早晚勤于民事：这是治理天下的纲纪。然而这些纲纪要有适当的人才来推行贯彻才行，如用人不当就会废驰纲纪。尧帝治理天下，政教平和，德泽滋润融洽人民，他在君位七十年，便开始物色寻求能继承帝统君位的人，命令掌管四方的诸侯举荐那些处在卑微地位而有才德的人。于是四方诸侯举荐了舜，并把舜推荐给尧帝。尧帝就将自己的两位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作妻子，以考察他治家理家的能力和态度；还把管理百官的重任交给他，来考察他治国外交的才能。又派舜深入林麓之中，狂风雷雨也没使舜迷失方向和道路。于是尧帝就将自己的九个儿子托付给舜，并赠给舜昭华美玉，正式将君位传授给舜。尧帝如此慎重地挑选继承者，是因为尧认识到虽然自己制定了不少法度，但自己的儿子丹朱因不贤凶顽仍难以胜任统治天下的重任。

事物没有只张不驰、只成不毁的，唯有圣人的事业能够长盛不衰、盈满不亏。神农氏最初发明琴是为了集聚归化人心于神明，杜绝性情的淫乱；但到了后来，有人就放纵于音乐，不知返归本性，淫而好色，以至于亡国。夔当初创作音乐，都符合五音、六律，并和八风相通；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人就沉湎于过度的欢乐享受之中，不顾政事以至于灭亡。苍颉最初创造文字，用来管理官吏，处理各种日常事务，使愚笨者不至于忘事，聪明者能记录下久远的事情；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就有人利用文字私自刻写伪造骗人的文书，为有罪者开脱，捏造虚假的文字以杀害无辜者。汤当初建造园囿，是为了供奉宗庙祭祀用的鲜肉干肉祭品，以及训练士兵射箭和驾御以防不测事件；但等到后来衰世时期，这园囿就被贵族用来驰骋猎射，以至耽误百姓的农时，使人精疲力竭。尧帝推举禹、契、后稷、皋陶，使政事教化平和，消除邪奸恶人，诉讼的事也不发生，人民丰衣足食，贤能的人勉力向善，不贤者也被君王的德政所感化；但到了后来末世，人们就结党营私，各自推举同党占据要位，废弃公心而追逐私利，朝廷内外，同党互相吹捧抬举，这时奸邪掌握朝政，贤德者只得隐居山野。所以，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总是这样的：凡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凡物盈满了就会有亏损。五光十色虽然明亮，但时间一长就要消褪；茂盛的草木，到一定的季节就要凋零；凡物都有它的兴与衰，不可能老是一个样子。所以圣人在事情实在行不通时总要改弦易辙，法规弊旧时就要改革，这并不是他们喜欢改变古制和常规，而是因时世变了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挽救破败振兴衰落、革除淫邪纠正错误，来调整天地社会之气氛，使万事万物在适宜的生存环境下得以发展。

圣人如同天覆地载，如同日月照耀，如同阴阳调和，如同四季变化，对于各种不同的事物，不分新旧、不论亲疏，都能一视同仁、温暖普照，所以圣人是效法天道。天时不可能只有一个季节，大地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利益，人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本事，因此圣人的事业不能不是头绪繁多，旨趣行为不能不是多方面的。代表着五行的不同气质，尽管相异但都适宜协调；不同门类的六艺，尽管不同但它的本质却是一致的。温惠柔良，是《诗》的风格；淳庞敦厚，是《书》所教诲的；清明条达，是《易》的要义；恭俭尊让，是《礼》的行为准则；宽裕简易，是《乐》的教化；刺讥辩义，是《春秋》的优点。所以《易》的过失是在于隐秘难测；《乐》的失误是在于导致淫逸；《诗》的过失是在于使人怨愚；《书》的失误是在于使人拘泥旧法；《礼》的过失是在于使卑尊者互相嫉恨；《春秋》的失误是在于使人互相诋毁。但这六种经典圣人却是兼取并用，通过剪裁取其精华。失去本旨就会混乱，掌握本旨就能得到治理；这其中的精华在于协调好各种关系，而其失误在于权变本旨和要义。水火金木土和谷，属于不同的物类，但却都可被利用；规矩权衡和准绳，形制各异而都能适用于对象；丹青和胶漆性质不同，但各有各的用途：这说明事物均有它适用的范围和对象。车轮是圆的，车厢则是方的，车辕是直的，车衡则是横的：形状不同但均出于使用的方便。骖马喜欢奔跑，服马喜爱缓行，带不厌新，钩不厌旧：这是因为它们所处的环境地位的不同的缘故。《关雎》篇以鸟鸣起兴，君子从中得到美感，这是因为雎鸠鸟雌雄有别不杂居；《鹿鸣》篇用鹿鸣起兴，君子从中得到尊崇美，这是因为鹿群有发现食物互相呼唤共同享用的美德。在泓水之战中，宋军惨败，宋襄公被俘，但《春秋》却尊崇宋襄公，这是因为看重宋襄公不攻击还没排好阵列的军队的仁义思想；宋伯姬坐在堂前不下堂而被火活活烧死，《春秋》仍然尊崇宋伯姬，这是因为看重宋伯姬不超越礼节行事的品行。成就事业，建立功名，哪里用得着做很多事情，只须抓着本旨根本就行。典籍所记载的也只是某人某事的某方面而已。

王乔、赤松子远离尘世，脱离人间邪恶纠纷，吸取阴阳融和之气，食取天地之精华，吐故纳新，踏虚升飞，乘云游雾，可以称为养性者，但是不能称为孝子。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安定国家、平息叛乱，可以称为忠臣，但是不能算是爱护兄弟。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为天下铲除残暴奸贼，可以称为仁惠的君主，但不能算是忠臣。乐羊攻打中山城，久攻不下，中山人烹了他的儿子，乐羊竟尝了中山人送来的他儿子的肉羹，以显示自己的威武强势，这可称得上良将，但是不能算作是慈父。所以，事物均有多面性，要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不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值得否定的一面，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虞舜和许由的行为尽管各异，但均是圣人；伊尹和伯夷走的道路尽管不同，但都是仁者；箕子和比干的行动尽管不一样，但都是贤者。所以将士中有的轻捷、有的重缓、有的贪心、有的清廉，这四种将士的性格特点各异，但在战争打仗中缺一不可。轻捷者好动，重缓者好静，贪心者好取，清廉者则不贪求非分的利益。所以勇猛敏捷者可让他们冲锋搏击，而不可让他们固守；重缓者可让他们固守，倒不适宜让他们冲锋搏击；贪心者可让他们积极攻取，而不可让他们安守本职；清廉者可让他们安守本职，倒不适宜让他们积极攻取；忠诚守信者可让他们持守约定联盟，而不能要他们也随机应变。这五种人的性格相反，但圣人却能对他们兼容并蓄而用之。这说明天地自然不只是容纳一种事物，阴阳两气的交融也不只能产生一种物类。海水只有不推辞小的积水才能成就它的博大；山只有不拒绝土石才能成就它的崇高。如果持守一角就会抛弃遗漏万方世界，如果取用一物就会舍弃其他事物，这样就必定获得的很少，所能治理的范围也一定很浅窄。

治理大国的治术不能琐碎，国土辽宽的管理制度不能偏狭；处在高位的人处事不能烦琐，百姓众多的政治教化不能苛细。事务琐碎就难以治理，法令烦杂就难以推行，欲求多就难以满足。一寸一寸地量，量到一丈时就一定会有误差出现；一铢一铢地称，称到一石时就一定会有差错出现。反之用石和丈为单位来称量，既简单又少失误。挑选丝头、细数米粒，是既麻烦又不精确。所以从大的方面入手就容易运用智慧，纠缠于细曲枝节就难以发挥智慧。所以对那些无益于治理，只会增添麻烦的事，圣人是不会去做的；对那些不实用，只会浪费精力的事，聪明人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要做成大事只有简约，要做好大事也只有俭省，欲求要满足只有欲求少；这说明功业简约则容易完成，事情俭省容易办到，欲求寡少容易满足。容易办成的事情，拿来交给人家办理，也就容易办成。孔子说：“太烦琐的论证辩说只会损害真理，太计较蝇头小利只会妨害大义，太卖弄雕小技艺只会破坏大道术，太小的见识是无法产生通达观念的；要想通达大度，就必须要简约。”

黄河因为曲折连绵，所以能流向远方；高山因为绵延深长，所以能既高又大；大道因为悠游，所以能化育万物。只通晓一类事，明了一种说法，掌握一门技艺，可以对某些事物有精到的认识，但不可能广泛应对所有事物。办事处事像蓼菜成行那样有条不紊，像甂瓯有底座那样稳当可靠，秤着柴来烧灶，数着米来做饭，这样谨小慎微的人只能做些小事情，而做不了大事情。圆符合圆规的要求，方符合矩尺的要求，行动起来能仿效兽类，停止下来能相当文静，能够指挥这样列队的人可以愉舞娱乐，但不能指挥军队。洗洁杯子再盛食物，洗好酒器再盛酒，洗净手后摆食品，这样的人可以负责几个人的饮食，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在祭祀的时候，屠宰烹煮、杀狗烧猪、调和滋味，这是厨师的事；陈设簠簋、排列樽俎、放置笾豆，这是巫祝的事情；斋戒严肃、穿着礼服、仪态深沉、闭口不谈，神灵以此为代表，这是尸主的任务。厨师和巫祝即使不称职，尸主也不能越过樽俎去代替他们。所以弹瑟的时候，总是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缓；处理事务则是贱者劳碌而贵者闲逸。舜当天子时，只是弹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风》诗，天下就得到了治理。周公饭菜摆在案前，钟鼓悬挂在架上伴奏，四方异族就归顺降服了。秦始皇赵政白天判断案子，夜里处理文书，还派出监察御史到各个郡县视察，忙忙碌碌，又派兵戍守五岭以防越人，修筑长城以防胡人，但是奸邪还是不断产生，盗贼成群结队，这正是政务越烦杂乱子就越多。所以法只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治国的根本，就像弓和箭，只是射中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射中靶的关键。

黄帝说：“茫茫昧昧，凭借着上天的神威，与天地元气相通。”所以与元气同一相通者可以称帝、与道义同一者可以称王、与强力同一者可以称霸，这三方面都不具备的，就只能灭亡。所以国君如有侵犯征伐别国之心，邑城里的狗便会成群吠叫，雄鸡就会半夜啼鸣，兵库里的器械就会响动，战马就会躁动震惊。一旦和敌国消除仇怨，停止战争，家中的父老乡亲就能睡得香甜，巷里就没有聚集的人群议论纷纷，妖害就不会产生：这不是法令施行的效果，而是精诚之气感化的结果。所以不用言说便显示诚信、不施恩惠就显示仁慈、不必动怒就显示威严，这是以天之心来感动变化的；施舍恩惠才体现仁慈、言说以后才显示诚信、发怒了才显示威严，这是用人之精诚来感化的；施舍了恩惠还不显仁慈、信誓旦旦还不显诚信、大发雷霆还无威严，这是做表面文章造成的。所以用“道”来统帅，法令即使很少，也足以感化民众；没有以“道”来统帅，法令即使很多，也不足以安定民众，反而不断地出乱子。

修身，最重要的是修养精神，其次才是修养形体；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形成感化，其次才是严明法令。精神清明，心志平和，全身血脉都安顺，这才是养性的根本；养得肌肤肥胖、脂膏满腹还嗜欲不断，这是养生的末节。人民互相谦让、争处卑下地位、分配利益时争着拿少的一份，并努力工作争着做辛苦的事，每天向善上进却不知怎么变化的，这才是上等的统治；用物质利益来激励人，并经常宣传说教劝人向善，使百姓畏惧刑法而不敢妄为，上面执法严明，下面百姓服服帖帖，这是下等的统治术。上古时代注重养性根本，而末世则注重枝末细节，这就是太平世道难以重现的根本原因。想治理好社会的圣主并不是每个世代都会出现的，而那些能够辅佐圣主治理社会的贤臣也是万人中难觅一个；万人中难觅一个的贤臣要想碰上不是每世代都出现的圣主，那就更困难了，所以说贤臣和圣主的结合真的是千载难逢。

水性柔和而清澈，那些幽谷中不流动的积水会长满青苔，这是因为没有疏理水的本性而造成的。如果挖深谷口水道，使之通畅，并用土堵塞不必要的水潭，使之不让积水，这样，谷水就能顺高势向下流动，这样即使有杂物和腐骨浸泡，也不会使水质污染。水的本性没有改变，这水的混浊变质和水的清澈甘甜，其原因在于这水是流通还是不流通。社会风俗也是如此。如果开导疏通民众的善良天性，堵塞人们萌生邪恶的念头，开启他们向善从善的正道，堵塞其邪道，使之朝着一条正道上发展前进，这民性就会善良，社会风气就美好。

因此人们之所以看重扁鹊，不是看重扁鹊根据病情调配药方，而是看重扁鹊他的切脉息而了解病因知道病根。同样，人们之所以看重圣人，不是看重圣人根据罪行来量刑，而是看重圣人了解这产生动乱祸害的缘由这一点。如果不治理社会风气培养良好风尚，放纵邪恶泛滥，而到了邪恶泛滥之时再动用所谓的刑法去惩治，这刑法即使能铲除奸贼邪恶，但仍无法从根子上禁绝邪恶。禹用了夏朝的法度，称王天下；桀也是用了夏朝的法度，却遭灭亡；汤用了殷代的法度，称王天下；纣王也用了殷代的法度，却遭灭亡：这不是因为法度有还是没有的原因，而是纪纲没有得以伸张，社会风俗已经败坏的原因。

夏、商、周三代的法度并没有亡佚，但后来的世道却不能治理好，这是因为以后没有三代圣王那样的智慧；音乐中的六律仍然存在，但没人能够听得懂，这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度虽然存在，但一定得等到圣人出现以后才能治理好天下；音律虽然没有变，但一定得由名乐师去辨别它。所以国家之所以存在，并不是没有法，而是社会中有了贤人；国家之所以灭亡，也并不是没有法，而是社会中没有贤人。晋献公想讨伐虞国，但宫之奇在那里，晋献公为此寝食不安，因而不敢轻易派兵攻打虞国。后来晋献公用宝玉和骏马来贿赂虞国国君，向虞国借路讨伐虢，宫之奇知道其中有诈，劝谏虞君，虞君贪宝玉和骏马不听宫之奇的劝谏。宫之奇见自己的劝阻无效，就越出国境逃走了。荀息在灭掉了虢国以后顺路又将虞国灭掉了，这样兵不血刃又将宝玉和骏马带回晋国。所以防守不仅仅依靠壕堑的坚固，攻城不单单凭借冲车的高大，而是取决于是否得到贤人来辅佐。因此，臧武仲用他的智慧保住了鲁国，使天下诸侯无法灭掉鲁国；蘧伯玉用他的仁爱安宁了卫国，使天下诸侯无法危害卫国。《易经》说：“空旷一间屋，草席盖顶，从门缝往里看，空寂无人。”所谓“无人”，并不是说没有普通百姓，而是说没有圣人统理。

民众如果没有廉耻之心，就无法治理他们；如果不修治礼义，廉耻之心就无法树立起来。民众不知礼义，法令也无法使他们走正道。不推崇好的风尚，废除丑恶现象，民众就不会遵循礼义。没有法当然难以治理国家，但民众不懂礼义，这法也无法推行实施。刑法能杀掉不孝之人，但却不能使人像孔子、曾子那样讲孝道；刑法能惩治偷盗者，但却不能使人做得像伯夷那样廉洁。孔子的弟子中有贤人七十人，学生有三千人，这些人都是在家讲孝道、出门讲敬爱的，言辞都符合礼义法度，行为都规规矩矩可作表率的，这些都是教育形成的。墨子有门徒一百八十人，都能够为义赴火蹈刃，义无反顾，这些都是教化造成的。刻肌肤、刺皮肉、受伤流血，是最难做到的，可是越人就以刻字文身来求得荣耀。圣王处君位，明确好恶的是非标准并公布于众，规定诽誉的标准并加以引导，亲近贤才并举用他们，轻视不贤者并黜退他们，人们没有受伤流血的痛苦，而有出人头地、尊贵显达的名声，这谁不想听从呢？

古时候法令颁布，却无人去触犯它，刑罚设置，却无人去使用它，这不是本该用刑而不去用刑，而是因为百官都想着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各项工作都兴盛成功，礼得以建立并任用贤能有德之士，使刑法没有可用之处。所以推举天下的高才来担任三公，举荐一国的高才来担当九卿，选举一县的高才来做二十七大夫，推荐一乡的高才为八十一元士。因此，智慧超过万人的称之为“英”、智慧超过千人的称之为“俊”、智慧超过百人的称之为“豪”、智慧超过十人的称之为“杰”。明了天道、审察地理、通晓人情，心胸博大足以容纳众人、德行足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诚信足以统一差异、智慧足以应付变通，这种人就是人中的“英”。德行足以实施教化、行为足以暗合道义、仁慈足以得人爱戴、英明足以照耀下层，这种人就是人中的“俊”。行为足以为人师表、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公平分配财物、诚信足以遵守信约，做事值得效法、说话合符启发，这种人就是人中的“豪”。坚守本职工作而不荒废、为人正义而不结党营私、遇见危难而不苟且躲避、看到利益而不贪得，这种人就是人中的“杰”。英、俊、豪、杰各以他们自己的才能大小安处在恰当的位置，各得所宜。这样就能由本流末、以重制轻，在上位的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应和什么、上面行动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追随什么，四海之内，人心所向，背弃贪鄙而向往义理，这样来教化民众，就如同风吹草木，草木随之伏倒一样。

反过来让愚者去教化民众、让不贤者凌驾贤者之上，即使刑法酷严，民众也不会服帖，因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所以，圣明的君王举用贤能者来建立功业，无能的君主则任用和自己一样的人。周文王举用太公望、召公奭而称王天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称霸天下：这都是举用贤能建立功绩的事例。夫差信用太宰砻而招致亡国，秦帝王任用李斯、赵高而导致灭亡，这就是任用与自己相同类型的奸佞之徒的例子。所以只要看帝王君主举用何种人才就可知道社会治乱的状况了，只要观察这些人和何种人结党就可知道他们是贤还是不贤了。

圣人常常是以曲求伸、以枉求直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尽管行走在邪僻幽暗的路上，但那是为了振兴大道、完成事业，这就如同穿过深山密林不能走直道、拯救落水者不能不打湿脚一样。伊尹忧虑天下不安宁，于是充当起厨师，调和五味，背着鼎锅和砧板四处奔波，曾五次去见桀、五次去见商汤，为的是要把混浊的世界变得清澈起来、将危亡的社会变得安定起来。周公作为周王朝的股肱大臣，辅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协同纣王之子禄父图谋作乱，周公为了捍卫王室，诛杀了他们以平天下，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管仲担忧周王室衰败，诸侯国之间互相攻打，夷狄异族侵犯中原，人民不得安生，所以他蒙受囚禁的耻辱而不自杀，是因为担忧夷狄异族的祸患和想要平定夷狄异族的暴乱。孔子要想实行王道，东南西北地不停奔走，游说了七十位君王都没有一个愿意采纳他的主张，所以想通过卫灵公夫人南子和卫灵公宠臣弥子瑕的门路来实行自己的主张。他们这些人都是想要平定危亡、铲除污秽、使冥暗社会走向光明，所以行为尽管属于变通的，但都以美好的理想作统帅的。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鸿，广大也，烈，光明也，意即包含了光明宏大之理，二十一卷，西汉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在其主持下编著。成书年代大约在景、武之间。刘安（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汉文帝十六年袭父爵为淮南王。善属文辞，才思敏捷。吴楚七国反，曾谋响应，不果。汉武帝即位，安暗整武备，欲反，未发而败，自杀。

此书为汉初黄老学派著作，《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载内21篇，外33篇，今只流传内21篇。全书博奥深宏，融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儒家思想于一炉，是汉代学者对汉以前古代文化一次最大规模的汇集，但其主流则偏向于道家，东汉高诱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通篇亦以“道”为主题，既讲自然之道，也讲治世之道，提出了“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漠然无治而无不治”的政治理想。在最后一篇《要略》中，概括全书以阐明宗旨，“言道”与“言事”，即掌握自然界的规律与考究社会历史变化规律，此外，还综述了各家思想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具有很高的价值。

《淮南子》因属集体创作，采百家之长，故此内容庞杂，近乎一部“先汉学术史”，但并非凭虚蹈空，而是处处紧扣现实，并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文风新异瑰奇，繁富有序。刘熙载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

此书版本甚多，东汉有高诱注本和许慎注本；清代有庄逵吉校本，较为精善；近人刘文典集诸家之精华作《淮南鸿烈集解》，贡献颇巨；今人何宁《淮南子》集释亦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文帝8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他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鼓琴。他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所著《离骚体》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