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完成的《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把“湾区发展计划”列为空间总体布局协调计划的一环，并提出四项跟进工作，即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区合作、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和协调机制建设。2010年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制定《环珠三角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以落实上述跨界地区合作。广东省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包括“开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等内容。

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继此之后，广东省官员再提“粤港澳大湾区”。3月6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发言时系统论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何宁卡提到，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家高度重视和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何宁卡援引数据指出，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为1.36万亿美元，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6500万标箱，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达1.75亿人次；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港澳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在90%左右，内地9市制造业基础雄厚，已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粤港澳三地在经贸、技术、金融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正进入全面、深层次合作阶段。

何宁卡建议，重点从六个方面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体系，重点共建“一中心三网”，形成辐射国内外的综合交通体系；

二是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合作打造全球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共同体，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三是携手构建“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深化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经贸合作，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打造CEPA升级版；

四是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先导区。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

五是共建金融核心圈，推动粤港澳金融竞合有序、协同发展，培育金融合作新平台，扩大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要素双向开放与联通，打造引领泛珠、辐射东南亚、服务于“一带一路”的金融枢纽，形成以香港为龙头，以广州、深圳、澳门、珠海为依托，以南沙、前海和横琴为节点的大湾区金融核心圈；

六是共建大湾区优质生活圈，以改善社会民生为重点，打造国际化教育高地，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共建健康湾区，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绿色、宜居、宜业、宜游的世界级城市群。

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副院长、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指出，从地区上看， 港澳因素以及粤港澳的合作对于广东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意义。过去的发展经验表明，它是撬动广东开放和改革的一个杠杆，也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经济发展新阶段，它可以成为推进广东改革开放的一个支点，促进广东发展方式转变的契机。

的确，粤港澳合作不是新概念，大湾区城市群的提出，应该说是包括港澳在内的珠三角城市融合发展的升级版，从过去三十多年前店后厂的经贸格局，升级成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有机融合最重要的示范区；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这为粤港澳城市群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赋予了新使命。

湾区，从地理概念上看，是由一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总结一下湾区的共同点不难发现，当今世界，发展条件最好的、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沿海湾区。比如，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是世界公认的知名三大湾区。可以说，湾区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由此衍生出的经济效应称之为“湾区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和挑战，亟需培养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从国际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开始推行“去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模式，全球经贸投资规则和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入调整期，这对于外向型经济比重较高的中国来说，冲击极大，需要重新建立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从国内来看，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转型发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成为区域经济的领头羊。正是在国际国内的双重需求和挑战下，粤港澳大湾区备受瞩目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