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无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乱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于失宁。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 有授而无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者弗德，所杀者非怨，则几于道也。

圣人不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也。不能使祸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来，信己之不攘也。祸之至也，百其求所生，故穷而不忧；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祸福之制不在于己也，故闲居而乐，无为而治。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无，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治国者，先为不可夺，以待敌之可夺也。舜修之历山而海内从化，文王修之歧周而天下移风。使舜趋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犹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于不乱，而事为治者，必危；行未固于无非，而急求名者，必锉也。福莫大无祸，利莫美不丧。动之为物，不损则益，不成则毁，不利则病，皆险也，道之者危。故秦胜乎戎而败乎骰，楚胜乎诸夏而败乎柏莒。故道不可以劝而就利者，而可以宁避害者。故常无祸，不常有福；常无罪，不常有功。

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故处众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离其坛域。故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不求所无，不失所得，内无祸，外无福，祸福不生，安有人贼？为善则观，为不善则议；观则生贵，议则生患。故道术不可以进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离害。故圣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见誉。法修自然，己无所与。 虑不胜数，行不胜德，事不胜道。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穷，而道无不通，与道争则凶。故曰：“弗识弗知，顺帝 之则。”有智而无为，与无智者同道；有能而无事，与无能者同德。其智也，皆之者至，然后觉其动也；使之者至，然后觉其为也。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启发为正也，故功盖天下，不施其美；泽及后世，不有其名；启发通而人伪灭也。

名与道不两明，人受名，则道不用，道胜人则名息矣，道与人竞长。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则危不远矣。故世有盛名，则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为善。货欲为善者必生事，事生则释公而就私，货数而任己。欲见誉于为善，而立名于为质，则治不修故，而事不须时。治不修故，则多责；事不须时，则无功。责多功鲜，无以塞之，则妄发而邀当，妄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责，事之败也，不足以獘身。故重为善若重为非，而几于道矣。

天下非无信士也，临货分财必探筹而定分，以为有心者之于平，不若无心者也。天下非无廉士也，然而守重宝者必关户而全封，以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无欲者也。 人举其疵则怨人，鉴见其丑则善鉴。人能接物而不与己焉，则兔于累矣。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邓析巧辩而乱法，苏秦善说而亡国。由其道则善无章，修其理则巧无名。故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以慧治国者，始于治，常卒于乱。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胜则质掩，邪巧则正塞之也。

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诣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无为而自治。善有章则士争 名，利有本则民争功利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故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

外交而为援，事大而为安，不叵内治而待时。凡事人者，非以宝币，必以卑辞。事以玉帛，则货弹而欲不餍；卑体婉辞，则谕说而交不结；约束誓盟，则约定而反无日；虽割国之锱锤以事人，而无自恃之道，不足以为全。若诚外释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力以多其积，厉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与之守社稷，教死而民弗离，则为名者不伐无罪，而为利者不攻难胜，此必全之道也。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为义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执一则治，无常则乱。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可谓无为矣。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 则暴强，老则好利。一身之身既数变矣，又况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径衙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则乱，甚于无君之时。故《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此之谓也。

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搪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穷术也；好勇，则轻敌而简备，自偩而辞助。一人之力以御强敌，不杖众多而专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术也。好与，则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则下之望无止。若多赋敛，实府库，则与民为仇。少取多与，数未之有也。故好与，来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观之，贤能之不足任也，而道术之可修明矣。

圣人胜心，众人胜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置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于性。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接而说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宁于体，听之不合于道，视之不便于性。三官交争，以义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饮毒药非不苦也，然而为之者，便于身也。渴而饮水非不快也，饥而大飱非不澹也，然而弗为者，害于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观之，欲之不可胜，明矣。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岂若忧瘤疵之与痤疽之发，而豫备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蝇蚋弗敢入，昆山之玉滇而尘垢弗能污也。圣人无去之心而心无丑，无取之美而美不失。故奈把思亲不求福，飨宾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

处尊位者，以有公道而无私说，故称尊焉，不称贤也；有大地者，以有常术而无铃谋，故称平焉，不称智也。内无暴事以离怨于百姓，外无贤行以见忌于诸侯，上下之礼，袭而不离，而为论者然不见所观焉，此所谓藏无形者。非藏无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未有使人无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己者也；未有使人无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于己者也。此两者常在久见。故君贤不见，诸侯不备；不肖不见，则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则民用可得，诸侯弗备则天下之时可承。事所与众同也，功所与时成也，圣人无焉。故老子曰：“虎无所措其爪，兕无所措其角。”盖谓此也。鼓不灭于声，故能有声；镜不没于形，故能有形。金石有声，弗叩弗鸣；管萧有音，弗吹无声。圣人内藏，不为物先倡，事来而制，物至而应。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无须臾忘为质者，必 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

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百姓穿户凿牖，自取照焉。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动，行者以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为人赣，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宁而能久。天地无予也，故无夺也；日月无德也，故无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夺。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唯能胜理，而为受名。名兴则道行，道行则人无位矣。故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利则为害始，福则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寄也，能不以天下伤其国，而不以国害其身者，焉可以托天下也。不知道者，释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也。苦心愁虑以行曲，故福至则喜，祸至则怖，神劳于谋，智遽干事；祸福萌生，终身不悔，己之所生，乃仅愁人。不喜则忧，中未尝平；持无所监，谓之狂生。

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则有功者废，无罪者诛。及无好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诛之者法也，民已受诛，怨无所灭，谓之道。道胜，则人无事矣。圣人无屈奇之眼，无瑰异之行，眼不视，行不观，言不议，通而不华，穷而不慑，荣而不显，隐而不穷，异而不见怪，容而与众同，无以名之，此之谓大通。升降揖让，趋翔周游，不得已而为也。非性所有于身，情无符检，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构耳，岂加故为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胜，平心定意，捉 得其齐，行由其理，虽不必胜，得筹必多。何则？胜在于数，不在于欲。驰者不贪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乎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载，马力必尽矣。何则？先在于数，而不在于欲也。是故灭欲则数胜，弃智则道立矣。贾多端则贫，工多技则穷，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条，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无术，虽钻之不通；有百技而无一道，虽得之弗能守。故《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其仪一也，心如结也。”君子其结于一乎！

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周公骰蠕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悬，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逞启处，无所移之也。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使人为之也。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后，虽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为祝，无害于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为仆，无害于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张琴，小弦虽急，大弦必缓。

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放 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今与人卞氏之壁，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虽怨不逆者，后也。三人同舍，二人相争，争者各自以为直，不能相听，一人虽愚，必从 而决之，非以智，不争也。两人相斗，一赢在侧，助一人则胜，救一人则免，斗者虽强，必制一赢，非以勇也，以不斗也。由此观之，后之制先，静之胜躁，数也。倍道弃数，以求苟遇，变常易故，以知要遮，过则自非，中则以为候，暗行缪改，终身不瞎：此之谓狂。有祸则础，有福则赢，有过则悔，有功则矜，遂不知反：此谓狂人。

员之中规，方之中矩，行成兽，止成文，可以将少，而不可以将众。萝菜成行，瓶瓯有堤，量粟而春，数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国，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馈，可以养家老，而不可以飨三军。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易故能天，简故能地。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

心有忧者，筐床袄席，弗能安也，菰饭刍牛，弗能甘也，琴瑟鸣芋弗能乐也。患解忧除，然后食甘寝宁，居安游乐。由是观之，生有以乐也，死有以哀也。今务益性之所不能乐，而以害性之所以乐，故虽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而不免为哀之人。

凡人之性，乐恬而憎悯，乐佚而憎劳。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佚矣。游心于恬，舍形于佚，以俟天命，自乐于内，无急于外，虽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概日月廋而无溉于志，故虽贱如贵，虽贫如富。大道无形，大仁无亲，大辩无声，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无弃，而几乡方矣。

军多令则乱，酒多约则辩。乱则降北，辩则本贼。故始于都者常大于鄙，始于乐者，常大于悲，其作始简者，其终本必调。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飨，卑体婉辞以接之，欲以合欢，争盈爵之间反生斗，斗而相伤，三族结怨，反其所憎，此酒之败也。《诗》之失僻，乐之失刺，礼之失责。徵音非无羽声也，羽音非无徵声也。五音莫不有声，而以徵羽定名者，以胜者也。故仁义智勇，圣人之所以备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或热焦沙，或寒凝水，故圣人谨慎其所积。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凛，见所始则知终矣。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酒，沮之先生鱼，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适于口腹，而先王贵之，先本而后未。圣人之接物，千变万轸，必有不化面应化者。夫寒之与暖相反，大寒地诉水凝，火弗为衰其暑；大热烁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寒暑之变，无损益于己，质有之也。

天地浑然未分，整个地呈现出未分的混沌整体，当时还没有形成生出有形的万物，这种状态称之为“太一”。万物都出自于这个“太一”状态，成形以后各不相同，有飞禽、走兽、游鱼，这就称之为“分物过程”。以后又可根据不同的种类将它们区分开来，它们的物种、群体和生命形态也各不相同，但表现为有形这点上是一致的。各类物种因种类不同而互相阻隔不贯通，于是显示出它们的千差万别，并再也无法返回到它们原本那种混一的状态。所以万物均处于它们的生命运动状态，这也就有了“生”，而“死”便是万物生命运动的终结。这些物种无论处在何种生命状态下都属有形物体，而不是虚无的物质，创造物的东西，造物者似乎已消失在万物之中了。 　考察天地未分的时候，人类从无中产生，表现为有形，一旦有了形体，就受物质的制约。如果能够再返回到产生人的根本境地，就像没有形体的人那样，这样的人就叫“真人”。真人是尚未与“太一”分离。圣人不做名誉的承受者，也不做谋略的储藏者，不做事情的执行者，更不做智谋的主人；他隐蔽时没有形体，行动时没有影迹，遨游时没有徵兆。他不为福先也不为祸始；他保持着无形状态，行动完全出于自然。想要获得幸福的人有时却获得了灾祸，想要获得利益的人有时却遭受了损害。所以不如“无为”，“无为”倒能使人安宁，失去“无为”倒反而危险。这就像无事治理天下，有事天下混乱一样。星辰排列在天空上闪闪发光，所以人们能够对它指指点点；义通过品行道德表现出来，所以人们总关注着它。人们所指点的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人们所关注的行义，行动有它的规矩。因为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所以就引起人对星辰的评论；因为行义有它的规矩，所以就引起人对行义的议论。而圣人则将自己的光辉掩藏在无形之中，将形迹隐藏在无为之中。王子庆忌因勇武死于刀剑之下，后羿因喜猎而被桃木棍子打死，子路则因勇忠而被人剁成肉酱，苏秦因摇唇鼓舌被人杀害。人没有不是推重张扬他的长处，而掩盖看轻他的短处的；因而常常沉醉得意于他自以为的长处和优点，而掩饰遮盖自以为低贱的短处和缺点。那些值得推重张扬的长处往往因表现出来而显得有具体特征，而那些短处缺点因被掩饰遮盖而不为人所见。然而正是由于推重张扬长处，显得有具体特征而导致祸害：虎豹就因具有勇猛强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射猎，猿猴就因具有敏捷灵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捕捉。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能推显他的短处而不张扬他的长处优点，就可以和他谈最高深的“道”的理论了。

自信的人是不能用诽谤赞誉来改变他的志向的，知足的人是不能用权势利益来诱发他的欲望的。所以通达天性的人是不会追求天性所做不到的事情的，懂得命运的人是不会担忧命运本身所无法左右的事情的，通晓道体的人是没有外物能够搅乱他的内心和平的。詹何说过：“还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好而国家治理得很差的事，也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差而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事。”矩尺不正就不能划出方形，圆规不标准就无法画出圆形来。自身的修养就像上述说的矩尺圆规，没听说过自身不正而使别人端正的事。溯源天性、端正心术、理顺好憎感情、调适情性，那么治国之道就通畅了。溯源天性就不会被祸福迷惑，端正心术就不会喜怒无常，理顺好憎感情就不会贪求那些于本性无用的东西，调适情性这欲念就不会没有节制。不被祸福所迷惑则行为就能动静循理，不喜怒无常这赏罚就不会出偏差，不贪求于本性无用的东西就不会因物欲而伤害本性，欲念有节制就可怡养天性而知足。这四个方面，都不能从外界求得，也不必借助别人的力量，只须立足自身就能得到。天下的事情是不能单凭智力就能做成的，也不能单靠聪明就能认识清楚的，更不能只靠人的本事能办成的，同样不能只以仁术就能使人归顺的，单凭强力取胜更不可能。这智力、聪明、本事、仁术、强力五项都归属人的才能范畴，但如果只有这些才能而德行不高，就不能做成每一件事情。只有德行修养好了，这五项才能也就随之能发挥作用；反之只强调突出这五项才能，那么德行修养也就被忽略了。所以只有获得了“道”，就会使愚笨无能的人都会感到力量无穷；反之失去了“道”，就会使聪明者都感到力不从心。这就好像泅渡江河而没有游泳技术，即使身强体壮也一定会沉没；而有了游泳技术，即使身体瘦弱也一定会顺利渡过，更何况托身于舟船之上呢！

治国的根本，务必要使人民安定；安定人民的根本，在于衣食充足；衣食充足的根本方法，在于不失农时；使人民不失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徭役；减少徭役的根本，在于节制物欲；节制物欲的根本，在于归返虚静平和的天性；归返天性的根本，在于抛弃内心世界那些多余的精神压力；去掉抛弃了这些精神压力，心胸就会虚静；心胸虚静就平和；平和是道的基本素质，虚静则是道的居所宅舍。能够拥有天下的天子，必定不会失去诸侯国；能够拥有诸侯国的诸侯王，必定不会失去他的家族；而能够治理好自己家族的，也必定不会不注意自身的修养的；能够自身修养的人，也必定不会忽略自身的心性；而能够使自己心体返归本原的，必定不会亏损本性；不亏损本性的人，必定不会迷失“道体”的。所以广成子说：“谨慎地持守着你的内心，周密地封闭与外界的接触，智慧过多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看不要听，以虚静平和的心态拥有精神，那么形体就会自然端正。”不能把握自身的虚静平和而能通晓道体，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易经》说：“收束口袋，没有过错也不会有赞誉。”能够称霸成王的人，一定是获得胜利的人；能够战胜敌人的人，一定是个强大的人；而能够强大，一定是利用了民众的力量；能利用民众的力量的人，也必定是得人心的；能得人心，也一定自身修道得道的；而能够得其道的，一定是以柔弱处世处事的。强硬尽管能胜过不如自己的人，但碰上力量与之相等的人就互相抗衡而难以取胜了。而柔弱可以胜过比自己强大的人，它的无形的柔性之力是无法计算的。所以能从多次失败中转变为大胜利，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善于游泳的人，不学撑船技术，只须运用游泳术便能渡河了；脚力强健的人，不学骑马技术，凭着强健脚劲便能行走了；看轻天下的人，因不受外物的诱惑，所以能安然处之。泰王亶父居住在邠地，狄族人常来骚扰，亶父拿出皮革、帛币、珍珠玉器来进贡给狄人，但狄族人照样不断地侵扰。亶父于是辞别了邠地的父老长者迁移到岐周，百姓们扶老携幼跟随他，终于在岐周建立了国家。由亶父这种志向意愿推论，经过四代人的努力终于拥有了天下，这不是也相当合时宜的事吗？这也说明不将占有天下作为目的的人，就必定能治理好天下。霜雪雨露，它使万物生长死亡，这些并不是上天有意而为，只是一种自然过程，而人民照样尊重上天。操持日常事务，主持执行法令，管理百官民众，这些是具体官员、有关部门做的事，君王并没有做这些事，但人们还是尊崇君王。拓垦荒地、开辟耕地的是后稷，挖决黄河、疏导长江的是大禹，审理刑狱、裁决公正的是皋陶，但是有圣王之名的却是尧帝。所以掌握道术，以此来驾御天下的君王，他自己即使没有才能，但一定能使有才能的人为他服务、使用；而没有道术的人，技能就是再多也无济于事。乘着筏船渡江，有条空船随风飘来，把筏船撞翻，这时筏上的人尽管恼怒万分，但也没法向人泄愤怒。现在假设那空船上有人，这情况就不同了，筏上的人有的会喊那船上的人赶快撑开，避免相撞，有的会叫那船上的人往一边靠，让出河道来，如那船上的人毫无反应，这时筏上的人必定会骂出难听的话来。这前一种情况无处发怒，后一种情况发怒谩骂，这是因为前一种情况是空船，后一种情况是船上有人。那么现在设想人如果虚无缥缈地在世上遨游，又有谁能诋毁他？

放弃道而依靠智慧那是危险的，抛弃术数而单凭才能是会窘迫的；所以，只有因欲念多而灭亡的，没有因无欲而危险的；只有以欲治国而乱天下的，没有因守常道而亡天下的。因此，智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蠢倒不足以致使失去安宁。持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忧虑，得到了不兴奋。所以成功并不是所要做的，获得并不是所追求的，收入的只是接受而不是索取，付出的只是施授而不求回予；万物因春天而生长，随秋天而死亡，所生育的万物不因此而感激春天的恩德，所死亡的万物不因此而怨恨秋天的刑杀，这就接近“道”了。

圣人不做那些能让人非议的事，但不憎恨他人对自己的非议；修养值得赞誉的品德，但不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他不能使祸不来到，但相信自己是不会去惹祸的；他不能使福必定会降临，但相信自己也不至于会排斥降临的福。灾祸的产生，不是他招惹产生的，所以陷入困境也不忧虑；幸福的降临，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所以即使顺利、显达也不自傲。知道祸福的临界不在于本人，所以能悠闲自在快乐生活，无所作为地处置各种事情。圣人是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正去追求他尚未得到的东西。如果去追求尚未得到的那一份，就有可能连原有的那一份也会失去；保持着已有的一份，那么所希望的东西自然会来到。所以用兵打仗就是这样，先做出不能打赢的样子，以等待可战胜敌人的机会；治国也是这样，首先要做出不想夺取他国的姿态，然后等待敌国可被夺取的机会。舜在历山修养德行，天下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化归顺，周文王在岐周修养德行，天下风气随之被他改变。如果舜只顾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德性，那么连他自身都难以保住，哪还会有尺寸的地盘可占有！所以，当天下未必不乱时而去人为治理，必定是危险的；当品行还招非议时而急于去追求名声，一定是要受到挫折的。什么是“福”，没有祸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利”，不丧失既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有为”这个东西，常常导致不是有益而是有损，不是成功而是毁坏，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都充满着危险，如果按“有为”去做的人也会危亡。所以秦穆公战胜西戎但却在崤山败于晋军之手，楚昭王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栢莒被吴国打败。因此“道”是不能用来规劝那些追逐名利者的，而倒可以安宁那些想避害躲祸者的。所以，应当是崇尚无祸而不是崇尚有福；应当是崇尚无罪而不是崇尚有功。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储备。对到来的他不迎接，对离开的他不送别。人们处东南西北，而他却独个站在中央。所以他能在大家都曲膝的环境之中不丧失他的正直；他能在大家都随流的趋势之下不偏离他的立足点。所以不有意显美为善，不有意掩避丑陋，只是遵循着天道自然；他不首先创造，不独断专行，只是遵循自然之理；他不预先策划，不错失时机，与自然天道和合；不求获得，不辞让幸福，只是顺从自然法则。他不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也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使内没有意外的祸害，外没有意外的福利。祸福都不产生，哪会有人来伤害你！行善事则引起人们的注意，做坏事则引起人们的非议；在人们的注意中必定会有责备的言论，而人们的非议一多必定会产生祸患。所以道术是不能用来进取求得功名的，而只可以用来隐退修身的；不能用来获取利益的，而只能凭它来避害的。所以圣人是不用品行去求功名的，不靠智慧去获取赞誉的；他是遵随自然，不加干预。思虑不胜术数，行为不胜“德”，行事不胜“道”。做事有不成功的，追求有得不到的。有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道”无处不通，与“道”争抗争则凶险。所以《诗经》上说“无知无觉，顺随天的法则”。有智慧而无所作为，与无智慧的人“道”相同；有才能而无所作为，与无才能的人“德”一样。这样的“智者”，呼喊他他才过来，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活动；这样的“能人”，指使他他才来到，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行动。有智慧就像无智慧，有能耐好像无能耐，“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尽管功盖天下，却从不夸耀自己的美德；恩泽传及后代，却从不拥有名声。所以是“道”的理通达了，人为做作的事就灭绝了。

名声与“道”不能同时彰显，人如爱名声，这“道”就不被重视；“道”战胜人的欲望，这“名声”就消失。“道”与名声竞相争长，人如显身扬名，这“道”就被止息。所以人名彰显，“道”就止息，这样离危险也就不远了。因此，世上到处张扬名声的时候，也就是“道”衰败之日将到来。想要获取名声的人，就一定要去做善事，而一做善事也就必定会生出事端来，事端一旦滋生，就会放弃公道而迁就私情，背理而自私。想通过做善事来获取赞誉，想通过表现贤能来树立名声，这样办事中因渗透了私心就不会遵循事理，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因为办事不遵循事理，被人指责就会多起来；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就会徒劳无功。指责多而功劳少，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就任意乱来以求得成功。但以乱来而取得的成功，也不足以改变所遭受的责难和非议；如果乱来而使事情没有成功，那就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所以要谨慎地对待行善和谨慎地对待行恶，如能明白这点，就离“道”不远了。

天下并不是没有诚实的人，但面临分配钱财、货物时就一定要用筹码来确定份额，因为人们总认为人心公平总不如无心客观的筹码来得公平。天下并不是没有廉洁的人，但看管重宝的人总将门窗关好，并加上密封条，因为人们总认为人不管怎样廉洁总不如原本就没有物欲的门窗封条来得廉洁。别人如指出这人就毛病，这人就会怨恨人家，但镜子如能清楚地照出这人的毛病，这人就会认为这镜子是一面好镜子。人如果在和外物接触时能像对待镜子的态度一样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私心成见，那就能免却很多麻烦。公孙龙善于辩说而扰乱了名实关系，邓析辩说乖巧而搞乱了法律问题，苏秦善于游说而丧身。所以遵循“道”，那么就不会张扬特长；遵循“理”，那么巧诈就不会显示。所以，用巧诈来斗力的，常常是始于善、终于恶；以智慧来治国的，常常是始于治、终于乱。让水往低处流，你不用干涉它，它就能做到。但要使水激扬而往上喷涌，不用机械、巧妙的技术是做不到的。所以也说明一旦文采、花头花脑的东西占上风，那么质朴也就被掩盖了；奸邪机巧被施用，那么正直也就被阻塞了。

德可以用来自我修养，而不能用来使人暴虐；道可以用来治理自身，而不能用来使人昏乱。即使有做圣贤的资质，但如没遇上残暴动乱的世道，道与德也只能用来保全自身，而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汤、武之所以能称王天下，是因为碰上了桀、纣的残暴。桀、纣不是因为汤、武的贤圣而残暴的，汤、武倒是碰上了桀、纣的暴政才称王的。所以即使是圣贤，也必须等待一定的机遇才行。机遇就是指遇到时机能把握它，这不是靠智能的追求所能做到的。君子修行而不谋求善名，施舍而不张扬仁爱，所以做到士人行善而不知“善”是从哪里来的，民众得到了利而不知“利”从何处出的，所以是“无为而自治”。反过来说，谋求善名就容易导致士人们争夺名声，知道“利”之本源就容易引起民众间争夺功劳；争名夺利的风气一旦形成，就是有贤明的君王也是不容易治理好社会的。所以明白这种启发的君王大多是行善不留痕迹、施仁不留名声。

对外交好以求得援助，事奉大国以求得安定，不如将国内的事治理好以待时机到来。大凡侍奉别国，不是送去珍宝钱财，就是对人家低三下四。用珍宝钱财侍奉别国，就是将钱财耗尽也未必使人家的欲望得到满足；低三下四、态度谦卑、好话说尽也未必能和别国建立友好关系；就是签订条约、立誓结盟，但说不定哪一天毁约撕盟。即使只拿出极少的钱财侍奉别国，但如果自身没有可依赖的基础，也还是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如果放弃对外交结的策略，一心一意治理好国内的事务，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挖掘土地潜力，增加国家积累，勉励人民不怕牺牲以巩固城防，上下一心，君臣同一志向，团结广大民众保卫社稷国家，人民效死力也不离弃，那么想张扬名誉的不必去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想获得利益的不必去攻打难以取胜的对手，这才是保全国家的较好方式。

人民有了前进的道路便会一齐走在这道路上，有了法规就会一同遵守。当然单靠义理不能使人民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同样单凭威势也不能使人民紧密地集聚在一起，所以要设立君王来使民心统一。君王掌握“一”就能治理好天下，如没有常规天下就大乱。君王治理国家之道，不是靠有所作为，而是靠无为。那么，什么是“无为”？即是聪明的人不借用权位来生事，勇武的人不凭靠权势来施暴，仁慈的人不利用地位来施恩惠，这些可以称为“无为”。做到这种“无为”，就算得到“一”。“一”是万物的根本，所向无敌的法宝。大凡人的禀性是年轻时浮躁妄为，年壮时凶狠逞强，而到年长就追求起私利钱财来。这可说人一生中是经历多次性格改变，又何况一个君主多次改更法令、一个国家多次更换君主呢！每人都是从自己的地位立场出发来表达自己的爱憎，这种爱憎观因社会的错综复杂而变得五花八门，是难以一一理顺清楚的，所以君王失去了“一”就会乱套，这种乱套比没有君主时的混乱更厉害。因此，《诗经》上这样说：“不出差错，不忘过去，按照老规矩行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王如果喜欢运用智术，就会违背时令而放任自我，抛弃启发而运用心计。但实际上天下的事情广博而人的智术浅薄，用浅薄的智术去应对广博的事情，是不可能做好事情的。只想依靠个人的智慧来办事，失误必定不少。所以“任智”、“崇智”，是死路一条。同样崇尚勇武，就会轻视敌人而忽视防备，只凭自身力量而拒绝相互间的帮助。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抵抗强大的敌人，不凭借众人的力量而只凭自身力量，必定不能胜任。所以崇尚勇武，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喜欢施舍，但无一定的标准，上面的分配没有标准，下面的奢望就没有止境。如果多施舍而增加赋税以充实国库，这实际上是与百姓过不去。但如果是赋税收得少，施舍却又多，这国库里的财钱数量就不足以开销。所以喜欢施舍，是一种招致怨恨的做法。因此，仁、智、勇、力虽说是人的美好才能，但不足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贤能是不值得依靠利用的，而道术却是可以遵循和发扬广大的。

圣人凭心处事，众人以物欲行事。君子施行正气，小人施行邪气。内心观念符合本性，外在行为符合义理，遵循事理而行动，不受外物的牵累，这就叫“正气”。热衷于滋味、沉溺于声色，喜怒无常，行动不考虑后果，这就叫“邪气”。邪气与正气互相伤害，物欲与本性互相损伤，二者不可并立，一方树立，另一方必废弃，所以圣人是抛弃物欲而依顺本性。眼睛喜看美色、耳朵喜听音乐、嘴巴爱尝美味，接触这些东西就喜欢上它们，这就是不懂嗜欲的害处；贪吃暴食不利于身体安宁，听淫声不合于大道，看美色不利于天性。这口、耳、眼三种器官争着接受物欲，而能制约它们的是义理，即“心”。割除毒疮不是不痛，喝下有毒性的药汤不是不苦，但是病人愿意忍受，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渴了喝下生水也很痛快，饿了大吃一顿也很惬意，但是人们不这样做，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以上四种情况，耳、目、鼻、口这些器官是不知取舍的，只有用“心”才能够控制它们，让它们适可而止，各得其所。由此看来，欲望不可任用，以物欲行事是不行的，这十分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大凡调养身体保养天性，就要做到调节起居、适量饮食、平和喜怒、劳逸结合，让这种养生之道始终落实贯彻，这样邪气就很难入侵到你的身体中来，哪像因担心肿瘤产生、毒疮发作而预防着那样伤神费心！那能够盛下整头牛的沸腾大鼎，蚊蝇是不敢靠近的；那昆仑美玉纹理精细，尘埃是无法污损的。圣人丑不内萌而心灵纯洁、美不外致而心灵善美。所以祭祀只是为了思念亲人而不是为了祈求神灵降福，宴请只是为了对宾客表达敬意而不是为了回报，唯有不汲汲追求才能够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因为有公道而没有私见，所以称他为尊，而不称为贤。拥有大地的人，因为遵循常规而不玩权谋，所以说他公平，而不说他聪明。对内没有残暴的事情招来百姓的怨恨，对外不以贤能的行为招致诸侯的猜忌，上下礼节遵循而不偏离，想评说的人因为看不到想看到的形迹而无法评头品足，这就叫做藏匿于无形之中。如果不是藏匿于无形之中，谁不能知道他的情况呢？夏商周三代君王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因顺。所以大禹疏导江河，是因顺水性；后稷种植谷物，是因顺地力；汤武平定暴乱，是因顺时势。所以天下可以得到但不是靠强力来夺取，霸王的地位可以接受但不可强求。任用智慧则容易导致与人争讼，任用武力则容易导致与人竞争。不能使他人没有智慧，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智慧；不能使他人不崇尚武力，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武力。这两种情况崇尚的就是无形不现。所以君王的贤能不显露则使诸侯不戒备；不贤的事情不显露则使百姓怨恨无从产生。百姓不怨恨，那么民众的力量你就可以利用、得到，诸侯不戒备，那么夺取天下的时势就可以利用。事情是与众人一起做的，功业是靠时势运用而生的，而圣人就要在这其中销声匿迹，看不出他参与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老子》说“老虎用不上它的利爪，犀牛用不上它的尖角”。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鼓不藏身于声，所以敲击时会发出声音；镜不没形于其中，所以外物照镜时会映出影像。金钟石磬可以发声，但不叩击它就不会鸣响；管箫可以发音，但不吹奏它就不会有乐音。圣人深藏不露，不做倡导的事，事物来到时才加以控制，外物降临时才作出应对。修饰外表会伤害内质，放纵情感会伤害精神，表现文采会遮蔽质朴。一刻都不忘掉表现贤能，这必定会困扰本性；走一百步路一直注意自己的步态仪容，这必定会劳累他的身体。所以羽毛翅翼美丽的飞鸟，因善飞而伤损它的骨骸；枝叶繁茂的树木，因枝叶消耗而损害它的根部，能够两全其美的，整个天下都难以找到。

天本有明，不忧虑百姓在黑暗中生活，而百姓也自会开门户、凿牖窗，从天上采光照亮房屋；地本有财，不忧虑百姓的贫穷，而百姓自会伐木砍草，从大地获取财物丰富生活。得道的人就像山丘、巍然不动，而行路人将它作为目标来攀登。这巍然不动的山丘只是自然而然地自给自足，它也不对人有过什么有意的施与，取用山丘财货的人也不必以为受了山的恩德而要去回报它，所以这山能安宁长久。天地也是这样不赐予，所以也就无剥夺；就像日月那样无恩施，故也不招惹怨恨。喜欢施恩的必定多怨恨，喜欢施予的必定会剥夺。唯有在无为中隐匿自己踪迹、顺随天地自然的人，才能理解这个启发而不爱名。名誉兴盛起来这道就行不通，道行得通则人就无须名位。所以称誉产生，这诋毁也就随之而来；善行显示，这恶恨也就跟着而至。利是害的开始，福是祸的先导；唯有不追求利的人没有害，唯有不追求福的人没有祸。是诸侯却要去谋求当霸主，就会连诸侯都保不住；是霸主却要想统治天下当天子，就会连霸主的位子都保不牢。所以国家以保全自己为长久之计，称王称霸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人生也以活命为长久之计，大贵大富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能够不因为拥有天下而伤害国家，能够不因为拥有国家而伤害身体，这样的人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不懂“道”的人，放弃自己已拥有的，而去追求自己所没有得到的，煞费苦心玩弄智巧邪行，幸福来临就高兴，灾难临头就恐怖，策划计谋弄得疲劳不堪，事务纠缠得智困虑苦，灾祸由此产生也终身不悔，一切是自作自受，却反而埋怨人家。不是沾沾自喜，就是忧心忡忡，心里总是不平衡，行为没有原则标准，这就叫做“狂妄之徒”。

君主如果喜好仁慈，就会对无功者奖赏、将有罪者释放；君主如果喜爱刑罚，就会废弃有功者，诛杀无罪者。而没有偏好的君主，如施行刑罚就没有人怨恨，如施舍恩德就没有人感戴；因为他效法水准，遵循墨绳，自身不参与事情本身；就像天地一样，什么事物不被覆盖和承载？所以将万物融合起来使之平平和和是君主的职责，制裁和诛杀罪犯是法律的功能。人如受惩罚而不表示怨恨遗憾，这就说明事情处理得合乎天道。道能占上风，这人间社会省却不少麻烦事。圣人不穿奇异服装，没有怪异行为；他的服饰不引起众人的议论，他的行为不引起众人观察，他的言论不引起众人的评论；通达时不浮华，困窘时不沮丧，荣贵时不炫耀，隐逸时不困窘，超凡脱俗而不被人感到怪诞，仪容和普通人一样。难以用名称来命名他，就叫做“大通”。升阶下堂的举止，拱揖谦让的礼节，小跑疾走，盘绕周旋，都是不得已而去做的，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内心的情绪并不同这些举止行为符合。做到这种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一定要这样做的，哪里是特意这样安排的？所以不得已而唱歌的人，是难以表露悲情的；不得已而跳舞的人，是不会努力展示优美舞姿的。唱歌、跳舞不能表露悲情，展示优美舞姿，都是由于内心没有真情。善于博弈的人，不一心想赢，他不担心不会赢，只是平心定意，投箸落子符合心意，行走棋子遵循规则，虽然不一定最后胜利，但得到的筹码一定不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博弈的胜负取决于术数技艺，而不取决于人主观愿望。同样，善于赛马的人，不贪求跑在最前边，他也不害怕单独落在最后，只是通过双手调节快慢，驾御者的意图和马匹协调，虽然不一定跑在最前面，但马匹的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跑马领先，是在于技巧而不在于主观愿望。因此，消除欲念这技术就能发挥出来，同样抛弃智慧这道术就能确立起来。商人多方钻营就会失败、工匠技艺太繁就会困窘，这是因为他们心不专一。所以树木粗大妨碍它的高度，水流阔广影响它的深度。有智慧而没有权术，即使钻营也不能通达；有百种技艺而没有纯一之道，即使获得了也不能持守。所以《诗经》上说：“贤人君子，他们的仪态总是一定不变的。仪态不变，因此诚心坚定不渝。”君子的诚心大概就是这样专一坚定的。

舜只需弹奏五弦琴吟诵《南风》诗歌，就能治理好天下了；周公则进餐时还要忙于政务，钟鼓悬挂着不解下来，辛勤地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平民百姓一家子守着百亩土地，没有空暇时间，也无法摆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君王一人执掌天下，时间还有剩余，政事不够他处理，因为他将事情分派给百官去办了。处于尊位的君王就像尸主，处在官位上的百官就像祝宰。尸主虽然会扎刍狗烧猪，但他不去做这些归他人的事，即使不会做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损失；俎豆摆放顺序、黍稷上供先后，尸主尽管知道也不去指指点点，即使不懂这些规矩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一定要做到，不懂“祝”的人，不能让他担任祝者，但并不妨害他做尸主；不会驾车的人，不能让他担任御手，但并不影响他处于主位。所以地位越尊贵就越安逸，身份越高杂事越少。这就像弹琴，小弦虽然音调急迫，而大弦声音一定舒缓。

无为是道的本体；处后是道的功能。无为驾驭有为，叫做“术”；处后制约占先，叫做“数”。效仿“术”就强大，审察“数”就安宁。现在将卞氏之璧给人，不能接受这一点的，是先得到它的人；寻求才得到它，虽然埋怨却不反悔，是最后得到它的人。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两人为事争吵起来。争吵双方都认为自己正确，听不进对方的话。另外一人虽然愚钝，也一定会从旁判定谁是谁非，这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没有卷入这其中的争吵。同样，两人斗殴，另一瘦弱者站在旁边，如果他帮其中的这个人忙，这个人就必定会获胜；如果他将两人中的一人拉开，这场相打就此平息。参加斗殴的双方都十分强壮，但却都受这一瘦弱者制约，不是因为瘦弱者骁勇，而是因为瘦弱者本身没有参与这场相打斗殴。由此看来，后来的制约着居先的，文静的胜过躁动的，这是一种规律。背道弃数而寄希望于偶然，改变常规更易旧俗，凭小聪明来碰运气机会，有了过失就责难自己，侥幸碰中机会就认为是掌握了时机，行动愚昧且又荒谬更改，一辈子都不醒悟：这就叫做“狂妄”。有了灾祸就屈服，有了一点福就自满，有了过失就追悔，有了功劳就骄傲，始终不知返回心意，这就叫做“狂人”。

圆阵符合圆规，方阵符合方矩。行军排成兽阵，站立形成列队，这样可以率领少量人马而不能统率千军万马。蓼菜长成行，瓶瓯有底座，量粟而舂，数米而炊，这样的人可以管家务而不能治理国家。洗净杯盘进食，洗好爵来饮酒，洗涤干净以后侍候长辈用饭，这样的人可以在家赡养长者，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不平易不能办大事，不简约不能聚合众人。大型的音乐必定平易，重大的礼仪必定简略。平易简约能成天地。大型音乐平易而没有怨伤，重大礼仪简略而不受责难，四海之内都能统领，所以这样的人能成为天子皇帝。

心里有忧愁的人，即使有安适的床榻松软的垫席也不能让他安睡；即使有菰米饭牛羊肉吃也不能使他感到甘甜；即使有琴瑟竽的吹奏也不能使他快乐。而一旦内心的忧愁消除，就吃得香甜、睡得安稳、住得舒适、玩得快乐了。由此看来，活着有它的乐趣，死去有它的哀伤。现在有些人致力于增加人本性所不乐意的东西，而损害了本性快乐的东西，因此即使富有得拥有天下，尊贵到做了天子，但还是免不了成为悲哀的人。

大凡人的天性，喜欢恬愉而讨厌忧虑，喜欢安逸而讨厌辛劳。内心始终保持无欲，可称为恬愉；身体保持无事，可称为安逸。身心处于恬愉舒适之中，身体处于安逸闲适之中，等待天命的安排，内心自寻快乐，不着急身外的琐事，虽天下之大也不足以变易他的生活模式，日月隐藏也不能干扰他的生活态度。所以虽然低贱但他觉得尊贵，虽然贫寒他觉得富足。大道无形象，大仁无偏爱，大辩无声音，大廉无贪心，大勇无矜夸，这五者被保存下来，就差不多接近正道了。

军令多变或不统一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酒令太多或混乱就会导致酒席吵闹发生争执。部队混乱就容易临阵败逃或投降，酒席吵闹发生争执就容易互相伤害。所以事情常常是开头美好，最终却变得丑鄙；事情常常是开头快乐，最后以不高兴收场。简简单单的事，最终变得繁琐不堪。现在有人准备好美酒佳肴宴请宾客，以卑恭的态度和委婉的言辞接待客人，想以此来交结朋友欢聚一场，但在饮酒过程中却以饮酒多少而发生了争执，并打斗起来造成伤害，为此双方族人结下仇怨、变成仇人，出现了原本不想见到的局面，这就是酗酒在坏事。《诗》的偏差在于后来的邪僻，《乐》的失误在于后来的怨刺，礼的偏差在于后来的苛责。徵音中并不是没有羽音掺杂，羽音里也并不是没有徵音掺杂，五音中没有哪种声音不掺杂，但仍然以“徵”、“羽”等等来给五音定名，因为五音分别以本音调为本体来确定的。所以仁义智勇四种品质，圣人都具备，然而对具体某个圣人用一种名号命名，是针对他身上的那种品质特别突出而言的。阳气在东北方产生，到西南方消失；阴气在西南方形成，到东北方衰弱。阴气和阳气在产生之初都是协调和适的，又非常相似的。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各自增长本身的成分，以至渐渐拉大它们的差距，或者阳气极盛时热得沙石烤焦，或者阴气极盛时冷得河水结冰。因此圣人是谨慎地对待事物量的积累。河水发源于高山而最终流注大海，庄稼生长于田野而最终收入粮库，这就是看到它们的开始便知道它们的归宿了。祭祀时，崇尚草编的席垫、装在樽中的玄酒、放在俎上的生鱼、盛在盘中的肉汁，这些物品是既不赏心悦目，也不合人胃口，但先王们就是看重它们，这是因为先王们重视的是祭祀之根本而不看重一些枝末的东西。圣人与外界事物打交道，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圣人一定掌握着能应付千变万化的不变之道。那寒与暖正相反，当大寒冻裂大地滴水成冰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不因此降低它的热度；当大暑高温热得能使金属熔化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也不因此增加它的热度。寒暑的变化对火本身没有影响，这是因为火有它自己的特质。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刘安招致宾客，在他主持下编着的。据《汉书。艺文志》云：“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说的内篇所遗。据高诱序言，“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全书内容庞杂，它将道、阴阳、墨、法和一部份儒家思想糅合起来，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杂家。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文帝8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他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鼓琴。他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所著《离骚体》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