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07 20:37
《渔父图》是清初画家性休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渔父图
东西南北任遨游,万里长江一叶舟①。
梦里不知身是客,醒来大地忽新秋②。
①遨游:本意为游乐。此处意为游荡奔波。一叶舟:一条小船。以其小如树叶来形容船小。
②梦里句:源自南唐后主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词句。醒来句:谓渔父不知时序变化,一
觉醒来,发现已到秋天了。
渔父图是描绘渔民生活的一种画图。休公此诗即是描写一位长期在长江中捕鱼为生的渔民的生活。作者把自己的诗称为图,是想生动形象地有如图画那么直观地把渔民生活刻画出来。这一点,应该说是做到了。从这简单的四行诗中,读者约略可以看到,一位不论春夏秋冬,不分东西南北,活跃在长江波涛中的渔夫形象。渔夫是辛苦的,但却自由。这一点,尤为作者所看重。
性休,清朝初年江南诗僧。字尺木。俗姓朱,明宗室后裔。生卒年、籍贯及其他事迹均不详,大约公元1660年前后在世。
详见《元吴镇渔父图》。
中国画的人物形象中,古代文人最钟情渔父。渔父形象从中国文人的纵深地带穿过,带着文人特有的追慕,在仕与隐之间展现着他们的内心挣扎。杜牧《赠渔父》诗曰:“自说孤舟寒水畔,不曾逢着独醒人”。诗眼在“不曾逢着独醒人”,其表层意思是说世道浑浊,到处皆是随波逐流之辈,“独醒”不易逢知己,抒发对特立独行的超越境界向往,对心灵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安慰。
明弘治张路《渔父图》,原藏于日本东京护国寺(见著录《海外珍藏中国名画》肆,P10,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是张路诸多传承有续画作中的一幅精品。该画纵38公分,横19公分,约合0.7平方市尺。款:平山,印白文:天驰印,水墨绢本立轴。画中巨石绝壁突出溪岸,一叶木舟渔父望水波鱼踪,屏气提网欲撒,舟中一童子撑杆划水而行,溪流弯环,顽石杂草丛生,水面平静如练。画的中心部位,山崖野草藤叶垂荫,远景天空耸峙如洗。观全图,幅面虽不大,视野却异常开阔,气势宏伟,情景逼真。现代人有诗云:“峭壁入天庭,波纹静似镜,崖树垂倒映,渔者唤童行。画悬斋拱壁,无拦遮提醒,燃烛暮时分,恐误入随行!”
张路(1464-1538年),字天驰,号平山,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人。主要活动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擅长山水人物,延续了南宋院体的刚健风气,摒弃了规整严谨的限制,而更加奔放豪迈,笔墨具有刀劈斧斫之气质。总结其风格特点是,“纸上饶有铿锵意,笔端颇含斧斫声”,向来被认为是戴进、吴伟之后成就最高的浙派大家。他与蒋嵩、汪肇的名气,在当时可说显赫一时,尤其在北方,达官贵人都求其画作。他精于人物,运笔非凡,神情活现。写山石多用涂抹,优雅且技巧纯熟。渔父轻舟是他常用的题材,笔从戴进、吴伟的风格,且更显奔放豪迈。他的主要成就也是集中在人物画上,他的人物画显得粗放潇洒,而且线描不管是粗路的还是细路的,都较之戴进、吴伟要劲健,辅景略显含蓄。人物衣折多用顿折的重墨线条勾勒,笔下神仙、士子、渔夫形象质朴豪放,神态清朗。山石以粗犷的笔触作大斧劈皴,景致简略,运笔迅捷,笔墨遒劲淋漓。在当时(弘治年间),他的画名仅亚于吴伟。张路绘画流传于世的不算少,其重要代表作品有《吹箫女仙图》《山水人物图》《山雨欲来图》《溪山泛艇图》《苍鹰攫兔图》等。
这幅《渔父图》所用的材质似宋绢精细缜密,与明代的浙绢粗稀薄有很大不同。“浙派”戴、吴、张的作品后世都有仿制,但是民间的仿制比较低劣,笔墨粗率不堪,人物刻画呆板,尤其是驾驭笔墨的能力远远不够。比较近似的是“浙派”传人的仿制,虽然气格、面貌极为相似,但是用笔的细微处很难逼真。张路受吴伟的影响很大,这幅《渔父图》整体构建险中见奇,合理且稳妥。用笔简练劲健,山石树木及渔舟,多以侧锋勾勒,线条转折多变,充满着动势。用墨明洁、轻快,或以干笔渴墨勾勒,或以湿笔渲染,或以焦墨提神,把墨色的干、湿、浓、淡,有机地构成水墨淋漓的生动画面。尤其是运笔的迅疾威猛,横涂竖抹,似乎随兴所至,一气呵成,却能洋溢出撼人的气势。渔父与童子人物的画法粗细约有不同,服饰用线挺劲细秀,灵妙精巧,顿挫有致。渔父侧首远望,注视水中的鱼影,短衣粗服,露臂赤足,肌肉健实,身后是一童子撑杆划舟,突兀而起的悬壁山崖约遮掩半身。远处的山高水长,取景于深山幽涧,以表达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傲慢。他通过对人物动作的精心描绘,把画面营造成一个场景,使它有了一个渔父乐“隐”的情节。
《庄子·渔父》中渔父那种心中恬静,“与时俱化”、“虚己以游世”的思想内涵,在这画面中,被张路塑造成胸怀视野、与道为一、无欲无求的渔父形象。画面内容平和而真实,自然得有如山溪边我们和渔父不期而遇,山风邂逅渔夫的健康质朴、神情的安详满足,主仆二人的淡定,丝毫不掩饰隐士的清高。可谓“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山石仿马远和夏圭的斧劈皴法,但熟练的利用制绢吸水性能差、不易晕化的特性,多用湿笔晕染相结合,天衣无缝,恰到好处。草木点染适宜,层次清晰,虚实相生,远近分明。全图柔和蕴藉,并无粗狂草率,恣肆刻露之态,呈现一派严谨、闲雅的宋人法度,天地广阔无垠,奥秘难穷,达到了虚景生而神境现的高度,绝不是持门派偏见者如董其昌所评的“硬、板、秃、拙”等贬抑过分的“野狐禅”之流。
历来对浙派与张路的评价毁誉不一。明代“院体”与“浙派”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又呈现出各自的流派特色,他们共同构成了明代前期绘画主宗南宋的艺术潮流,又各在不同方面做出了建树。“院体画”作为宫廷绘画即御用美术,带有明显的政教功能,适应帝王的好尚。“浙派”主宗南宋“院体”,即表现为马、夏的边角之景、劲健之笔、淋漓水墨、斧劈效、拖枝松等形式特征。“浙派”画家取材广泛,重视人物画创作,专注于现实生活的描写,作品具“世俗”味和市民意趣,创作比较自由,情感表达强烈。张路所承续的浙派是历经百年兴盛之后走向衰落的画派,但张路却使其衰而复兴,从院体画法度森严、高雅精丽的重围中冲杀出来,一变而为粗放狂野。这足令恪守传统格局的文人才士们目瞪口呆,群起而攻。张路绘画的艺术特色和杰出成就,不仅冲破了宫廷浙派画法的羁绊,也冲破了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画的格局,故而不但受到宫廷画家们的责难,更受到文人画家们的轻蔑。殊不知张路令一些人诟骂也令一些人赞赏的粗放狂野,正是其艺术中最基本的特质。今天看来,对他的贬抑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观的。他们是画家里的“大行家、大创新家”,画艺全面、功力深厚、技法熟练、作风泼辣,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由于张路作品不题诗文,也不署年月,从其作品整体风貌分析,大致可以断定,较为工细的作品多为前期创作,较为粗放的作品多为后期创作。这幅《渔父图》当属于早期作品。张路生活的时代,浙派活动中心也早已由杭州转到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南京。张路长期流寓活动于此,遂与南京地区的文人画家史忠、徐霖等有了密切的交往,而史忠他们又与吴门画派的沈周等人关系密切,其画风必然受到新崛起的吴门画风的影响。张路文人士夫的出身,也必然与吴门画派有诸多相通之处,画风除院体工整苍劲、灵润精简以及浙派水墨苍劲、狂放纵逸外,又多了文人画潇洒灵秀、典雅清逸的一面。他以自己才智,以比前人更可惊、可惧的笔墨,改换了“宫体浙夏派”的内在情致,使之从宫廷走入民间,为风行一百五十余年的浙夏派增添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