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满族人移居海外，但人口数没有统计资料。

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满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

肃慎人是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之一，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肃慎人以狩猎游牧为主业，擅骑射，性勇猛。早在舜、禹时代，肃慎人就与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西周初（公元前11世纪初）肃慎部曾向周朝进献“楛矢石砮”。《左传》记载：“肃慎、燕、亳”为周代的“北土”。

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有时仍沿用旧称。挹娄人也用“楛矢石砮”狩猎，种五谷并长于养猪，能织麻布，会造小船。三国以后，挹娄人屡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直接臣属于中原王朝。“挹娄貂”在三国时是当时社会上的珍品。

南北朝、隋、唐时期，肃慎、挹娄的后裔，相继以勿吉、靺鞨的名称出现，人口发展多达数十个部落。靺鞨后来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等七部。

唐代，大祚荣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一带，建立地方政权“振国”。唐开元元年（713年），大祚荣被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便以渤海为号。渤海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均按唐制建立，使用汉字。国王的更替，皆受唐王朝的册封。唐玄宗时，渤海与唐保持了密切关系，入唐的贡使几乎每年都有，多次派遣学生到唐都长安的太学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先进的科技、文化的影响，促进了渤海的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冶铁和织绸更为有名。

渤海建国前后，黑水靺鞨经常向唐朝进贡。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设黑水军，随后设黑水府，分别授黑水靺鞨各部首领都督、刺史等官，并置长史监之，赐姓李氏。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成为唐朝在黑龙江流域设置的直属地方机构。当渤海强盛时，部分黑水靺鞨人为其部属。辽亡渤海后，南迁渤海部民，而黑水靺鞨随之向南迁徙渤海故地，逐渐取代渤海而兴。五代时黑水靺鞨称为“女真”，辽时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改称女直。此后，女真这一称呼代替了靺鞨，一直沿用到明代末年。

辽代女真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居住在辽东地区的女真人，被称为熟女真或系辽籍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女真人，被称为生女真，或不系辽籍女真；居住在两者之间的被称为回霸（一作回纥）女真。生女真中的完颜部，由于铁的传入和使用，生产发展较快。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起兵反辽并建立金朝。金朝建立以后，与北宋联合灭辽，不久又南进，取代北宋王朝，形成与南宋并立的局面。

金朝占领中原地区以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于燕京，实行“南迁北徙”的政策，女真人最初迁徒到燕山一带．以后定居在华北地区，而汉人逐渐向北迁移。定居在中原的女真人，在汉族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逐渐与汉族融合。蒙古灭金以后．他们被列在“汉人”等级中，说明与汉族已无明显的差别。留用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相对来说仍然比较落后。

元代女真人，一部分居住在辽阳等路的辖区内，与汉族杂居共处，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散处在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即以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为中心，分布于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东达海岸的广大地区。元“设官牧民”，在这一带地区先后设立五个万户府和东征元帅府，在乌苏里江流域设立两个千户所，在黑龙江下游设立万户府，通过当地民族上层“因俗而治”。

明代女真人按其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程度，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明称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分布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转弯处。东海女真分布于建州、海西女真以东和以北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在社会经济长足发展的情况下，女真人从狩猎和游牧走向了定居，其经济也从过去的狩猎经济，转为主要从事农业，辅之以狩猎和采集。从社会形态和阶级关系上看，已经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阶级，清人福格在《听雨丛谈》中说：“满洲有稼穑，有城堡世居之民”，“数十巨族，则各踞城寨，小族亦自主屯堡，互相雄长，各臣其民，均有城廓。土著习射猎，知稼穑”。明王朝在广大的女真地区设立了380多个羁縻卫、所，又在黑龙江与恒滚河汇合口对岸的特林地方，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封女真各部首领为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敕书、印信、衣冠和钞币，并规定了朝贡与马市的时间与待遇，加强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直接统治。明初以降，以奴儿干都司为中心，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六条交通干线，设驿站40多座，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进一步促进了女真与汉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中叶以后，女真各部互争雄长，经常征战，形成互相残杀的混乱局面，女真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具有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十五六岁时在阿台家被俘，辽东总兵李成梁见其伶俐，置于部下，在军中屡立战功。十九岁时乘机从李成梁处“飏去”。后来入山采集山货，往来于抚顺马市等处，熟悉汉人地区的情况，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他起兵后，先后被明朝封为指挥使、都指挥使、都督签事和龙虎将军等。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努尔哈赤先后用11年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并挫败叶赫等9部联军三万人的进攻。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兼并了海西女真中的哈达、辉发和乌拉三部。与此同时，在对东海诸部的用兵中，也不断地取得胜利。在30多年时间中，努尔哈赤将东至海滨、西达开原、北抵嫩江流域、南至鸭绿江广大地区分散的女真各部全部统一起来。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加强了与汉区的联系，促进了女真社会的经济发展，出现“满洲民殷国富”的局面。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改革，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二道河畔建立费阿拉城，六月“定国政”，确立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对狩猎组织牛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对后金及清王朝的历史，以及满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大金国，自称“英明汗”，史称后金。后在统一女真各部和对明朝的战争中，先后将都城迁至辽阳东京城和沈阳。天命十一年（1626年），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改元“天聪”。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在这一时期陆续组建完成。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建元崇德。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巩固和发展后金政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清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逐步统一全国，从此开始了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

清初，在汉族封建制度的影响下，满族在关外既有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加速向封建地主经济转化。这个转变过程，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满、汉统治阶级逐步结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社会经济也渐次恢复并走向繁荣。康乾盛世，国内安定，疆域空前辽阔，封建经济发展，人口激增，民族关系融洽。

康熙初，占据南方数省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渐成割据之势，对国家的统一造成极大的威胁。康熙帝果断决定撤藩，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展开了平定三藩的战争。京旗满族、各地驻防八旗、乃至东北三省的八旗人丁，多有调往前线参战的，为平叛和巩固国家的统一立下功绩。17世纪，沙俄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勾结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汗，不断进攻和骚扰蒙古地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一度逼进内蒙古乌兰布通地区，距北京仅七百里，京师震动。裕亲王福全率八旗军，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展开大规模激战，击败噶尔丹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率大军，在昭莫多地区与噶尔丹叛军决战，基本歼灭了叛军主力，取得了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此后，经雍正至乾隆70年的斗争，摧毁了准噶尔贵族集团分裂势力。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中，八旗官兵大量开赴战场，英勇奋战，维护了祖国统一。

在保卫祖国边疆，制止外国侵略方面，满族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7世纪中叶以后，沙俄不断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派遣满族都统彭春率领八旗兵和水师，驱逐沙俄侵略者，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保护了当地人民。1689年，中俄两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国界，此后两国边界地区保持了一百多年的正常关系。乾隆后期，英国殖民者支持下的廓尔喀统治者，武装进攻西藏地区，乾隆五十六年（1795年），清派遣满族大学士福康安等率大军入藏，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击败了廓尔喀，保障了西藏边境的安全，粉碎了英国殖民者的阴谋活动。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又指使张格尔多次进扰新疆边境地区，道光帝遣满族大学士长龄率新疆满、汉兵迎击，并调东北及各地驻防旗人驰援，活捉张格尔，再一次粉碎了英国殖民者侵夺中国领土的企图。

康乾时期，中国版图东起库页岛，南及曾母暗沙，西达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跨大漠，东北连外兴安岭，疆土约1250多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满族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保卫祖国独立维护民族尊严，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抗争，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1842年5月，英国侵略者全力进攻两浙海防重镇乍浦，这里也是清代八旗驻防地之一。驻守在乍浦城郊天尊庙的旗兵，在佐领隆福的率领下，连续击退英军的五次进攻，杀伤大量敌军，击毙英军十八团汤林逊中校。276名满族官兵，几乎全部牺牲，甚至外国记载也认为乍浦满兵是顽强的战士。7月，英军进攻镇江，驻守当地的旗兵1000余人，在副都统海龄的率领下，殊死奋战，城陷后又坚持巷战，终因力量悬殊，全部壮烈殉国。恩格斯在赞扬镇江守军的英勇精神时指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殖民者强占我国东北边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当地满、汉各族人民，为捍卫祖国领土、反对沙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了英勇斗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侵占我国辽东大片领土，激起当地汉、满、朝等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组织团练抗击日军，满族魁福、锡寿等都是著名的团练首领。在保卫辽阳的战斗中，满、汉人民英勇抵抗，一月之内4次挫败日军进犯。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北京、东北三省、河北和山东各地满族人民，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东北崇信义和团的满族副都统晋昌，率领八旗士兵（育字军）数百名，一举攻下法国教堂，枪杀中国百姓的法国人纪隆也被义和团处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族拥护革命者不在少数。广州、成都等地的驻防八旗，与革命党人达成和平协议；杭州、荆州等地的驻防旗人，曾与革命军有过短暂交火，但很快就转为和平解决；在东北各地，满族鲍化南、何秀斋等领导了凤城等地的武装起义；满族知识分子宝昆、田亚斌与同盟会员张榕（汉军旗人），在奉天组织了“联合急进会”，提出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的主张。满族人民广泛地参与辛亥革命，表明了满族人民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与全国各族人民在阶级利益上的一致性。

辛亥革命，清廷覆亡，旗营解散，粮饷停发，八旗制度彻底垮台，对满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八旗制度枷锁的打破，使满族从被少数贵族奴役、驱使和战争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但在军阀统治时期严重民族歧视的背景下，他们从赖饷而食转向自谋生计，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从军阀统治到国民党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更加剧了满族的困苦。

生活在农村中的满族，以东北地区广大农村较为集中，他们与汉族人民一样，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反动军队的重重压迫，生活状态痛苦不堪。清末以来东北农村中的旗地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手中，失去土地的满族人民流离失所。根据东北三省一些满族聚居地的调查，占人口总数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70%以上的土地。租种地主土地的满人，土地较好的要与地主对半分粮，土地瘠薄的则与地主四六或三七分粮。交租之外，还要为地主干各种杂活。贫苦的满族人民如遇天灾人祸，不得不向地主、高利贷者借钱，受到残酷的高利贷盘剥，一般年息三至八分不等。雇工所受的剥削更重，劳动时间长，早晨起五更，晚上点灯完，工钱却很少。据凤城县的实地调查，长工一年的收入最多不超过100元（旧币）。打短工、零工的收入更少，每天只能收入五六角。即使如此，到了农闲季节短工零工也难找到雇主，受到失业的威胁。此外还有苛捐杂税，辛亥革命以后，农村在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统治下，税种多如牛毛，门户费、协和费、建校费、杂费、综合费等，这些极其沉重的苛捐杂税又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交完，否则就要被罚、被打，甚至被抓进牢狱。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搞“开拓团”经营农业，霸占了农村大片土地，满人生活更加悲惨。在日本人实行的“粮谷出荷制度”下，秋收后，农民的所有收成均须上缴，然后靠“配给制”发给粮食来生活，在地主、村长、屯长和配给店老板的层层克扣下，粮食到农民手中所剩无几。还要为日伪服兵役，做劳工。牛马不如的劳工生活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修筑秘密军事工程的劳工，完工后即被集体屠杀。

生活在城市中的满族，在东北主要集中在东北各大城市中，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开办的工矿企业中，满、汉各族工人遭受残酷剥削，工资极低，随时受到监工的任意凌辱。而且，工矿中各种事故频发，生命也缺乏保障。

内地各省的满族，主要是京旗满族和各地驻防八旗的后裔，集中在驻防地及其周围的大小城市中。在京畿地区，清室贵族、高官后裔中，极少数利用祖产开办了一些商铺，多数人靠出卖房产、珠宝、字画为生，坐吃山空。1931年9月，北平报刊出现“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过去的皇亲国戚也有在街头打小鼓、卖破烂为生的。下层满族人生活更为悲惨，多数当工人、打零工、车夫、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公教人员，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此后，民族歧视严重的情况下，满族人被迫改为汉族，否则不是找不到糊口之处，便是丢掉已有的工作、职务。他们被迫隐匿民族成分，流徙四方。广州满族，做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60%以上，成都、荆州等地，做零工、拉人力车等也成为满族人的主要职业。没有固定收入，经常失业，生活困苦不堪。各地满族中知识分子不少，一般是公教人员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在民族歧视的环境中，他们工作极不稳定，工资微薄，加上物价飞涨，生活也十分困难。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满族人民踊跃参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满族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热潮，纷纷参加义勇军、抗日会及红色游击队等组织，采取各种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红色游击队在战斗中日益壮大，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于1935年成立抗日联军，转战东北各地，大批满族人民参加抗日联军，师长以上的满族将领就有王光宇、张兰生、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等，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领导下，成为抗日联军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满族人民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力量，坚持抗日战争。满族关向应曾任八路军120师政委，参预开发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后又随贺龙挺进冀中，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杰出指挥员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公元12世纪，金朝女真人中，出现了一种社会组织，称为“猛安谋克”。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起初，1猛安可包括8至10个谋克，其首领称为“勃极烈”。金朝建立前，定制为每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猛安谋克不仅是军事组织，也是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所有组织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并占有一定的土地。金朝最高统治者通过宗室、将领控制着猛安谋克组织。进入中原后，猛安谋克制度又推广于“归附降人”，包括汉人和契丹人。金熙宗在位期间（1135-1137年）发展为军事、生产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按金朝官制：猛安为从四品，掌管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并同诸防御州的防御使一样，负有“防捍不虞，御制盗赋”的任务。谋克为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并负有除不管理常平仓之外县令所有的职权。谋克之下分设村寨，50户以上设寨使1人，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猛安谋克人户平时在训练之余，从事农业生产。有战事则丁壮接受征发，自置鞍马器械出征；其家口仍留家生产。猛安谋克制度，作为女真族创建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对外战争与对内统治等方面，尤其是在前期，曾起到重要作用：促进了当时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在灭辽攻宋战争中，大大增强了女真兵的战斗力；在猛安谋克组织下的大批女真人迅速迁到新占领地区屯驻，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同时，对于大量新征服地方采用猛安谋克编制，减弱了当地人的反抗。此后，分散各地的女真猛安谋克户往往将所受田土租与汉族佃农耕作，收取地租。猛安谋克不事生产又疏于训练，战斗力逐渐衰弱。它与后金及清代的八旗制度颇有类似之处。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对狩猎组织牛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牛录原为女真人氏族制时期的生产和军事组织，行军或出猎时，各依所属族、寨行进，每十人为一个行进单位，设“牛录额真”为首领（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的意思）。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组织，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佐领）管理其内部一切事务。每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参领），每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即旗主（后称都统）。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设黄．红、蓝、白四旗，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为八旗。有清一代，牛录及人数时有变化，但旗制始终未变。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把众多的蒙古降众和编在八旗满洲下的一部分蒙古人，正式编成“八旗蒙古”。从天聪五年（1631年）到崇德七年（1642年），又逐步编建了八旗汉军。至此，八旗组织的三个部分才最后完成，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统属于同一社会组织——八旗之下。

八旗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对于有效地组织民众进行战争，对清统一全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入关后，八旗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入关时的八旗主力，大半留在北京，将京城的内城，全部作为八旗人口的驻地；留在关外东北地方的八旗人口，称为盛京驻防和宁古塔驻防；以后陆续派往内地各省的八旗，称为直省驻防；康熙至乾隆时期，击败了新疆各部的分裂力量，又陆续建立了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中心的八旗驻防体系，称为新疆驻防。全国各地通都大邑、关津要道均有八旗驻防，并辅之汉族为主体的绿营军队，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八旗武装为基础的对全国的控制体系。

清代满族人民基本都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下，满族兵丁参加了有清一代几乎所有战事，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先世赫赫战功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们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清代满族社会生活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八旗兵丁由过去关外时期的旗地制，转变为入关后的旗饷制。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原则上所有成年男丁都是士兵或预备兵，入关前是三丁抽一为兵，随着人口的繁衍，康熙时五丁抽一，以后有八丁抽一，十五丁抽一等，战争紧张时可能会全体披甲上阵，甚至妇女也要承担农耕、战争的后勤保障等事务。而其基本生活来源，是靠八旗分给一定数量的旗地。旗地的产出，不仅要负担旗兵及其家属的生活，还要承担旗兵出征所须的行装甲械。入关后，八旗兵丁按“计口授田”的旧制，也在京畿地区得到一份田地，但战事频发，兵丁们根本无暇耕种，也不愿耕种，同时地少人多的汉族地区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于是从入关时，清王朝开始给八旗兵丁发放饷银和月米，兵饷成为八旗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一般兵丁的饷米，表面上看是丰厚的，但在承担战时武器与马匹等开支及家属的生活后，就不宽裕了。整个清代，八旗兵额一直没有增加，而八旗人口大量增长，大量的旗内成丁不能及时挑补当兵，导致一份兵丁的银米要养活一大家人口的情况。而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旗内人口不得从事农、工、商各业以谋生计。而且，旗人也不能随意离开所驻地方，规定京旗人口不能离开驻地四十里，各地驻防旗人不能离开驻地20里。这就是清代社会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的由来。下层旗兵在八旗制度下日趋贫困化，清廷虽然采取多项措施，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旗制作为不变的根本国策，旗兵的贫困就无法改变。从阶级的角度说，下层旗兵与各族劳动人民一样，也是被统治阶级。

在军事政治上，八旗军队是清政权存在的基石。从民政方面看，八旗制度是清代旗、民分治的有效手段。在清初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情况下，八旗制度将八旗人口与汉族分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清中叶以后，旗与民的分隔，也是防止八旗人口消融于汉族汪洋大海中的手段之一。但是，一个民族，全民皆兵，或预备兵，或兵员家属，不准从事农、工、商各业谋生，对于满族为主体的旗下人口来说，也是严重的束缚，最终成为民族发展的枷锁。清中叶以后，“八旗生计”成为清代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太平天国后，清廷财政危机严重，八旗粮饷不能足额发放，八旗人口生活更加困难。此种情况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人口增加而兵额不增加，物价增长而粮饷反减少。辛亥革命期间，成都驻防旗向新成立的军政府报告旗人情况说：“阖城旗族约一万四千余人，其中能自立者不过十分之一、二，余皆家无恒产”。停饷已久，债台高筑，“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从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说，八旗制度已成为满族发展的严重桎梏。

新中国成立后，满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当家作主，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1957年，北京市郊区相继成立了一批满族乡：怀柔县喇叭沟门满族乡、转山子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长哨营满族乡，东黄梁满族乡、密云县檀营满、蒙民族乡。1958年满族自治乡改为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1983年檀营满蒙民族乡恢复重建，随后恢复了喇叭沟门和长哨营等满族乡。与此同时，在一些满族散居的地区，满族也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成立民族乡，如1982年贵州毕节地区黔西、大方、金沙三县，成立了苗族彝族满族和苗族满族等6个民族乡。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辽宁、河北、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等省区陆续成立了一批满族自治县：辽宁10个自治县，其中满族有8个，分别是：鞍山市所辖岫岩满族自治县、抚顺市所辖的新宾、清原满族自治县、本溪市辖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丹东市辖凤城、宽甸满族自治县、锦州市辖北镇满族自治县。河北省6个自治县：其中满族自治县4个，分别是秦皇岛市所属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辖宽城、丰宁满族自治县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吉林省四平所属伊通满族自治县。其中，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于1994年3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北镇满族自治县于1995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现在各地还有一批满族（或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自治乡、镇，计辽宁省87个，吉林省11个，黑龙江省11个，河北省81个，北京3个，天津1个，内蒙古自治区3个。

随着党的民族政策落实，满族干部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1959年，北京市满族人口为89181人，其中有干部1586人。1978年统计，改革开放之前，辽宁省就有满族干部19287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干部10716人。1978年溥杰先生当选为全国人大会代表，满族书画家启功教授担任了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及全国各地的人大、政协中，都有不少满族的代表。1980年岫岩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在345名人民代表中，经选举产生了176名满族代表，占代表总名额的51%，略高于当时满族在岫岩总人口中的比例。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有17名满族代表。1996年，辽宁全省少数民族干部已达16万多人，占全省干部总数的10%以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有了较大的增加。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满族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岫岩满族自治县，是个八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岫岩县的满族人民同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以农业为基础，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京郊密云县檀营的满族农民，在政府帮助下兴修水利，改造过去的旗营住房。檀营的满族，户户有存款，家家有余粮，大家非常高兴地说：“来了共产党，檀营变了样”。在工业战线上，东北是我国老工业基地，也是满族人口最多的聚居区。东北满族工人，主要分布在钢铁、机械、煤炭，纺织和交通运输等部门。广大满族工人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不少技术革新能手，有很多革新和创造。十年动乱中，满族工人和各族工人一起坚持生产，保证了鞍山钢铁生产的正常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满族各自治地方经济上均有了长足发展。

农业方面，改革开放使满族聚居地区的农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满族占总人口70%的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 党的新经济政策，使农民的劳动同收入真正联系在一起，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经济持续发展。2000年以后，新宾县根据加入世贸组织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形成了以林业、中药材、林蛙养殖业、草食动物喂养、香菇、优质米和山野菜为主的特色农业五大产业为主的特色农业新格局。2004年，新宾成为全国山区综合开发示范县、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县、全国秸杆养牛基地县、中国林蛙之乡、辽宁省林业生产重点县、全省中药材、香菇、木材生产基地县、辽宁省旅游大县。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粮食单产居全省首位。在满族聚居的京郊农村，同其他民族地区一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民族聚居地区的农、林、牧、副、渔业多种经营。

各地满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如1997年，为庆祝青龙、丰宁两个满族自治县建县10周年，河北省直有关部门为两县落实各种扶持资金2863万元。丰宁满族自治县2000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7亿元，直接支持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天津蓟县孙各庄满族自治乡，到1999年止，市政府连续三年拨给财政专项资金150万元，并全部到位，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这个长期落后的山乡跟上了全市农村致富的步伐。

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满族聚居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工业与交通有了长足进步。2005年辽宁省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10.63亿元，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力度，2005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99.6亿元，比“九五”末期增长262.2%。吉林伊通县到2002年末，全县工业主要有机械加工、冶金、化工、建材、食品、轻纺、医药等七个行业。石油天然气开发及其配套项目、汽车配套工业基地项目等都有了很大发展。以盛产优质玉石著称的辽宁省岫岩县，从事玉石开采、玉器加工和玉器销售人员达10万人，相当于每5个岫岩人里就有一个岫岩人从事“玉业”，增加了各族群众就业机会。年创产值25亿元，年实现利税5亿元。本溪满族自治县，有大中型工业企业38家，形成了以采矿、冶金、化工、机电、建材、轻工等为主导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工业经济以资源开发型为主导，初步建成黄金、白银选冶、铁矿 采选、石材开发以及酿酒、食品饮料、乳制品加工、牛羊肉分割加工、燃气设备制造、木制品加工、砖瓦水泥建筑材料生产等工业经济体系。

交通也有了较大发展。“九五”期间，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国家级、省级贫困民族自治县交通发展的投入。辽宁、吉林等满族聚居地区民族自治县每县每年增加交通事业补助费30-50万元，对重点项目和交通瓶颈问题拨付专项资金，支持民族地方交通发展。如投资3000万元，打通桓仁满族自治县桦本线大凹岭隧道，彻底解决桓仁满族自治县交通“老大难”问题。1998年前，投资3000万元完成丹东市至宽甸满族自治县二级公路改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县（乡）公路、桥涵、路基、黑色路面改造等项目优先安排。1999年，辽宁省对民族自治地方补助交通事业费460万元，修路资金安排4.2亿多元，仅新宾满族自治县东南公路一项就安排了6000多万元，大大改善了民族自治地方交通落后的状况。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13个乡镇110个村,全由公路相连。岫岩县满族自治县实现了乡乡通柏油路，70%的行政村通柏油路，91%的行政村通公路。伊通满族自治县公路建设实现了超常规发展，高速公路出口至北大桥路桥拓宽改造工程、人民大路建设工程、九开公路一二期工程、伊通镇至西苇镇道路建设工程全部完成，提高了道路等级和通行能力。

满族聚居地区民营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新宾满族自治县依托和发挥本地资源优势，以木材、林蛙、中药材、食用菌和畜产品等农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形成了一批资源型加工工业。培育了一批为大中城市配套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其中部分集团已成为全国同行业的龙头企业。成都市满族兴办了养鸡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或企业集团等，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使满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走向富裕，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显著提高。1997年天津市孙各庄满族乡社会总产值为7000万元，比上年增长了26.1%，人均纯收入达2266元，比上年增长了28.9%。2001年末，新宾满族自治县农民人均收入实现2466元，比上年增长12%，此后逐年增长。岫岩满族自治县2005年人民生活水平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000元，年均增长6.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6亿元。辽宁满族农民收入大幅增加,逐渐缩小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2005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462元,。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2000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3.8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7亿元，财政收入65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09元。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满族文化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各地满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从1984年开始，满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一样，享受高等院校、中专、中技学校的优惠录取政策，电大、职大、高校函授部、夜大学等招生也对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照顾，这就使少数民族学生有了更多的升学机会。在民族教育和希望工程的引进，教学设施的改善方面，党各政府都给予了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同样的优惠政策。在满文教育方面，一些科研单位和大学、北京满文书院开设满文班，培训了一批满语人才。

在文学艺术方面，很多有造诣的满族文学家、艺术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焕发革命青春，为祖国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著名满族京剧艺术家程砚秋，艺术上造诣精深，具有独特风格。满族爱国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写出了《龙须沟》、《女店员》、《茶馆》、《正红旗下》等大量文学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老舍先生是人民永远怀念的“人民艺术家”。满族语言学家罗常培，以毕生的精力发展了汉语语法、音韵、方言、词典编写和语音实验等工作，大力提倡和推进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新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相声艺术家侯宝林，抗战期间已经是有名的相声艺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侯宝林焕发了艺术青春，对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被誉为“相声艺术大师”、“瑰丽国宝”。满族人民在国画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北京市著名的“面人郎”、“泥人唐”、“花脸金”等许多满族老艺人又发挥了祖传的工艺特长，制作出许多受到国内外欢迎和喜爱的工艺品。满族艺人还擅长玉雕、核雕，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刻画出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在各条战线上出现的崭新面貌。

改革开放和党的富民政策, 给了满族以充分发展的广阔空间,满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得到了新发展。以振兴东北老工基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新的契机，满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族文字创立于16世纪末。宋、金时代，女真人曾有过自己的文字，早期女真文字是从汉字脱胎出来的表词音节文字，但久已失传。16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各部后，以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读音，形成一种新的文字，称为“老满文”。皇太极时期又在借用的蒙文字母上加圈点，用来区分语音，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满文作为一种官方文字，在清代长期使用，一度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文字，留下了大量档案资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清中期以后，满语逐渐被放弃，满族基本上使用汉语北方方言，只有旗人内部和旗籍官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仍然必须使用满语。到20世纪80年代，除了东北个别边远地区和新疆的锡伯族少数老人尚能使用满语外，满语已经消失了。但是，作为曾经广泛使用的语言，满语在许多地方的汉语方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今天东北各地和北京等地的汉语中，还保留有大量的满语语音和词汇。留居于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后裔，多操掺杂着当地语音的北方方言，形成一个个的“方言岛”。

满族称姓氏为哈拉（hala），丰富而复杂，极富民族文化特色。最初，一个哈拉就是一个穆昆（家族）。后来随着人口繁衍、家族分支与随任驻防调往别处，原来的穆昆又分化出数个新穆昆。一般一个穆昆只有一个哈拉，但也有数个穆昆属于同一哈拉的情况。历史记载，满族姓氏有600多个，在中国各民族的姓氏中，仅次于汉族。与其他历史悠久的民族一样，满族姓氏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的图腾崇拜，但就后来的发展看，主要有以居住地为氏和以部族为氏两种。

女真人往往一个穆昆聚居一处，宋元以后，又深受蒙古族的影响，所以称名而不称姓。清入关后，民族关系不断发展，汉军旗人多有用满族称名不称姓的方式命名的，而满洲旗人深受汉族文化习俗的影响，有很多用汉字为姓氏，如瓜尔佳氏以音译改称为关姓，纽呼禄氏以意译改称郎（狼），伊尔根觉罗，又称民觉罗，改汉称为赵。

也有将满姓汉语音译的第一个字作为姓氏的，如佟佳氏简称佟，马佳氏简称马，还有图、德、大、暴、呼、阿、肇、西、布等姓氏，大多数是将原来的满姓，用汉字来进行简称。对于这种情形，清统治者十分不满，乾隆以后，清政府多次严令禁止，但并没多大效果。辛亥革命后，绝大多数的满族人，普遍用汉字姓，或捏改汉姓，使他人不知其为满族，以至于今天很多满族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老姓了。

满族及其先民长期居住在山林地区，精于骑射是他们的特技，也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满族育儿所用的摇车，直到今天，很多农村仍然沿用。儿童初生时，悬弓箭于门前，象征着他未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射手。六、七岁时，即以木制弓箭练习射鹄，稍长，就骑马佩箭驰骋山林。女人执鞭不亚于男子，姑娘出嫁，弓、箭、鹿皮服是必备之品，结婚时的天地桌上要插上弓和箭。轿车进门，新郎要射三支箭。满族儿歌与民谣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狩猎生活的痕迹。

满族的服饰，男子自头顶后半部留发，束辫垂于脑后，清入关后，强行在全国推广，使之成为清代满、汉、蒙各族的共同发式。女子发式，幼年时期与男孩一样，稍长，在脑后留有一根或两根辫子，结婚时开脸上头，戴钿子。平时，在头顶盘髻，有架子头、两把头等样式。佩戴耳环，有一耳三环的定式。男子的袍褂两侧开叉，腰中束带便于骑射。其中的“箭袖”（满语：哇哈）别具特色，是在窄袖口上接一个半圆形的袖头，形如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挽起，冬季打猎或作战时放下，覆盖手背以御寒，后来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