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1 07:07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事业掀开了新的篇章。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事业掀开了新的篇章。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没有这块土地,我们就下不了地。”毛泽东说的“这块土地”就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创立的。
(一)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大震惊。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步步进逼,先后四次对中共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指挥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接着又排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一时期的陕西,尤其是陕甘边地区发生连年灾荒,出现了赤地千里、灾民流离的惨相。而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却有增无减,设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贫苦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抢粮、分粮等形式的自发斗争遍及各地,民变、民暴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此时迅速发展起来,活跃在陕甘边区域,与群众斗争融合一起,并积极引导群众斗争走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使陕甘边地区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
中共中央根据这一形势,于1932年4月20日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向陕西省委提出了“在积极的开展当地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的任务;于1932年6月26日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进一步强调“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是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于1932年8月1日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重申中央关于创立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要求“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的加紧这一工作”,“立刻成立红军一团”,“开始有计划的游击运动”。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的部署,于1932年6月1日作出《关于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把“创造新苏区与开展游击战争运动”作为“陕西全党的一个中心任务”,在陕甘边地区组建农人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进行土地革命,并“在各地的游击运动中抽出一部分最精锐的部队编为一团”,在红军根据地与游击区,最大限度地发展党的组织。于1932年8月25日,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议指出:“必须按照现有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二十六军“必须坚决执行省委的军事计划,以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于1932年9月17日制定了《边区军事计划》;1932年11月,陕甘红军游击队奉省委之命在照金地区集结;1932年12月24日,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该镇现归旬邑县)举行了改编授旗典礼,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军政委兼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团参谋长、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团参谋长、刘约三任团经理处长、杨琪任团管理处长。下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先队,后不断发展壮大,组建了步兵二连和随营学校。红二十六军的成立,为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铺平了道路。
(二)
照金,是陕西耀县(现为铜川市耀州区)西北部的一个山区小镇,坐落在纵贯陕北的桥山山脉南端,西连淳化、旬邑,北接宜君,东靠同官(后改名铜川),南邻三原嵯峨山,四面环山,沟壑纵横,荆棘丛生,林密如海,地势险要。中心地带险峰林立,其中的薛家寨海拔1600余米,悬崖峭壁上横贯数处天然岩洞,寨势雄奇,极为险要,是久负盛名的古战场。据民间传说,唐代薛刚曾在这里屯兵练武,薛家寨也由此得名。
当时,照金地区的土地绝大多数被几家大户和大香山寺院占有,无地农民多达60%。在苛捐杂税、兵患匪祸、连年灾荒侵害下,群众困苦不堪,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照金的地理条件和革命形势,为陕甘游击队的提供了基础,受到陕西省委的关注。省委于1933年3月15日发出《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明确指示:要坚决执行“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与渭北新苏区”的任务,强调“红二十六军必须更要加紧创造以照金一带为中心的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向外发展的根据地。”由此,省委从全局上确立了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遵照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把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首要任务,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壮大革命力量、横扫周围的反动民团和敌军据点,逐步形成了以照金薛家寨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区域,横跨耀县、淳化、旬邑、宜君等四县边界,面积约达五千平方公里。
为了适应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迅速开拓和巩固的迫切需要,中共陕西省委于1933年1月4日决定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1月中旬,金理科奉命到达照金,负责组建特委工作。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正式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师克寿任团特委书记。特委成立后,十分重视乡村基层党组织,逐乡逐村地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发展,建立了一批农村党支部和区委等基层组织。
随着根据地的开辟,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游击队,队伍迅速壮大,边区游击队发展至十八个。省委于1933年3月7日指示红二十六军:“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根据省委指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于3月中旬成立,红二十六军特派员李妙斋任总指挥,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任政治委员。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进一步从政治上、组织上加强了对游击队的领导,使游击队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的提高、组织纪律性与战斗力的增强有了更加坚强的组织保障。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群众斗争的迅速开展,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提到了议事日程。1933年3月15日,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指出:“经过了红二十六军的英勇斗争”,“群众斗争更广泛的开展起来,斗争是深入了,群众自动起来消灭豪绅地主的统治,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现时条件之下,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必须执行一切政权的任务”。遵照省委指示,陕甘边特委于是年4月5日在照金主持召开了陕甘边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由贫苦农民周冬至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
(三)
边区特委(党)、革委(政)、游击队总指挥部(军)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在红二十六军的有力配合下,把巩固和扩大照金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艰苦而富有成效的斗争。
一是按照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将大量没收的土地根据人口与劳动力结合的标准逐户分配,并废除一切反动租税与欠债。广大贫苦农民得到土地,摆脱掉苛捐杂税的重压,无不欢欣鼓舞,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红色军队。
二是摧毁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边区特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横扫反动保甲里政,破除一切反动制度;并根据中央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相继成立了一批区、乡、村革命委员会,选举觉悟高、有威望的群众领袖担任各级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颁布革命法令,建立新秩序。
三是在各区乡普遍建立农民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性武装组织,保卫人民斗争的胜利果食,保卫红色政权,配合开展游击战争,并向红军、游击队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和优秀分子。
四是以薛家寨为依托,建设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改造山寨、整修岩洞,相继建起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后勤单位。
上述工作的有效开展,与红二十六军、陕甘边游击队军事斗争的胜利,使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根据地出现了一派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
(四)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红二十六军的迅速壮大,陕西苏维埃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惊恐。国民党当局即调拨大批新式枪炮武装照金周围各县反动民团、并派遣正规军对照金苏区先后进行了五次大的“围剿”。照金苏区军民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2月,红二十六军由渭北游击队接应,跳出敌军的三路合围,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壁清野,配合游击队袭扰敌军,使敌军疲惫不堪,被迫撤出苏区。
1933年4月,敌调集正规军4个团、6个县民团,分四路“围剿”苏区。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党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革委会联席会议决定:特委、指挥部、革委会和人民群众一起坚持苏区斗争,红二十六军二团转入敌后,打破敌人“围剿”。红二团的外围破敌捷报频传;根据地军民众志成城,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取得了很多胜利;加之敌骑兵团长王泰吉厌恶内战敷衍塞责,使敌这次“围剿”草草收场。
1933年5月25日,红二十六军二团载胜返回照金。陕甘边特委召开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研究苏区工作和红二十六军行动计划。杜衡面对艰难困苦悲观失望,无视反“围剿”斗争取得的胜利,拒绝了刘志丹等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乔山中段为依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不顾省委、边区特委的一致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离队,不久即在西安被捕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遭受整体性破坏。红二十六军渡过渭河后即陷敌重围,苦战数月,兵败终南山,上百名红军战士血洒秦岭。幸存的指战员陆续化装返回照金。南下失败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处境十分危急,苏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继续坚持斗争。
7月,敌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毅然率部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抗日民众义勇军”,并在三原与敌遭遇受挫。王泰吉率余部退入照金苏区,在游击队配合下拔掉苏区内后沟寨子的敌民团据点。并实现了耀县游击队、抗日义勇军和渭北根据地组建的红二十六军四团等三支革命武装在照金会师,使根据地的局面得到改善,为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高岗、张邦英等和各连指导员参加会议。会议分析了严峻的形势,明确了斗争任务,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部队,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游击队、抗日义勇军。会后迅即展开了一系列以打击照金周围民团为主的战斗并取得胜利,重振了红军声威,敌民团残存力量纷纷龟缩据点以求自保。
9月,为扩大红军和根据地的影响,红军转入外线作战,与游击队合兵西进,先后取得歼灭旬邑县民团一部和智取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的胜利,并镇压了县民团团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一批罪大恶极的豪绅,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布匹、粮食和银元,胜利回师照金。
10月4日是农历中秋节,因5月南下被敌军打散的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历经磨难辗转回到照金,由刘志丹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其他先期返回照金的红二十六军二团的指战员也都重新加入红军部队,加强了红军部队的领导和骨干力量。10月12日,红军主力再次出征,18日深夜奇袭攻克甘肃合水县城,俘获敌县长及一批豪绅,破狱营救了一批同志,缴获了大批物资。
外围作战连克两城的战果使军威大振,使红军主力得到恢复,使照金根据地得以巩固,使国民党最高当局非常震惊。蒋介石严令西安绥靖公署,调派重兵“围剿”照金苏区,并限期攻克薛家寨。
敌军重兵进入苏区后,企图迅速夺取根据地的中心薛家寨。当时留守薛家寨的仅有边区革委会保卫队和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等后勤单位的干部、工人,力寡势弱。但保卫队和后勤单位指战员不畏强敌,凭险坚守,打退了敌军的数次进攻。在游击队主力及时回援的情况下,取得了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
10月中旬,敌军复以数千之众在重武器配合下,向照金根据地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率领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全力扼守、英勇拒敌。战斗持续了五天,使敌军伤亡惨重、屡屡败退。1933年10月15日,敌军由叛徒陈克敏带领,乘夜偷袭没有防范的后山得手,使薛家寨守军腹背受敌。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人果断作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策。在后卫部队掩护下分两路突围成功后,边区党、政、军领导决定,留下部分游击力量在照金地区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其余部队北上甘肃与红军主力会合,在庆阳南梁地区继续进行创建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五)
敌军攻占薛家寨后,苏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陕甘边革委会主任周冬至、委员王满堂、王万亮等先后被杀害。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党的领导下,照金地区人民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4年2月,陕甘边区第三路总指挥部成立,并开始恢复照金苏区的工作;3月上旬,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从南梁进入照金地区,并消灭敌民团100多人;4月下旬,红二十六军三团和骑兵团在耀县、同官、淳化一带的战斗先后毙敌营长一人,生擒敌区长一人,全歼敌两个连;7月,陕甘边特委作出决议:要求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以最大的力量,帮助第三路游击队恢复照金苏区。1935年2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从此,照金苏区成为西北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开创的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发祥地,是西北红军成长、壮大的摇篮,是中国革命史诗宏伟篇章中光辉的一页。
七十多年过去了,2004年4月9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在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建成并开馆。展出的珍贵革命文物、历史文献、图片和创意板画,详细介绍了根据地创立、发展壮大的过程,再现了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不怕牺牲、英勇、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该馆现已成为省、市、区爱国主义、国防教育、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2005年,照金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精典景区;国家并拨出专款进行红色旅游线路及景区设施的建设。几年来,已有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来到照金,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伟大洗礼。
渭北游击队的战士,多是农民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他们本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具备农民顽强踏实的品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受到了培养和磨练,不但是能打游击战的红军战士,还是宣传鼓动开展农民运动的内行。所以,渭北游击队在耀县照金周边地区的活动,为照金根据地的创建,打造了舆论,奠定了革命和群众基础。游击队战士为革命奋不顾身,舍家离业的革命事迹和精神,成为红色传奇融汇到后来形成的“照金精神”中,成为今天我们建设的一笔丰硕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