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史载：明万历年间，全国只保留了最重要的8所钞关，其中7所在运河沿线，从北向南依次是：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关、北新关(杭州)，只有江西九江例外。）

板闸，即明代平江伯陈瑄开清江浦河时所建四闸之一。板闸镇，位于淮安市淮安区西北，面湖背海，左江右河，明清时为南北舟车要道。《山阳县志》记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沿运河北运，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淮安板闸，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板闸实为咽喉要地也。”

当年设在板闸的淮安榷关，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淮关监督署衙门，二是淮安大关，这两大部分组成了淮安榷关的主体。第三是因淮安榷关而形成的板闸古镇。《淮关小记》有诗云：“板闸人家水一湾，人家生计仗淮关；婢赊斗米奴骑马，笑指商船去又还。”这家家依淮关而过活、婢女都能借出一斗米、仆人都以马代步的景致，生动地描写了淮安榷关所在地板闸古镇当时的繁荣。

淮安钞关最早见于史籍记载是在明宣德四年（1430年）。

淮关监督署衙门有大仪门，门旁是一对有屋檐高的波斯大石狮。门里是左、右鼓亭，是每天早晚奏乐的地方；紧挨着鼓亭的是左、右辕门；背对着仪门，在左辕门外东南角有一座3窗12门的更楼，这是供更夫休息的地方；仪门前有一块写有“楚水司储”四个大字的照壁，照壁左右各有一根近20米高的旗杆。大门内东边还有土神祠三间，对面戏台一座。另有头役班房4间。大门内西边则有关帝殿3间，对面戏台一座。健快班房两间。

再走就进了淮关衙门的二门。二门东侧有文武二帝祠3间、官兵的宿舍，西边是钱粮、商税等办公用房。中间有大堂三间，上有“厘革宿弊”、“公平正大”等匾，二堂3间，写有“为臣不易”之匾，配有正房、内宅、耳房、厢房、游廊、书房等。

再后面就是怡园了，也就是后花园。花园中有爱莲亭、与善堂，更有一处文津书院，是当年给生员、童生讲课之处。建此书院的淮关监督李如枚在园内立有一石刻，上书：“敦实谓之富，尚德谓之贵，崇礼谓之丰，从厚谓之余。”

淮安大关（关卡）则设在运河大堤之畔。它由一座两层的关楼和其它附属建筑组成，楼顶上写有“淮安大关”四个大字，老远就能看见。大关具体办理货船的查验、报关、收税等事宜。现在，由板闸街转上大运河大堤，仍能看见当年淮安大关的石码头。

淮关监督署衙门，规格为道台级，建筑规模当在三万平方米以上，比淮安府署要雄伟。监督为淮安榷关的最高长官，一般为旗人，也有由皇帝亲戚担任的。清代著名学者、诗人王渔洋（后官至刑部尚书）、近代古文三大家之一的冒广生（《钵池山志》（六卷）等书作者）均任过淮安关监督。史载，淮关监督的月薪仅为20两银子，不过一年办公经费却有一万两。淮关衙门和大关上，有官吏至夫役千余人。笔帖式为监督之副手，月薪为19两银子。下属的官职还有税课大使、巡检、护库武弁、职役、夫役等，最少的月俸只有六钱四分银子了。

淮安钞关设有三关十八卡。三关为板闸关、宿迁关（在今宿迁市）和海州关（在今连云港市）。十八卡为：上一铺（在今淮安市淮安区河下）、下一铺（在今淮安区南角楼）、清河闸（在今淮安市清江浦区）、码头（在今淮安市淮阴区）、高良涧（在今淮安市洪泽区）、顺河集（在今淮安市淮安区）、东沟（在今阜宁县）、益林（在今阜宁县）、流均沟（在今淮安市淮安区）、车桥（在今淮安市淮安区）、老坝头（在今盱眙县）、蒋坝（在今淮安市洪泽区）等。

清朝开始设的关有三，一是户部钞关，就是设在板闸的淮安钞关，专收商品货物税。二是户部储粮关，设在清江浦（现淮安市清江浦区），专收粮食税。三是工部抽水关，设在清江浦，专收船料税，因为当年清江浦造船业发达，竹、木、铁钉、麻、油等均可抽到税的。之后，到了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户部储粮关和工部抽水关均并入了板闸的淮安榷（钞）关。至此，淮安榷关管辖范畴达4万平方公里地区，成为全国最大榷关。

乾隆初年唐英执掌淮安关之时，运河四大关（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浒墅关）的平均年税收为50.5万两，淮安关实际税银收入多达62.3万两，居各关之首。淮安是以漕粮运输为主的口岸，粮食流通税占了税收总额六成以上。而在全国常关（内地税关，与征收进出口税的海关相对）之中，淮安关岁入长期位列第三。

当年淮安大关收税的情景是这样的：

每天下午6时许，淮安大关便由石码头放出一排船只，拦住大运河的河面，所有过往船只都得在此抛锚，等待第二天验货交税。往往待过关的船只能排有两三里路长。

第二天，淮安监督署衙边的更楼最先迎来了东方的曙光。这时，更楼的更鼓声渐渐淡去，雄伟的石狮左右的吹鼓亭却开始欢快地奏乐，表示一天的办公开始了。

听到署衙的奏乐声，运河大堤上的淮安大关也开始工作。拦河的船桥撤去了，督检带领“扦子手”、“钞户”以及夫役等上船检验。扦子手用带有刻度的扦子一量船只的吃水深度，载货量就脱口而出报给了督检。钞户则按专业分工工作，茶叶钞户验茶，绸布钞户验布，竹木、油麻、豆子、杂物等也有专人来验，如此这般，填出税单，收缴税金。税率从一分例到九分例再到一钱例到九钱例直到三两例不等。

清王朝的财政收支不分中央与地方，实行“统收统支”，即由各省按照中央政令总征各项赋税，然后在户部统一筹划和监督下开支国家各项经费。由此，三关十八卡的淮安大关成了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极重要的来源，其地位重要由下例可见一斑：康熙朝开始时全国关税为100万两，而淮安关上缴的关税占一半之多。为此，板闸有关税“居天下强半”、“天下盐利淮为大”之美誉。当时有民谣唱：“运到山阳扭个弯，凤凰宝地建三关；朝廷财政摇钱树，国富民强运金山。”

当然，朝廷对这个热点岗位也是严加监管的。一是淮关监督的任期有限制。淮关监督一般任期一年，有的几个月就换。二是惩戒极严。清嘉庆年间初任淮关监督的刘朴，因为没有完成征税指标，被罚银两万两。第二年再罚五万两（相对于月薪20两，这个经济处罚是很重的）。嘉庆十八年淮关监督元庆因关税短少，从四品降为了六品，次年再降为七品笔贴式。严厉的监管使淮安榷关一度成为执行税法最为严明的关卡。

板闸古镇是淮安钞关的第三部分。在古时，他是由东、西、南、北四条石板街组成的。这几万条的古石板，每一条都记载着一个故事，每一条都是一段哲理明言。

故事一：石板街的故事。

板闸古镇上当年住有一户大盐商叫程超户。史载他在镇上拥有多处盐池，每池年产盐2万担。他从楚州运出去的盐究竟有多少已无法考证。他熟读孔孟之书，仁义爱人。一天在大雨中，他看见屋外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摔倒在泥泞中久久爬不起来。再看河堤上上船下船的民众更苦，经常有人滑倒堤上、掉入河中。他想，如果将板闸各街各巷、淮关衙门前后、码头上下都铺上石板，那不是一件大善事吗。想到此，他立即摆下酒席，请来当地所有的船老大，请他们在把淮盐运往外地返回时，每船带几块长条石压潮。船老大们一致赞同。于是，回板闸来的船只，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带回了长条石。石料备足后，程超户又自费请来很多石匠以及杂工，经一番努力，将板闸镇各街各巷、淮关码头大堤上都铺成了石板路。

石板街给居民们带来了方便，良好的生活环境更吸引了八方来客。板闸镇上矗立起三元宫、回寺庵等29座寺庙庵观。现在还可看到的是三元宫，它由4座白色的大房子组成一个院落，一间屋里还有位坐在红尘中的观音。这个三元宫，曾做过新四军的印刷厂，当年新华日报华北版就是在这里印刷的。

故事二，旗杆与刘罗锅的故事。

在板闸古镇边运河大堤上（原淮安大关门前），还有一根20余米高的旗杆。旗杆曾是两根，当年人们在二三十里外都能看到旗杆上高高飘扬的旗帜。有人迷了路，远远望见旗杆上的大旗，便找到了方向。现在，只能看到一根旗杆了。

那还是在乾隆年间，刘墉、和珅陪同乾隆皇帝下江南，龙船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清江浦区）停下，乾隆命令刘墉先乘小船到淮安大关去通报。刘墉素闻淮安榷关执法严明，有“圣旨难逃淮安关”的美誉，便想亲身试一下。于是，他着便装乘着一只小船来到淮安大关前。他先是“偷渡”，但很快被关役发现截获。关役告诉他，过关船只一律要排队按次序验船后才可以通过。这时，刘墉便拿出官威来要强行过关，关役仍拦住他的船并予以训斥。刘墉生了气，就让关役去报告淮关监督，说是刘墉刘大人来了。监督接报后立即来到关上，见刘墉穿的是百姓服装便道：“你这位老者，竟敢冒充刘墉九千岁，该当何罪？”刘墉道：“监督，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宰相刘墉。我陪皇上下江南，万*岁的龙船就要到了，快开关迎驾吧。”监督不认识刘墉，任他如何辩解，就是不信，还下令扣留他的小船。一听这话，刘墉忙调转船头要逃，监督放出快船急追，最终小船被截住，刘墉被带上岸捆绑在关门前左边旗杆上。

不久，乾隆龙船向淮安大关驰来。监督慌忙接驾。在得到乾隆确认后，监督亲自去替刘墉松绑。这时刘墉腰眼硬了起来，为难监督道：“放下我可以，但一不准解绳，二不准刨倒旗杆，否则我就不下来了！”不过监督也聪明，他叫人运来三根长木做成“大吊车”吊住旗杆，再从根部把旗杆锯断，从刘墉的身后抽出了旗杆。从此，淮关门前只剩下了一根旗杆。

故事三，国舅爷与波斯石狮的故事。

清雍正年间，雍正皇帝有位国舅叫庆元，他在京城里到处拈花惹草、惹事生非，弄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宁。嘉庆皇帝便让他到肥得流油的天一第一关淮安关做监督。国舅当即高兴地答应了，嘉庆皇帝便赐予他两眼花翎二品官衔、见官大三级。国舅爷不日就走马淮关上任。料理了几天关务后，他备感繁劳郁闷。正巧，驻清江浦（现淮安市清江浦区）的河道总督为了巴结国舅，请他到河督府赴宴。酒宴之后，国舅爷便住在河督府不走了。河督心里是“木头人落井——打不到底”，陪着小心问国舅道：“国舅爷，板闸的淮关上可少不了您啊……”国舅回说，自己的衙门没有河督这个衙门大，又不热闹，他不想回去了。听国舅爷这么说，河督立即表示由他出资，在板闸建一座和清江浦河督衙门规模一样大的淮关衙门。就这样，淮关衙门建起来了，和官阶从一品的河督的衙门一样宏伟。这时，讹了人家一座衙门的国舅才回了淮关衙门。回淮关后，他又调用兵卒在衙门最里端开挖了那个后花园。

时隔不久，波斯国向清朝进贡物品，其中有两对屋檐般高的白帆石朝天吼雌雄石狮。当两对宝贝经过淮安大关时，被国舅获知。他当即扣下一对，写了一张收条，交给赠送国宝的波斯使节说：“你到京城后，凭这个条子告诉嘉庆皇帝，就说有一对狮子被我收下了！”

波斯人走后，是淮安人发挥聪明才智，用大葱、大蒜铺在圆木上，慢慢将这对石狮拖滑上岸，再拖到淮关衙门前。这时，人们才发现他们拖来的是三只石狮，因为其中的母狮怀里还抱着一只小狮子。由此，民间就有了“淮关衙门三只狮”一说。可惜这对无价之宝的朝天吼石狮，1967年下半年在“文革”中被“除四旧”打碎烧成了石灰。

国舅的故事当然是传说，不过国舅庆元的劣迹却是实实在在地记录在了淮安地方史册上。说庆元任淮关监督时，有官员潘观察犯了事，出事前将一万两银子寄存于庆元处。最后事情过去了，潘公子前来要还所存放的银子。庆元表面如数奉还，背地里却让仆人装扮成强盗将银子抢了回来。本以为潘公子为此本来就不干净的银不敢闹什么事的，但潘公子竟到淮安府衙告起状来。把总方文登又抓获了所有劫道的“贼”。此案由此惊动了皇上，派刑部侍郎黄炳赴淮来审。最后的结果是，庆元获罪受到惩办，潘氏也因此银是贪赃而获重罪。

淮安榷关衰败的原因有很多，如海运分流了货运，铁路兴起比水运更快捷了，运河淤堵难行了，自古以来“重租税以困辱”商贾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商人利益，等等，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代后期榷关自身腐败的严重。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范金民先生研究，当时淮安榷关的腐败表现在：一是裙带关系带来的吃闲饭的多，从而需增加税收外的盘剥，这大大加重了商人和船民的负担，导致船不走淮安。当时淮安榷关吏书、员役、夫役多达1100员，连监督年希尧也说“淮关各项衙役，诚属过多”，而且“此等人役，均系土著人民，父子兄弟相继入署当差，”世代相袭，关系复杂。如淮安大关的扦子手12人，世代相袭，商人早就打听清楚姓名，预先做了打点，得了好处，扦手便为之作弊，国家的税收大打折扣。另一个淮关监督国栋发现：“淮关口尚有一种跟役，皆系游手好闲之徒，百计钻营，辗转汲引，该家人（淮关关员）等一时碍于颜面，遂为收用。甚至一人而收用十余人者。若辈到关，无所事事，不惟徒耗口食，抑且从中作弊，朋比分肥。”用了这么多闲人的结果，便是“商贾到关，未问正税，先索饭钱，尝见货物无多之客商，其所费饭钱，竟有数倍于正税者。”淮安大关，原来依朝廷规定，商人每纳一两税，可以加收二分“火耗”，后淮关自己又加收验票钱、验笔钱、饭钱等，每笔钱为一钱三四分，几笔一加，纳一两税，实交一两六七钱。于是，“商贾以关钞为第一大害”，“商贾望见关津如赴汤蹈火之苦”，便有许多的船家，宁肯多走路，也要绕过淮关。

另一腐败表现在给军队“特别政策”上——漕运官军在漕船北上时可搭载一定数量的“土宜”沿途贩卖，这些军队经商的“土宜”（土特产）是免税的。于是，康熙年间每船可带60石，嘉庆年间就增加到150担；乾隆年间准许回空的船带60石，嘉庆年间达到了84石。这些军队公开的“走私”也流失了大量的国家税银。在乾隆年间，临清、淮安、扬州和浒墅四个榷关平均每年各关税收为50. 5万两时，淮安关最高达到62.3万两。但到清代后期，淮安榷关每年只能收到税银两三万两了。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五月，朝廷来文，将淮安榷关交与两江总督代管，后来就下放给了淮安府管，知府汪树堂于九月任事后，另订章程，整改积弊，第一批就裁书吏60人及一批差役，遣散家丁，革除钞户，另选僚友。

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实行货物就厂征收统税，取消内地关卡，板闸榷关最终被裁。大关上人员，四处散去。淮安榷关，繁盛一时，却在之后的二百年中消耗殆尽，只在运河大堤上留下一截光秃秃的旗杆的旗墩。唯有运河大堤石码头边的渡船，还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生命，从这岸渡到了那岸，用一只橹在吱吱呀呀地唱着那首古老的诗歌：“嫩黄柳色水边含，清浦人家聚一湾。十里长堤平似掌，暖风斜日到淮关……”

今天的淮安钞关遗址，已经成为了“中国运河之都”江苏省淮安市的一个历史文化景点，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淮安钞关遗址主要由榷关遗址、石码头驳岸遗址、石护坡、石板街、三元宫五部分构成。2006年淮安市政府决定修复钞关遗址，作为板闸生态旅游区的标志性建筑。工程于2008年9月竣工。

现在的淮安钞关已成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里运河文化长廊的组成部分，拟建榷关风情体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