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发布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楼召开。

2008年7月15日，装载着竹简的塑料箱通过海关抵达清华大学，一开箱大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据介绍，竹简在流转海外的过程中，持有者大概为了卖个好点的价钱，用竹片把竹简托起来，但是他们用的竹片没有经过消毒处理，搞得竹简上全是霉点。其后，专家们用最小最软的画笔洗掉霉点，把竹简泡入无菌蒸馏水里。在校方的支持下，还为竹简建起了恒温恒湿的保藏室。

2008年10月14日，由11位专家组成的鉴定组得出结论：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内容大多为前所未见的“经、史”类书。

为了印证这一论断，2008年底，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这批简中的无字残片标本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矫正后，得到的数据为公元前305加减30年，即战国中晚期之际，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基本一致。另外，专家还请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李学勤说：“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批竹简出自湖北，它的制成年代是在白起伐楚（公元前278年）之前。”

在鉴定会上，专家们就提出了缓脱水，快拍照的建议。对竹简拍照，最关键的是尽可能清晰准确地表现简的原来状貌，但在不脱水的状态下，要拍出不变形的照片，却是很大的难题。为此，专家与清华美术学院的摄影家们反复试验，终于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拍照后，专家们将简的数码照片投影于墙壁上，一枚一枚地依次试读。这样的读法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批竹简久已散乱，大多数失去了原来的次序，折断的也没有拼合起来；另一个是竹简上的战国文字，久已失传，解读起来有很多障碍。

不过，专家们就像玩拼图一般，根据竹简长短，编绳位置，版式，字体和字符间距，竹简内容等对各种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终于在竹简中找到了至少63篇书。

自2009年9月以后，专家们根据已经选定的9个篇目，分头释读。每周，他们都要在研究所内开两三次研讨会，对释读成果进行汇报、讨论。“简直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刘国忠说，“这些竹简中蕴含的内容丰富得超乎想象，甚至连竹简上的书法都堪称赏心悦目”，工作简直成了一种享受。

2010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出版，2011年1月5日，首批成果正式发布，包括9篇文献，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其中，《尹至》《尹诰》两篇述夏末商初之事，《程寤》《保训》《耆夜》三篇内容属商朝末期，《金縢》《皇门》《祭公》为周朝史事，而《楚居》讲述了楚国历史。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认为首批文献有五大学术贡献：重现了《尚书》及类似典籍、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地理、提供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研究的珍贵材料。

2011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出版，收入了一部已经失传2300多年的历史著作，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将之命名为《系年》。《系年》一共有138支竹简，全篇共分为23章，记录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可能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订正作用。

2012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出版，共收入6种8篇文献。

《傅说之命》三篇：简文长约45厘米，有三篇，共24支。《傅说之命》是《尚书》的一部分，然而它与东晋时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中的《傅说之命》内容全然不同，清华简《傅说之命》的出现，和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中刊出的《尹诰》即《咸有一德》一样，确证了传世孔传本为伪书。

《周公之琴舞》：简长45厘米，共17支，是一组乐诗，由十篇颂诗构成，这是与《大武》结构相仿的乐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其内容。

《芮良夫毖》：简长44.7厘米，暂定为28支简。儆戒性质的“毖”诗，是刺讥时政的政治诗。

《良臣》：简长约32.8厘米，共11支，简文通篇连贯书写，主要记述黄帝以至春秋著名君主的良臣。

《祝辞》：是一篇巫术色彩浓厚的简文，其中记录了一些古时巫术咒语，比如遇到失火、溺水等情况时，口中念什么咒语。

《赤鹄之集汤之屋》：简长45厘米，共15支，简文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有浓厚的巫术色彩。

2014年1月7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公布，整理出《筮法》《别卦》和《算表》3篇文献。

其中的《算表》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堪称最古老“计算器”，可计算乘法、除法以及开方，填补了中国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

2015年4月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公布，共整理出六篇战国竹书。

《封许之命》语词、文风与西周文献、册命金文非常接近；武王在位时间较短，成王时期似更具备客观条件进行大规模分封；周王的赏赐物可分为玉器、秬鬯、车马与车马器、荐彝四类，其中金文礼器名称特别有价值，可与青铜器自铭对照作深入研究。

《厚父》叙事与大盂鼎颇为相似，反映出的周初重德的思想与当时文献亦相符合，其民本思想较周初似有所发展。

《命训》与《度训》《常训》全篇为论体，非常引人注目，所反映的天道、人道思想过去多认为见于东周以后。

《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篇记载伊尹事迹，但主体还是在记言，应更接近道家类文献，与《赤鸠》更接近小说家不同，反映思想可能与早期道家君人南面之术有关。

《殷高宗问于三寿》则与战国诸子学说诸家夹杂的特点相符合。

2016年4月16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出版，整理了5篇文献，记录了春秋时期郑国、齐国、秦国和楚国的历史。

《郑武夫人规孺子》简，提到了郑国的郑庄公。根据现有文献推测，武公在卫国居住可能是在嗣位之初。

《郑文公问太伯》则记录了郑国公族太伯规诫文公的言辞。学界一般认为郑桓公早卒，郑国东迁实际是从第二代国君郑武公开始，而《郑文公问太伯》则明确记载郑桓公就已经“获函、訾”“克郐”，开始东迁启疆的进程。在他看来，这一记载揭示了两周之际郑国开国的真实面貌，也将为春秋早期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子产》则是“论文”，它是关于郑国名臣子产道德修养及施政业绩的论说。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从圣君如何利民自勉，做到君民相互信任，讲到子产执政，如何“自胜立中”“助上牧民”。文章有较强的思想性，体现浓厚的儒家气息，可见孔子称子产为“古之遗爱”，确有渊源。

《管仲》是一篇阐述治国之道的论文，与齐国历史有关，通篇以齐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展开，共十二组问答。

《子仪》记述秦、楚史事，讲述秦晋肴之战后，秦穆公汲取教训，为对抗晋国，转而谋求与南方的楚国联盟，释放长期囚禁在秦国的楚国重臣申公斗克（字子仪），举行隆重的典礼将其送回楚国，以此向楚成王示好。

简文叙述的便是穆公送行时的种种情节，穆公和子仪的外交辞令多以诗歌和譬喻的形式，表达了秦楚勠力同心的合作意愿，这些语言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2017年4月23日上午，清华简研究团队发布了清华简的第七辑整理报告。清华简第七辑共四篇，均为传世文献未见之佚籍，记载了春秋战国史事。分别是《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越公其事》。其中，前三篇主要记载晋国历史。《子犯子馀》和《晋文公入于晋》皆以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为主角，记载重耳早年流亡在外，借助秦国力量返国，以及重耳归国后整顿内政，一战而霸的史事。晋国自昭公以后，公族式微，国政落入六卿之手。《赵简子》系范献子与成鱄对赵简子训导劝诫的文辞，其中还提到国君以俭得政、以奢失政的道理。

《越公其事》是本辑最为重磅的一篇，全篇共75简，共分为十一章，详细叙述越王勾践兵败后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依次实施好农、好信、征人、好兵、饬民“五政”，重新崛起，最终灭吴的经历。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认为，这四篇简文丰富了古代史学资料，有助于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编撰和史学发展状况。其中，《越公其事》与《国语》中《吴语》和《越语》皆以勾践灭吴为主题，整体结构大致相似，但叙述过程有详略，所表达主旨也各有不同，这一方面说明它们有相同的史料来源，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在流传过程中有不断变化的趋势。

此外，传世文献中对“五政”的说法，大致与本篇类同，可见这些治国方略与治世思想，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11月17日，纪念清华简入藏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成果同期发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共收入8篇前所未见的战国佚籍，分别为《摄命》《邦家之政》《邦家处位》《治邦之道》《心是谓中》《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

其中《摄命》为西周册命文书，当是《尚书》中失传已久的《冏命》（今本《尚书》中的《冏命》系“伪古文”），《书序》中的“伯臩”“伯冏”即此篇中的“伯摄”之讹。根据《书序》记载，该篇是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时所作，《史记·周本纪》更认为是周穆王即位初年所作，而根据简文中揭示“摄”与时王身份的线索内容，研究人员推测“摄”应为懿王太子夷王燮，篇中的周天子则是孝王辟方。该文记载了周天子命伯摄出纳王言、掌管刑狱，教育伯摄当遵行王教、康惠小民的命辞。天子命摄“出纳朕命”，协于畿内御事百官与畿外四方小大邦，告诫摄当勤恤政事、恫瘝小民，毋敢怠惰、酗酒，可见册命规格之高。本篇属“书”类文献，对于西周史及《尚书》流传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除《摄命》外，《邦家之政》《邦家处位》《治邦之道》《心是谓中》《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则是一系列富含治国理政思想的文献，很多内容对当今时代仍然颇有启迪意义。

2019年11月22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举行。

清华简第九辑整理报告共刊布竹简124支，包括《治政之道》《成人》《廼命一》《廼命二》和《祷辞》等五篇新发现的文献，均为传世文献未见的佚籍。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成人》篇。该文献通过王与成人的问答，集中阐述了先秦时期对法治观念、法律意义、司法制度、刑法原则的认识，一些语句可与《尚书·吕刑》对读，是一篇重要的法制史文献。

《成人》篇开宗明义，论述法律是治国的纲纪，得之则兴，失之则亡。篇中详细阐述了司法人员要秉心中正，兼顾公序良俗；案断刑狱要兼听“两造”（原告、被告）陈述，广泛采证，稽查案件中的细微之处，参考对比相关案例最终定谳。该篇保留了大量先秦时期的法律用语，文句存在拟古倾向，释读难度较高。

《治政之道》共70简，约3230字，全篇气势恢宏，论说君者当自修德义，施教化民，选贤任能，勤恤百姓，慎用武力，亲睦邻国。该篇既有典型的儒家思想，也有寡欲不争、节葬节用、四民世守其职等道家、墨家、法家思想，体现出杂糅百家的特点。

此外，清华简第九辑整理报告还有两篇《廼命》，为君主告诫群臣、同宗忠君勤事、言语谨慎，勿强取豪夺，以保其宗室的禁戒之辞；以及一篇《祷辞》，为祷祠地祇的告事求福之辞。

2020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成果发布会首次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新址召开。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共收录竹简五种八篇，皆为前所未见的佚文。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四告》，这是清华简整理团队自《尹诰》《说命》《摄命》等篇之后，又一次整理发布的书类文献，共四篇。其余四篇中，《四时》《司岁》与《行称》三篇是数术类文献；《病方》是方技类文献。这一辑的内容涉及天文、历法、自然等诸多方面，对了解先秦时代社会思想文化带来新的认识，并具有丰富的天文史、科技史价值。

《四告》全篇有五十支竹简，分别记载周公旦、周公之子伯禽、周穆王满、召伯虎的四篇告辞。其中第一篇是周公向皋陶祝祷的告辞，周公历数商纣暴虐与周文王、武王功业，希望皋陶护佑成王，选贤任能，维护“周邦刑法典律”，该篇内容与《尚书·立政》密切相关，结构、文句多有相似之处。第二篇是伯禽初封于鲁，祈求无有过失、长保鲁邦的祷辞；第三篇是周穆王自悔耽于游田，祈求安静其心的祷辞；第四篇则是因望鸱集于先公寝庙，召伯虎祈求禳去灾祸、永嗣邦家的祷辞。四篇告辞各自独立，依时代为序，体现了书类文献的编纂特点。

《四时》与《司岁》连续编号，抄写在同一卷。《四时》详细列举每月一、四、七、十、十四、十七、二十、二十四、二十七日的星象和云、雨、风等物候，并将一年分作三十七时，其中星象术语又多分为青、玄、白、赤四种，分别对应四象东方青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之一。该篇星象术语、运行变化自成体系，与《史记·天官书》等传世天文类文献颇有不同；所载物候与《礼记·月令》、《大戴礼·夏小正》、《吕氏春秋》以及《淮南子》的《天文》《时则》等也互有异同。而《司岁》篇则历述太岁运行一周十二岁所值之辰及其吉凶占断，是当今所见最早的记载太岁十二岁名的文献，可与《尔雅》、《史记·天官书》、孔家坡汉简《日书》等文献相比照。

《行称》与《病方》抄写在同一卷。《行称》记一月“六称”的具体日期、利弊和成效，所记称行之事均属政事，包括裕文、均民、恭祀、吊劳、绰武、毕抑，是当今前所知首篇专述一月内政事宜忌的先秦时令类文献。《病方》载病方三种，前两种属酒剂，末一种为汤剂，是迄今所见抄成年代最早的方技类文献。

2021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正式召开，并同时面向全球直播。发布会反响热烈，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0万人，诸多海内外著名学者通过“学堂在线”等平台全程观看了发布会。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收录长篇战国竹书《五纪》。该篇共130简，全篇内容基本完整，总字数近4500字，是前所未见的先秦佚籍，篇幅巨大，可称出土简牍之最。《五纪》借托后帝之口，以五纪（日、月、星、辰、岁）、五算为中心，确立了天地万物的常规、法度。《五纪》将星辰历象与礼、义、爱、仁、忠五种德行，天神地祇所司所掌一一相配，而更大篇幅则集中于与之对应的人事行用，涉及树设邦国、礼仪祭祀、人伦德行、土工百物、兵戎战事、生育繁衍、人体疾祟等各个方面。全篇构建了宏大而复杂的天人体系，可谓是先秦时期对天人关系认识的综合与总结。

《五纪》篇涉及《尔雅》所载斗建十二月名、二十八宿，也涉及黄帝战蚩尤等神话内容。该篇始论历数，终归人事，规模宏大，结构严整，层次丰富，意蕴浩繁，对于古代天文历数、国家治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新发现的一篇关于先秦思想文化史的重要文献。《五纪》篇的发布，将为先秦史学界提供一篇重要的思想文献，也为社会各界了解中国古代天人观念提供了宝贵的出土文献资料。

2022年11月25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西书局与“学堂在线”合作，以线上方式开启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成果发布会的全球直播。包括海内外著名学者在内的近50万人次线上观看了发布会。

本辑整理报告收录了一篇长篇战国竹书《参不韦》，主要内容是作为天帝使者的参不韦对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训诫，训诫的核心内容是“五刑则”，即五则、五行、五音、五色、五味，从而指导夏启设官建邦、修明刑罚、祭祀祝祷、治国理政。

这篇竹书共124支简，内容完整，总字数近3000字。这是继清华简《系年》《五纪》之后，整理公布的又一篇超百支简的长篇竹书，是前所未见的先秦佚籍，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思想、官制等具有重要意义。

简文通篇为参不韦对夏启的训诫。参不韦，即“三不违”，不见于文献记载，其身份为天帝的使者，受天帝的委派来指导夏启治理国家。启是大禹的儿子，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第一位君主。简文通过拟托参不韦向夏启传授天帝之命的形式，陈述作者对人君建邦治政的理念。简文以远古洪水泛滥、导致天下混乱开篇，与《尚书·洪范》和清华简《五纪》类似。天帝于是创制“五刑则”来治理洪水，“五刑则”的顺利实行，成功抑制了洪水。天帝因而命令参不韦将“五刑则”授予夏启，指导其治理邦家。

“五刑则”是《参不韦》的核心思想，其具体内容包括五则、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等五个方面，其中，五则又称“五德”，即礼、义、爱、仁、忠，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音即宫、商、角、徵、羽，五色即青、赤、白、黑、黄，五味即苦、甘、酸、咸、辛，属于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

《参不韦》论述“五刑则”的重点在于将其与职官系统相配，并具体规定了每个职官的职责，以此来指导夏启治理国政。如简文以“五行”与职官“司工、司马、征徒”相配，“征徒”一职未见于传世文献记载，据简文可知，其对应文献的“司徒”，这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官制的认识。

2023年12月10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举行，来自全国科研院校以及校内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现场发布会。本次发布会与学堂在线合作，以线上方式向全球直播，包括海内外著名学者在内的140余万人次线上观看了发布会。

“清华简”第十三辑共收录《大夫食礼》《大夫食礼记》《五音图》《乐风》《畏天用身》5篇竹书。

第十三辑收录了一篇形制和内容独特的战国音乐类文献《五音图》。《五音图》原简应有37支，现存35支。

两篇音乐类文献，内容十分重要。《五音图》中央绘有一个五角星，其上角对应宫组音名，其他四角对应商、角、徵、羽各组，按逆时针方向依次分布。五角星图形由“宫—徵”“徵—商”“商—羽”“羽—角”“角—宫”五条连线构成，展示了五音生成的规律，其背后蕴含的思想是“三分损益法”，与《管子》《淮南子》等书记载的五音生成顺序相合。《乐风》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记载音律名称，后一部分性质尚难明确。两篇乐书为中国早期乐理体系以及先秦音乐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畏天用身》是一篇思想类文献，共17支简，内容完整，无缺简，围绕天人关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展开论述，简文高调宣扬人的主体意识，充分展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先秦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

现代人都知道乐音的音高是由波长所决定的。中国古人虽然不懂机械波的物理学理论，但是他们却从弦乐和管乐的实践中总结出了跟现代发声理论完全一致的道理，这和当时的数学比较发达有着密切关系。

过去通过出土的先秦编钟等，人们知道三分损益法最晚在春秋晚期已经形成，这是通过测音和铭文研究等综合推拟出来的，而清华简上五音的损益顺序是通过五角星直接反映出来的。

虽然《五音图》的功用还难以确定，但这一发现丰富了先秦音乐史研究资料，对先秦音乐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很有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乐风》竹简形制独特，是迄今发现的长度最短的战国竹简，堪称“袖珍型”竹书。这种形制显然是为了便于握持，或许是乐师演奏时手持的“乐谱”。

第5篇竹书《畏天用身》，共17支简，讲述的是如何看待“天命”与“人命”之间的关系。

《畏天用身》系统阐释了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了解事物内在规律，注意事物间存在着对立转化的辩证关系，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既要遵循事物的普遍规律，也要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现象。

本辑整理报告共刊布《大夫食礼》《大夫食礼记》《五音图》《乐风》《畏天用身》等五篇竹书，均为传世文献未见的佚籍，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制、音乐以及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大夫食礼》与《大夫食礼记》两篇礼书。这两篇竹书编连为一卷，分别有竹简51支与14支，前者记载大夫食礼中宾主、傧相的行礼仪节，后者记述行食礼过程中执事者行事的具体礼节，两篇相附而行。简文词句与《仪礼》相类，行礼的节次与《公食大夫礼》最为接近。

发现周文王遗言

清华简经过精心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这批“清华简”共为2388枚；在清华简发现的一些内容珍秘，在历史上久已失传。其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为《保训》。

《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篇文章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对其子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对“中”的解读，学界未有定论，李学勤认为《保训》所说文王流传的“宝训”确是中道，与《论语》《中庸》等儒家文献有一定联系，也正是后世儒学道统说的滥觞。

首次发现武王乐诗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耆国在商朝时是一个离商都朝歌不远的小国。在宋朝前，人们一直认为是周文王时代伐耆，宋朝之后对这个问题出现争论，有了武王伐耆之说。一直以来这两种说法谁都没有获得充分证据。

经释读“清华简”上一篇周武王时的乐诗，为“武王伐耆说”找到了证据。简上记载了周武王8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

李学勤表示，这些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诗已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古文《尚书》重见天日

9篇古籍“隐藏”在100多枚战国竹简中，许多内容系首次为今人所知。《尹诰》真本出土，意味着时隔两千多年之后，真正的古文《尚书》首次重见天日。

《尚书》位于六经之首，是夏商周三代各种重要历史文献的汇编，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这次发现的《金縢》等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

除《尚书》外，“清华简”中还包含有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记载了很多《左传》、《春秋》、《史记》等未有的史事。有学者指出，清华简中的古文原本《尚书》与编年体史书等重要典籍的发现整理，将有可能重写中国上古史。

《楚居》证楚国迁都路线

“季连初降於騩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爰生郢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於京宗，爰得妣疠，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渭自胁出，妣疠宾于天，巫烖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

嵩京，洛阳的别称。因嵩山在其东南，故称。《魏书·李平传》：“嵩京创构，洛邑俶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

宗京就是嵩京，盘庚曾定都于西毫也就是的偃师，所以盘庚就是在嵩京附近的。季连的后代迁徙到嵩京洛阳娶了西毫盘庚之女。洛阳伊川县仍然有座著名的“荆山”是个旅游胜地，伊川有条叫伊川河的河流，伊川河逆水而上就是盘庚定都的偃师了。这正符合了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这句话反映的地理位置关系啊。季连族在熊狂时还没有迁徙到丹阳，到熊狂的儿子熊绎才被封到丹阳。所以楚原本是从郑州迁洛阳再迁丹阳的。

再证今本古文《尚书》系伪书

2013年1月5日，清华简最新研究成果在京发布，其中《傅说之命》三篇与东晋时期古文《尚书》中的《傅说之命》内容完全不同，由此证明东晋文人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系伪造。

本次公布的研究成果共有八篇文献，分别是《傅说之命》三篇、《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及《赤鹄之集汤之屋》。这是自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以来，清华简所出的第三批研究成果。

发现最早的十进位算表

港媒称，一套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竹简已经作为世界上首个十进制计算工具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4月24日援引中国媒体报道称，这21枚竹简大约制造于公元前305年（战国时代），每枚竹简长43.5厘米，宽1.2厘米。

再现战国礼书原貌

2023年12月10日在清华举办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成果发布会上传来消息，“清华简”新整理出5篇竹书，均为传世文献未见佚籍。据悉，其中的两篇竹书再现了战国时期礼书的原始面貌，是散失的先秦礼书在战国竹书中的首次发现。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1951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并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国外名校的客座教授以及多所国内高校的兼职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第三次重大发现”

“清华简”让我们发现了成批的先秦“秦王焚书”以前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些都属于经史类典籍，包括《古文尚书》。此前，我们成批出土的都是诸子百家的，经史类的还属于第一次。当年王国维曾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此次清华简的发现意义不亚于这两次，可以称为“第三次重大发现”。

从内容上来看，不光有《尚书》，《诗》、《礼》、《乐》的材料都有。“诗书礼乐”是流传了2000多年的经典，而“清华简”中的这些内容是我们即使过了多少年也会常讨论的。从此次清华简发现的部分《尚书》内容来看，见于《十三经注疏》中的《古文尚书》确实是靠不住的。这批清华简中，应该有20篇左右《古文尚书》的内容，有些篇有传世本，但更多的却是前所未见的佚篇。这对我们认识真正的《古文尚书》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还有与周代历史有关的，包括楚国历史。这些内容过去有些书中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新发现的内容则可以纠正传统误解、对周代历史的重新审视、建立都有极大意义。由此，这批“清华简”的发现研究，不仅是对文献本身的，还有给我们打开了认识古代的面貌的新视野。

1980年3月出生，专业研究领域是汉语言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侧重于古文字学研究。

著有《帝系新研》《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对包括清华简在内的战国简一直有关注和研究。担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

“高大上”足以抗衡汲冢竹书

如果用一句烂俗的话来讲，清华简的最大特色，正是其内容的“高大上”。

最易直观感受到的是清华简数量之多、内容之完整和丰富，将近两千五百枚简多是完简，初步统计有经、史、诸子类文献七十五篇到八十篇，这个数量和据称七十五卷十余万字的汲冢竹书可以抗衡，然而汲冢书里除了《易》类文献之外，并无《尚书》类早期文献。

就具体内容来说，则是清华简引人注目的正经正史著作。郭店、上博的一些儒家著作里（包括有传世本的《缁衣》）引到过《尚书》，但毕竟是零碎不成系统的，清华简一下子就发现了大约二十篇《尚书》《逸周书》文献或性质接近的《书》类文献（尚未完全发表），不但有与今本《尚书》及《逸周书》相合的内容（例如《金縢》《祭公》《命训》），也有见于百篇《尚书》的内容[例如《说命》三篇、《尹诰（咸有一德）》，伪古文虽有，内容与清华简完全不同]，甚至我们有幸读到了连百篇《尚书》和《逸周书》都不见的佚《书》的完整内容（例如孟子曾经引过的《厚父》等）。此外，与《诗》《易》等重要经典有关的内容，也已陆续整理发表，有的可以说非常重要。历史著作则有一部基本完整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长篇通史著作《系年》，对它的讨论研究已经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