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淮河流域就有人类活动。已经发现的远古时代的文化遗址，就达100多处。如：位于沂河上游的沂源1号遗址；位于淮河中游的盱眙县下草湾遗址；位于淮河下游的苏北连云港桃花涧遗址和淮安青莲岗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淮河流域人类活动更为活跃，现已发现散落在淮河流域各地的仰韶、龙山、青莲岗、大汶口文化遗址100多处。其中1977、1978年在河南新郑县发掘的裴李岗遗址，从出土的文物证明，淮河流域在数千年以前已经有了农业和畜牧业。

陶器的广泛使用和图形文字的出现，说明淮河流域的人类当时已经脱离了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

古老淮河很早以前就已成为淮河流域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源。从漫长的文化史分析，淮河文化源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兴盛于淮河流域的宋、明文化，并与中原文化汇合，才使中国进入炎黄同尊、龙凤呈样的时代。我国的孔孟儒家学说，墨家学派，韩非、李斯的法家学派，都是在淮河流域创立的。

淮河流域人民为中国古代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早在4000多年前，夏王朝就在颍河上游的登封建都，这标志着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开端。继夏而起的商朝，也首先在河南商丘一带艰苦创业。

夏商王朝的兴起，创造出代表世界东方的灿烂文化，堪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古文明相媲美，被称为世界4大文明之源。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淮”字的记载，稍后2900多年前的西周钟鼎文中也有“淮”的字样。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记有“鼓钟将将，淮水汤汤”的诗句。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禹贡》云：“导淮自桐柏，东会泗、沂，东入于海”，并对淮河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载。

淮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自邗沟、鸿沟、汴渠和京杭运河的先后开凿，这里成为经济命脉地带。

商周时期，位于淮河下游的淮夷方国成为商周统治者的劲敌，迫使他们屡次派兵征伐，招致商王朝的覆灭和周王朝的衰败。

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又成为大国争霸和角逐的重要地区，出现了号称“天下之中”的商业都市陶(山东定陶)，还有陈(河南淮阳)、寿春(安徽寿县)、睢阳(河南商丘)、彭城(江苏徐州)和鲁城(山东曲阜)等大都会。

秦汉时期，汉高祖刘邦起兵反秦，襄助刘邦夺取天下的文臣武将也多出生于淮河流域。

彭城(徐州)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统治中心，楚汉决战于垓下(安徽蚌埠固镇)，项羽兵败，自刎乌江(安徽和县北)。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曹操就诞生在淮河支流涡河旁的沛国谯(安徽亳州)。北宋王朝建都汴梁(开封)，号称东京。到了南宋，宋金对峙便是以淮河为界。

元末，一代帝王朱元璋出生凤阳，从戎于凤阳。

朱元璋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年年杀气未曾收，淮南淮北草木秋”，这就足以想象出淮河流域频繁发生的战争及其给人民加重的负担。

人祸加上天灾的袭击，导致著名的农民起义，秦末大泽乡起义，西汉赤眉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梁山起义，元末红巾起义，清末捻军起义。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农民起义大多发起于淮河流域。

不仅如此，许多古代重大的战役都是在淮河大地上进行的：著名的齐鲁长勺之战，宋楚的泓水之战，朱明的靖难之战……魏晋以后，每当祖国南北分裂，淮河就成为双方对峙的鸿沟，盱眙临淮的宝积山“岁币库”，即是宋金划淮为界，纳币敬贡的最好例证。著名诗人杨万里“两岸舟船各背弛，波浪交涉亦难为”的诗句，真实地反映了以淮河为界双方分裂的历史局面。淮河流域的劳动人民不但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又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区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设在盱眙的黄花塘，刘少奇、陈毅、张云逸、罗炳辉、彭雪峰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转战淮河两岸，运筹于洪泽湖畔，为拯救民族危亡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解放战争中，淮河流域的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积极支前，从中原突围、孟良崮战役、苏中七战七捷到震惊世界的淮海战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淮河流域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淮河源头——桐柏山，是神话中盘古开天劈地的地方。

这里，太白顶雄居山巅，云台山毗邻峰侧；淮源山溪容纳百川奔腾而下，“万顷白云蒸绿壁，一声黄鹤唳青霄”。

在河南淮阳，人们为追忆“三皇五帝”之首天皇伏羲氏的功绩建筑了伏羲陵庙。相传伏羲氏教民结网捕鱼，画八卦，妻子女娲手拿矩尺，炼石补天，积芦灰以止淫水，成为中华民族千古流传的佳话。郭沫若著《中国史稿》中，把伏羲氏称作淮河流域民族的祖先。

鲧和大禹父子治水的传说，更是家喻户晓。据史载，大禹是淮河流域河南登封人，他曾三次到桐柏山察看淮河水情，征服淮河水妖巫支祁，使淮河不再泛滥。

安徽怀远县的涂山，相传是大禹取涂山氏和大会诸候的地方，后人在涂山项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禹王宫，象征涂山氏的天然石像——启母石矗立在禹王宫前。

涂山隔河相望是荆山，在那里曾为大禹的儿子建造过启王殿，山腰有白乳泉和望淮楼，在那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联：“片帆从天外飞来，劈开两岸青山，好趁长风冲巨浪，乱石自云中错落，酿得一瓯白乳，合邀明月饮高楼。”荆山脚下的“断梅谷”，是长淮三峡之一，更是风景秀丽的天成佳景。

大禹的后代，在淮河流域建立了夏王朝，阳城(河南登封)和阳翟(河南禹县)，即是当时夏王朝的古都遗址。

山东鲁城(曲阜)是孔子的老家，也是鲁国的文化中心，孔子在这里修订了《诗经》、《尚书》、《易经》、《礼》和《春秋》等古代文献，创立了儒家学派，传播了古代文化，曲阜．的孔庙、孙林、孔府，邹县的孟子墓、孟庙和孟府，成为历代人们祭祀、瞻仰、游览的圣地。

春秋战国时期襄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出生在安徽颍上县，在这里建有纪念管仲的管鲍祠。

并依据管鲍分金的故事在盱眙的管镇建立管鲍分金亭。安徽宿州有陈胜、吴广宣布起义、结盟誓师的“涉故台”，驻扎练武的“七十二营垒”和“骑路”。在河南永城县芒砀山南麓不仅建有陈胜墓地，而且还保留了刘邦“斩蛇起义”的碑亭。

刘邦出生地沛县，保存着公元前196年刘邦所作、东汉蔡邕手书的《大风歌》碑刻，并建有汉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歌风台”。

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的出生地安徽亳州，有曹操青年时期读书遗址，视察农田的东西观稼台、屯粮遗址、演兵处、歇马池和栅马墙等。最为珍贵的是曹氏墓群和地下运兵道。

亳州还有纪念三国时神医华佗的华祖庙。“建安七子”大多出生于淮河流域。

隋唐时期，江淮地区经济更加繁荣。自隋炀帝开挖南北大运河后，通济渠横贯淮河流域，沟通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水系，沿运河出现了许多盛极一时的大都会。北宋王朝都城汴梁(开封)，是当时“天下富商大贾所聚”之处，不仅是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故都，城内有古老的开封铁塔和著名的相国寺。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以开封为背景，描绘当时都城的繁荣景象。“淮右名都”扬州，景色秀丽、人文荟萃、经济繁荣，不仅赢得了历代帝王和文人骚客的喜爱，而且还吸引了阿拉伯、伊朗、印度和日本等国际商贾，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嵩山，是我国著名五岳之一，也是淮河流域颍河(淮河最大的支流)的发源地。因嵩山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到“圣迹遍天下”的清乾隆皇帝，无不把登嵩山、览峻极作为其炫耀文治武功的一项壮举。北魏孝明帝时建筑的嵩岳寺塔，是我国最高的砖塔；少林寺成为我国佛教禅宗的发祥地。寿县西北的古战场八公山，三面临淮，一面滨淝河，主峰东侧有“汉淮南王刘安之墓”，西侧有战国时代名将廉颇的墓冢；山下即是当年秦晋淝水之战的晋军渡口“东津渡”。

山东泗水县的泉林，传说大禹治水曾经过此地，春秋末年孔子也曾到过这里，陪尾山西麓还保留着“子在川上处”的古迹；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来泉林追溯泗水的源流；唐朝诗人李白也曾在这里对酒高歌，留下了“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的名句。地处淮河中游的安徽凤阳，建有时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皇陵”和“中都城”。位于淮河中下游的盱眙，不仅是朱元璋的出生地，而且大明王朝的龙脉——明祖陵也建在这里，从而成为明文化的发源地。

世世代代与淮水结下不解之缘的淮阴、淮安，地处淮河与洪泽湖的交汇口，这里地理优越、交通便捷，向有“九省通衢”、“南船北马交汇之所”之称，在中国漕运和交通史上被视为襟喉要地，明清两朝漕运总督署和负责河防要务的河道总督署曾设在这里，淮阴侯韩信、大文学家吴承恩的故里也在这里，曾有“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之美誉；特别是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沉陷于淮河水下已达320余年的古泗州城，堪称“中国庞贝”。气势恢宏的洪泽湖大堤绵延百里，成为闻名华夏的“水上长城”，从而使这片人文荟萃的热土成为一颗熠熠生辉的“淮上明珠”。

在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的十几个诸侯国为了角逐争霸，曾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有：公元前605年楚国令尹(即宰相)孙叔敖在今寿县境内兴建的我国最古老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芍陂，也就是安丰塘。同时兴建的还有河南期思雩娄灌区。春秋时河南的徐偃王在淮阳(陈)上蔡之间，开挖了人工运河，沟通陈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称霸中原，在今扬州附近开凿邗沟，沟通了江淮，成为以后京杭大运河的前身。战国时魏国开凿了开封至沈邱的鸿沟，沟通了黄河与淮河。

“临淮自古多名士”。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和历代的政治变迁，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物。除产生许多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外，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文学艺术家。如管仲、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刘邦、项羽、韩信、蔡文姬、曹操、诸葛亮、朱元璋、施耐庵、吴承恩、孔尚任……，特别是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也诞生于此，可谓群星灿烂，光照千秋。淮河文化以流域地区界定。分水岭内，东至黄海；北至沂蒙山和黄河南堤；西至伏牛山、桐柏山，南至大别山和皖山余脉，河两岸和凡是流进淮河的支流地域生存的文化，均可称之为“淮河文化”。由于淮河流域面积广袤，有着华夏“天中”的优越地位，域内与各方接壤的地区出现文化交融。其东北连齐鲁、西北接中原、西南接荆楚、东南通吴越，因而融合了这些地区的文化精华，形成了古文化多元性、丰富的一大特色。淮河文化包括了商周时代的东夷(包括淮夷)文化、涡淮两岸产生的老庄文化、先秦时期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两汉和北宋之后南移的中原文化、明清之际兴起的淮扬文化。因此，淮河文化的定义应是以流域内自然地理环境为生存条件，在淮河主干流地区，以楚、明文化的底蕴，兼容中原文化而形成的区域文化。

淮河在我国东南部南北分界的地理区位，自然赋予了淮河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以淮为界，北称“黄淮”，南称“江淮”，淮河文化正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数千年融合的结果。它主要体现 在淮河干流两岸空间范围内，反映出南北过渡、兼容并包的特色。

淮河虽然是居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南北界河，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却是融而不阻的中间地带。南方人说它是北方，北方人说它是南方。“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均反映淮河两岸以淮为界，分出平原与丘陵的地貌；旱粮与水稻的农耕方式，米北面的生活习俗，茶北酒的饮食习惯，寨与山村的居住群落；南舟北车的交通方式，南蛮北侉的方言区划。北方人的豪放刚烈，南方人的柔宛秀丽，皆能融合于淮河两岸人民的秉性之中。

我国区域文化从大的范围分类一般都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区域划分或以先秦时期的国度划分为齐鲁、吴越等区域文化，尚无以淮河流域为地域特征的淮河文化之说，而淮河文化作为独立的区域文化，是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可取代的。由于淮河文化具有鲜明的过渡兼容性质，对研究我国地域文化融合规律，有着典型的意义。楚郢都寿春出土的青铜器，明显吸收了吴越先进的冶铸技术，才达到战国时期青铜器鼎盛的水平，处涡淮口的怀远以江淮方言渗入中原官话而出现的方言岛，成为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中原地区传入的花鼓灯艺术，从淮河上游传播到怀远，出现了豪放与轻灵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被誉“东方芭蕾”，名的凤阳双条鼓质朴而娓婉，是淮河中游地区民间艺术向江淮地区过渡的艺术形式，而盛行于苏、鲁、豫、皖交界地的“泗州戏”则是明清时代流行于淮河流域古泗州一带“拉魂腔”的传承与演进，扬地区模仿、消融苏南文化特质，在淮河下游蕴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淮阳都市文化。所有这些都对研究区域文化融合规律有着重要的价值。

《管子·水地》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淮河是流域地区交通和农业的命脉。从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古城兴起、衰落、变迁，均与淮河水利密切相关，沉睡在洪泽湖底的古徐国雁门关，沉没在淮河水下的古泗州故城，从淮河水下拯救出的明祖陵等等，无不说明淮河水利是构成淮河历史文化变迁的重要原因。从河流的文化生存与传播中的作用出发，分析淮河干支流水系变化，可以看出淮河主干流从中原到沿海，其上游北岸涡、颍河，以及历史上的汴河源于中州大地；南岸史、淠河连接荆楚；下游又有大运河贯通京杭，沟通中国南北。河流即文化传播的渠道。淮河流域出现的楚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的交融，均是以河流为载体。

自1194年黄河全面南泛，到1855年黄河北徙，在整个历史的沿革中，明代中叶的淮河流域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呈增长势态，并在下游的淮河地区出现了以徽商为主体的盐商经济社区。在治理淮河的漫长岁月中，形成了大量的历史典籍，因而有些专家把它称之为“水利文化”，北魏郦道元编著的《水经注》，对淮水其支流的原委、分合，流经地区的地理变迁和历史事件均有记载；明代万历年间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两河经略》等著作，提出了“筑堰障淮，束水攻沙，水逼淮注黄”等治水思想，清代康熙年间靳辅的《靳文襄公奏疏》，提出黄、淮、运综合治理主张，完善了潘季驯的治水思想。当前我国已由农耕社会走向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文化传播方式虽然发生变革，但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因素，对社会文化的形成依然起着重要作用，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情育一方文。

一部数千年的淮河兴衰史，民俗文化贯穿始终，影响较大的有秦始皇捞鼎、徐福买药、水漫泗州、收伏巫支祁、小白龙探母、九牛二虎一只鸡等。特别是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流行于整个淮河流域，而其地域特色特别明显。淮河中游凤台峡山口、荆涂山峡、下游盱眙甘泉山与圣人山之间的圣山湖、禹王河，均有颇为典型的故事为印证。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其实质也是区域文化的差异。以人为本，强化区域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必将进一步提高区域的文化品位，从而带来区域经济的腾飞和发展。

由于淮河地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各种不同文化在此碰撞、交流，淮河文化作为融合中原文化、吴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具有兼容性和过渡性的特点，孕育出了中华文化奠基人的老子、庄子、管子、颜回等先哲，以及 “三曹父子”、“竹林七贤”等文学艺术的巨擘。

淮河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在这个地区发生过几次著名战役，其中有些战役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战争给淮北平原留下了斑斑伤痕，也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迹，滋养着这个地区的文化，同时，也塑造着这个地区的人文精神和豪爽、乐天、侠义的民风。

淮河文化，跨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和齐鲁文化、楚荆文化、吴越文化并立而互相渗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淮河流域，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器物距今8000多年，比黄河流域韶文化早1000多年。在蚌埠怀远，则有禹文化的产生。涡河流域是道家发源地，而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居“主干地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陈鼓应语）。从春秋后至秦汉的诸子百家，很多产于淮河流域。仅在原安徽境内者即有老子、庄周、管仲、刘安及其宾客所形成的淮河学派；东汉哲学家、经学学家桓谭、桓彬父子，皆文学家，麟曾入宫讲学，彬之文与蔡邕齐名；东晋，有桓温、桓冲、桓玄三代政治家、文学家。桓冲、桓伊协助谢安抗秦，桓伊还直接参与淝水之战指挥，他又是音乐家，《梅花三弄》名曲创作源于桓伊，伊且善笛、筝，曾在晋武帝前吹笛为谢安缓颊，使孝武帝司马昌明重新起用谢安，因而“桓伊笛”成为历史佳话。有趣的是上述诸桓，都是今怀远县龙亢（古有龙亢县）及其附近的人，这对研究人才的群体也有帮助。

东汉以降，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华佗为代表的医药学，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很高的地位。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中嵇康和刘伶都是安徽谯沛地区人，同时期的著名书画艺术家戴逵及戴勃、戴嗣父子也是谯郡人。唐朝毫人大画家曹霸善画马，杜甫有《丹青引》和《观曹将军画马图》，赞其艺术之高超。他的学生韩干也是画马名手。北宋皇佑元年，欧阳修在颍州建起“西湖书院”，荟集一时风流名士。元代戏剧家毫人孟汉卿是关汉卿同时代人，其剧作《魔合罗》有相当水平，为传世之作。清初毫人梁巘是书法大家，和梁同书齐名，有南梁北梁之誉。及至晚清，寿州又出了著名的状元孙家鼐，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傅，任武英殿总纂，晚年主张改革，戊戌变法时参加强学会，复以吏部尚书兼任管学大臣，主办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之北京大学）。孙氏后代中有众多企业家、学者、艺术家。而近代文坛，又出现鲁迅倡导的“末名社”，其主要成员除鲁迅、曹靖华外，有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韦素园、李何林。有意思的是，除李何林是霍邱城里人外，其他四人皆霍邱叶集人，且都是叶集小学同班毕业。一个小镇四个青年，同为鲁迅所器重、培养，皆卓然成家，也是文坛佳话。叶集附近还出了一个著名文学家蒋光慈，同芜湖钱杏邨（阿英）共同创办“太阳社”，蒋光慈小说在当时青年中影响很大。再如萧县，在历史上就是著名的书画之乡，它的源起可上溯到南北朝刘裕父子（今萧县的人），而当代又出现了刘开渠、肖龙士、卓然等艺术大家。这些生长淮河两岸的著名文学家、艺术家，都可以说明淮河流域文风鼎盛。

由于淮河亘贯中国中部，历史上多次南北分裂对峙，绝大多数以淮河流域为界，形成拉锯式战场，加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战争频繁；再由于黄河自东汉以来多次夺淮，借淮入海，水系和植被均受到严重破坏，使淮河流域地表文物、古代建筑几乎荡然无存，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难度。但从地面仅存一些遗址遗迹来看：如以芍陂（安丰塘）为代表的春秋时期孙叔敖（楚令尹）创建的水利工程，古寿县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凤阳明中都城等，就足以显示这一地区丰富的文化底蕴。同时，该地区地下文物仍极丰富，凡发掘出土者，皆光彩夺目。如在涡阳“天静宫”出土文物丰富，极具研究价值。特别是从1989年发现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经6个年头的发掘，发现了一个规模宏大聚落遗址，出土文物近5000件，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发现30多年来聚落研究的空白，被列为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固镇又发现新石器遗址和汉墓群。至于豫东、徐海一带出土文物，数量很多，价值亦高。由此可见，淮河文化研究领域广阔，是一块承待开垦的文化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