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年里西格里德·温塞特似乎不时会有一些个人的宗教体验。在她的所有作品中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她对既无法用道理也无法用常识来解释的生活奥秘的敏锐洞察力。在她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现实主义背后，总在暗示着某种无法回答的东西。这种对奥秘的认识似乎源于个人的宗教体验。不管怎么说，这一危机改变了她对基督教的看法。她不再相信是人创造了上帝，转而渐渐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人。她接受洗礼的属于新教的挪威国教路德教会并未成为她的选择。1924年11月她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会，从在她家所在教区的当地天主教牧师那儿获得了全面的教诲。当时她42岁。

在罗马期间，她遇见了挪威画家安德斯·卡斯图斯·斯瓦斯塔，两或三年后她嫁给了他。她当时30岁，而且极有可能他是她的初恋情人。斯瓦斯塔比她大9岁，已婚，妻子和3个孩子都在挪威。他们的邂逅一定属于一见钟情的那种类型，但斯瓦斯塔花了近三年功夫才获准离婚。

他们于1912年成婚，之后在伦敦待了6个月。斯瓦斯塔在那儿作画，温塞特潜心研究英国艺术和文学，这些对她的余生而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离开伦敦后他们回到了罗马，西格里德的第一个孩子于1913年1月在当地降生。这是个男孩，起的名字跟他父亲一样。

不论从人或是从女人的角度来说，婚姻和后来出生的孩子对西格里德·温塞特来说都意义重大。但对这位创造力丰富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困境。在从结婚当年到1919年间，她自己生了3个孩子，还有一个庞大而忙碌的家庭需要照看；其中还包括斯瓦斯塔前妻所生的3个孩子。对西格里德来说，这几年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弱智女儿，而斯瓦斯塔的弱智儿子也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她以开放和忙碌的姿态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家庭，招待着新老朋友。

与此同时，她继续在其他人都已入睡的夜晚写作。在此期间，她完成了她最后的几部现实主义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她还参与了就最值得探讨的话题进行的公共辩论，如妇女解放、伦理问题和道德问题。她有着相当不错的辩才，她直率地批评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及蔓延至作为中立国的挪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道德沦落和伦理败坏的危险。

1919年她带着两个孩子迁到位于挪威东南的居德布兰河谷的小城利勒哈默尔，当时她正准备生第三个孩子。他们当初的打算是让她在利勒哈默尔稍事休养，等到斯瓦斯塔将他们的新家收拾好后再立即搬回克里斯蒂安尼亚。但情况并未按事先预料的轨道发展。

事实是，他们的婚姻破裂了。1919年8月，西格里德·温塞特在利勒哈默尔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她决定在利勒哈默尔定居，她那高大漂亮的新居“比耶克贝克”在两年内完工。这处地产包括三座高大堂皇的挪威传统木结构房屋和一个能看得见小城和周围乡村迷人景致的带篱笆的大花园。

西格里德·温塞特在婚姻破裂后方才具备足够成熟的心态来创作她的杰作。在1920年到1927年间，3卷本的《克里斯汀·拉夫朗的女儿》第一次出版，随后是4卷本的《马湾的主人》。在这个创造力旺盛的阶段，她还执着于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向基督教上帝寻求答案。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他将迷途的我引上了正路。”在这段创造力勃发时期结束后，西格里德·温塞特的创作进入了比较平静的阶段。在1929年之后，她完成了以当时的奥斯陆为背景的一系列小说，内容带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她从挪威狭窄但却有趣的天主教徒圈子里选择创作的主题。她还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历史著作，它们无疑增进了人们对挪威历史的了解。此外她还将几首冰岛的萨迦译成挪威语，并出版了一些文学散文，主要是有关英国文学的评论，其中一篇论述勃朗特姐妹的长文和一篇对劳伦斯的评论特别值得一提。这些都不算伟大的文艺作品，但它们都是有震撼力、且有启发性的。

1934年她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十一年》。书中毫无掩饰地讲述了她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童年生活，描述了她那充满智慧与关爱的家庭，刻画了她那生病的父亲。这是挪威有史以来描写一个小女孩的最动人的作品之一，很少有作品能超越它。西格里德在不断地取得成功。

在她将近四十岁时，她开始着手创作一部以18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但这部小说只有第一卷《多尔特夫人》于1939年出版，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战争注定要令她心力交瘁，她再也没能续写这一系列关于18世纪的小说。战争耗尽了她的所有活力。

1940年4月德国入侵挪威后，她被迫逃离家园。她自30年代初就强烈反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她的书在德国也早就被禁。她并不想被德国人抓做人质，因此她逃到了瑞典。1940年4月，她年仅27岁的大儿子安德斯在距他们的比耶克贝克宅仅几公里处进行的战斗中阵亡。他是挪威军队的一名军官，在与德国部队的一次遭遇战中被杀害。德国军队侵占了比耶克贝克，将它用作战争期间的军官总部。

1940年西格里德·温塞特和她的小儿子离开中立的瑞典，前往美国。她在那儿不知疲倦地著述讲演，为她那被占领的祖国辩护。在1945年挪威获得解放后她回到了祖国，那时她已是精疲力尽。她又活了四年，但再也没写一个字。

当前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挪威的年轻一代开始对她的作品发生兴趣。她的作品中体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道德责任感，无论是对他或她自己，还是推而广之，对家庭、对自然或对我们周围的所有生物的一种道德责任感。这似乎就是今天她的作品为什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原因。

西格里德·温塞特皈依天主教的消息在挪威不仅造成了轰动，而且还引得谣言四起。她的名字在《克里斯汀·拉夫朗的女儿》一书在国际上获得成功之后渐渐为人所知，因而此事在国外也受到了关注。今天我们对这种轰动不过一笑了之，但在当时近乎强迫人们信仰新教的挪威，几乎没有什么人信奉天主教，人们在提到天主教时都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甚至有一大部分公众对天主教感到恐惧。不仅教会如此，实际上自由思想者以及那些或多或少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也是一样。有时这种攻击十分刻毒，结果是西格里德·温塞特的雄辩口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她以出乎她自己意料的方式参与了许多年的公开辩论，几乎完全是在为她的罗马天主教信仰辩护。

不过毕竟在提到西格里德·温塞特的时候，感兴趣的并不是她的比耶克贝克女主人或天主教女信徒的身份，而是她作为作家西格里德·温塞特的身份，这段时间是她创作的高产期。

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后，她立即开始在头顶上安全的天花板的荫蔽下着手创作《克里斯汀·拉夫朗的女儿》，这的确是一项重大的工程。她在创作这一主题时感到如鱼得水。早些时候她曾写过一本关于挪威历史上离异教时代较近的一段时期的篇幅不长的小说。她还出版了从不列颠/凯尔特中世纪开始的亚瑟王传奇的挪威语版本。她研究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手稿和中世纪文本，对挪威本土和国外的中世纪的教堂和修道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她尽力试图描绘的那个时代的权威，与创作第一本有关中世纪的小说时22岁的她已大不相同。

在此期间在她身上发生的变化不仅与历史和文学有关，与她作为一个人的发展也有关系。她经历了从爱与恋到痛苦的结局的完整过程，当面对经过一战血的洗礼后处于动荡时期的病态世界时，她曾感到绝望。当她在1919年开始创作《克里斯汀·拉夫朗的女儿》时，她知道了生活是什么。

《克里斯汀·拉夫朗的女儿》当然是一本历史小说，但它又不仅仅如此。历史小说部分甚至不是书中最重要的部分。书中的历史背景足够严谨，足够真实，丝毫未被理想化。这决不是一个作家从现实生活向对过去的模糊向往的逃避。正相反，在这三卷作品里，温塞特将快乐和悲伤、狂喜和绝望的感情——她对此有深刻体验——置于遥远过去的背景之中。她并不打算将它们理想化，不过温塞特选择以中世纪为题材显然是因为她对作为那个时代的特征的坚定信仰感到崇敬。

她将主人公置于遥远过去的背景之中是为了形成作家必需的距离感，是为了用她自己强烈的情感和严谨的思维创造出一件艺术品。她意识到自己正站在步入其写作生涯新阶段的门槛之上。她通过对中世纪的回顾，摸索着、并找到了作家必需的距离感。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努力适应情况，但相当无助。”

这就是她在《克里斯汀·拉夫朗的女儿》一书中描述的生活的奥秘，正如她从自己的经验中获得的一样。这就是为什么长达1400页的《克里斯汀·拉夫朗的女儿》和1200页的《马湾的主人》一样都永不过时的原因。她的主人公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同样可以是我们今天的邻居。温塞特将他们放在一个自然的背景环境之中，它们至今仍是我们的环境，其中有她了如指掌的奥斯陆，她深爱着的居德布兰河谷，和她父亲生活过的特伦讷拉格地区。

她熟悉这些环境，而今天这些环境与70年前她所描绘的并无二致，实际上与13世纪时也没有多少差别。

在挪威以外的地方，她的声望差不多仅限于《克里斯汀·拉夫朗的女儿》一书。但在挪威本土并非如此。通过由于1989年出版的西格里德·温塞特传记，认识到了这一点。传记出版后作者收到了寄自挪威各个地方的信件，作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些信件表明她的读者越来越多——尽管是在这样一个电视年代里。

温塞特的作品仍有读者，而且不仅是那几本有关中世纪的小说。她一共写了36本书，中世纪小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写本世纪初到30年代的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和奥斯陆的小说，第三部分是散文和历史文章。她的创作题材广泛，内容充实，而且很明显的是，挪威的新一代读者已发现了这一点。

西格里德·温塞特的每一本书都不会令读者感到乏味。她是一个伟大的叙事者，对错综复杂的人类思维有着深刻而现实的了解——无论什么年代，也无论什么地方。凭着第一手获得的文学和历史知识，和她对人性的透彻理解，加上明白它对我们所有人的重要性，西格里德·温塞特拥有丰富的素材——情感方面的或是知识方面的——可资利用。

西格里德·温塞特是谁？可能值得一提的是西格里德·温塞特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同年，比D·H·劳伦斯和凯伦·布利克森大三岁。从文学角度看，这些人对她个人来说都谈不上重要，除了D·H·劳伦斯，他的作品在30年代时曾令她十分着迷。但他们都属于同一代；他们是生活在欧洲各个不同角落里的同代人。他们各自的创作确确实实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处在危机之中的欧洲的产儿，而且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西格里德·温塞特创作的主题显然是挪威的，但显然也是欧洲的，正如詹姆斯·乔伊斯的主题具有强烈的爱尔兰色彩、完全是爱尔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