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百姓大量南逃，因而促进了江淮、江南等地的经济迅猛发展，江南财富在历代财政收入中占有极大的份额。到了明初，虽海陆兼运，但大量财富都是通过大运河南北运输的。

淮安楚州是南北水运枢纽，东西交通的桥梁。据《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船不经此地，亦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当时，千万艘粮船衔尾而至淮安楚州由末口入淮北上。粮船卸载之后，再从河下装满盐运往南方各地。这样既解决北方粮米缺乏之苦，又大大缓解南方粮食年年丰收，食用不完，米价很低，百姓苦于“米赢而钱绌”的既南粮北调、北盐南运都要途经淮安楚州，使淮安楚州成为漕运、盐运集散地，客观上形成了在漕运史上的特殊地位。

自隋起，朝廷在淮安楚州设漕运专署，宋设江淮转运使，东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师，明清在这里设总督漕运部院衙门，以督查、催促漕运事宜，主管南粮北调、北盐南运等筹运工作。

淮安特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淮安的繁荣，特别是商业十分发达。漕运总督机关设在这里，驻有大批理漕官吏、卫漕兵丁。漕船到达这里后，需接受漕台衙门的盘查，千万艘粮船的船工水手、漕运官兵在此停留，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进行货物交易，旅客也在此盘桓，更加之在这里设常盈仓两处、常平仓两处、预备仓三处、庄仓五处……更大大提高了淮安的商品需求量，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当时这里城内外店肆酒楼鳞次栉比，“市不以夜息”，十分繁盛。正如邱浚诗曰：“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

总督漕运部院衙门是朝廷的派出机构，总督都由勋爵大臣担任，明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明陈王宣、李肱、李三才、史可法；清施世纶、琦善、穆彰阿、思铭、杨殿邦等人都先后在这里任过漕运总督之职，漕运总督权力显赫，不但管理漕运，而且还兼巡抚，因此也称漕抚。部院机构庞大，文官武将及各种官兵达270多人；下辖储仓、造船厂、卫漕兵厂等，共约20000多人。部院衙门始建于宋乾道六年（1170年），由录事陈敏兴修，元为淮安路总管府，元三十年（1293年） 阿思重修，明洪武元年（1368年）淮安知府范中政建淮安府署，洪武三年（1370年）知府姚斌改为淮安卫指挥使司，成化五年（1469年）通判薛淮重修，嘉靖十六年（1537年）督御史周金在城隍庙东新建督察院，隆庆五年（1571年）知府陈文烛将此重修，万历七年（1579年）都御史云翼将淮安迁往城隍庙东，移总督漕运部院于此。

当时，建筑规模宏伟，有房213间，牌坊3座，中曰“重臣经理”，东西分别曰：“总共上国”、“专制中原”。中轴线上分设大门、二门、大堂、二堂、大观堂、淮河节楼。东侧有官厅，书吏办公处、东林书屋、正值堂、水土祠及一览亭等。西侧有官厅、百录堂、师竹斋、来鹤轩等。大门前有照壁，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牌坊。以上建筑，皆毁于上世纪40年代。房基、础石仍存。更值得一提的是衙门前有一对纤尘不染全国罕见的白矾石的石狮。据说是元代波斯（今伊朗）进贡的两对艺术价值极高的石狮，一对运送京都，一对被国舅留在淮安。可惜这对石狮在“文革”中被当成“四旧”砸成碎片。

决定朝廷财政命脉的漕运，开始于春秋，发展于秦汉，昌盛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它与时光老人携手红红火火、风风光光地走过了2300多年，来到了大清朝。

清沿袭明后期漕政多弊未改，直至乾隆中末期，政治腐败，导致漕政迅速败落。加之道光年间，运河淤塞，漕政弊坏。一是漕弊积重难返。首先，漕粮征收时州县官吏勾结豪绅勒取无度，花样百出，名目繁多，损公肥私，严令不止。据《上海县续志》记载：清道光八年（1828年），折色严重，每石折银四五两不等，按时价计算，三石之米完一石之漕。“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害得贫民百姓苦不堪言。其次，漕粮押运途中陋规重重，“水次陋规”，收刮太多，船未离次，已费五六十金；“过淮陋规”，主要有“积歇、摊派、投文过堂”等诸费。往往一过淮，每帮漕费五六百金至千金；“抵通陋规”，色名更繁，一粟必费十余金；“过坝陋规”，每船必花十金；“交仓陋规”，每船又花数十金。以上种种陋规弊病，使“民生日蹙，国计益贫”。民众苦不堪受，以至闹漕、哄漕、抗漕，加剧了清朝经济危机。二是河政迅速败坏。首先沿河陷入恶性循环，道光初年，漕运处于瘫痪状态。其次，河员玩忽职守，贪污成风，清朝政府不得不改办海运；再次雇商海运漕粮，遭漕运派反对暂停，仍用运河漕运，后又用海运，因运道千疮百孔，运粮不过十几万石、二十万石，最多一百八十余万石，漕路日趋衰败，最后全线断航。

据《光绪政要》载：如停漕将竣河工费、办漕经费、办漕官俸等项节省，“国家岁省数万开销，反多数百万盈羡”。薛福成云，停止漕运各项节省合计为银1000万两以上。那时，铁路建成火车运载，航线开通，飞机通航运输。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于庚子赔款及巨大军俸饷等开支，不得不于该年正式颁布停漕改折的命令：“著自本年开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双征折色，责成各督、抚等认真清厘，节省局费、运费等项。悉数归公，以期汇成巨款。”清实际从江浙岁运漕粮一百万石至天津，然后，改由铁路火车运到京仓，以维持其封建统治。

漕运既停，因征运漕粮而设置的衙门、卫所等机构也逐渐革除。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裁撤漕运总督及各省粮道等官。当时，漕运已停，海运一直拖到辛亥革命爆发，才伴随着清王朝的复亡而告终。

总督漕运部院究竟是怎么被毁坏的呢？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三十年代被日本飞机炸毁的，也有人说是被逐渐拆毁的。

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淮城是1938年5月23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上午10时左右，三架敌机窜到淮城上空，低飞盘旋寻找轰炸目标，它突然向繁闹的南门俯冲下去，发出震耳欲聋的怪声，随即投下一枚重磅炸弹，炸毁了雄伟壮观的“迎熏”城门楼，城门里二三百人皆无伤亡。另一枚炸弹，丢在玉器巷悦来客栈及酱园店处，死伤左六人、毁房三四间。第二次轰炸是1938年5月24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上午9时许，防空警报刚响，12架敌机低空盘旋淮城上空，从东南角向城里俯冲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投入重磅炸弹，从镇淮楼到南门内外，到处是弹坑，躲在体育场防空洞里100多人被泥土压闷而死，这次轰炸计死伤三四百人，同时敌机还用重机枪将漕运大门前西石鼓及东石狮西爪打穿。第三次轰炸是6月15日（农历五月十八日），下午5时许，6架敌机从东北低空飞临淮城上空，这次主要轰炸城东南金画寺巷、锅铁巷、缪家巷、百姓巷、太平街（绿爱亭小沧洲茶馆）、三角桥等，顿时硝烟弥漫——炸死炸伤五六十人。这三次日机对准城轰炸，根本未炸到漕运大堂二堂。也就是说，人们说总督漕运部院是三十年代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是不成立的。那么，人们还说是逐渐被拆毁的，又有什么根据呢?笔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当时住在院门口（即漕运 部院门口）或在院门口做生意现已八九十岁的当事人。

现82岁酌何绍雄和已68岁的戴奇两伍老人回忆说：漕运大堂二堂是解放后（指1949年），被我们自己拆除的。但绝大多数人却认为是1945年10月淮城解放时被拆除的：油漆过漕运大堂牌子的现83岁的老人陈文怀回忆说：总督漕运部院大堂是1942年或1943年冬被伪县长沙贵章、维持会长刘宝善叫人拆除运走了，砖瓦在漕运部院东西两边各盖10间简易房子作菜肉市场，木料运去造炮台了。家住金画巷的现87岁的王孝和老先生回忆说，他亲眼目睹总督漕运部院大堂27路房梁，是1944年秋天被二黄吴独膀（吴漱泉）及伪县长沙贵章手下卖给乡下人拆除运走了。现67岁的屠兆福、现83岁的汪树荣、现79岁的李寿松、现71岁的陶茂春、许镇南等老人皆回忆说，是1945年9月至10月间淮城第一次解放时拆除的，材料用于扩建体育场及运到盐城去了。当年在总督漕运部院、新四军华中司令部及华中局当瓦工头子、现年88岁的黄世君老人回忆说，总督漕运部院大堂二堂后边的大观楼早在1928年前后被上坂小学邵校长拆了，二堂在大堂前损坏了，但还能住人。1945年深秋新四军打过来，打仗需要手榴弹用，便拆除了大堂及有关庙宇，木材皆运到盐城军部造手榴弹柄子了，为打败国民党立了新功。其余房子据1998年2月版《淮安市志》731页记载：淮安体育场始建于民国初期，场址在原总督漕运部院东侧后花园内，占地1万平方米……民国十二年（923年）建百米跑道、半个球场、一个篮球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为纪念新四军军长叶挺，由新四军军部和淮安抗日民主政府拨款扩建了体育场，拆除了总督漕运部院的部分房屋，新建了300米圆形跑道和司令台，扩建了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室、办公室。体育场更名为“叶挺体育场”。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淮安体育场。

总督漕运部院的毁灭，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逐渐被拆除的。

漕运总督署位于淮城镇镇淮楼北侧旧城中心高地上，占地约3万平方米，其主体建筑与分居南北之镇淮楼、淮安府署位于同一中轴线。考诸乡邦文献，宋乾道六年（1170），录事陈敏于此建衙署，元代为淮安路总管府署，明洪武元年（1368），改建为淮安府署，三年复改为淮安卫指挥使司，万历七年（1579），都御史凌云翼将总督署由城南府街永安营移于此。漕督李三才并创大观楼，建东林书院，延顾宪成等讲学于此。明清时期，漕运总督一般由从一品大臣担任，故总督漕运部院的建筑规制、品位很高。漕督署经两朝总督多次整饬、增修，成此格局。

它画梁雕柱，飞檐翘角，雄伟壮观，气势恢弘。整个建筑群计有房213间。门前有宽大雄伟的照壁，右边有票事房；照壁右有吹亭，左有鼓楼，门前两旁有一对两丈多高纤尘不染的巨型白矾石狮。中轴线上建有大门、二门、大堂、二堂、大观楼、淮海节楼。东侧有官厅，书吏办公处，东林书屋，正值堂、水土祠及一览亭等；西侧有官厅，百录堂，师竹斋、来鹤轩等，大门前有照壁，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牌坊。以上建筑，于20世纪40年代被逐步拆毁。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总督漕运部院衙门前有一对全国罕见的、纤尘不染的白矾石狮。据说，是元代波斯进贡的两对艺术珍品，共进贡两对，一对运往京都，一对留在淮安（可惜，留在淮安的这对石狮，“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成碎块）。

民国时期，总督漕运部院东侧辟为人民体育场，1988年，淮安市政府为漕运衙门重建门厅9间，中间3间面阔11米，门楣置“总督漕运部院”匾额。2002年8月，楚州区于修建市民广场施工中全面揭示了明清漕运总督署遗址。在遗址清理中又发现部分宋元建筑遗存。此次遗址发现伊始，政府立邀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发掘考证，研究制定保护方案，并亟报省人民政府，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交通部亦派员考察，拨付修护经费。遗址公园由苏州市景观设计院设计，承建者为区房产管理局。遗址公园由两部分构成，一为署前广场，恢复仪门、鼓亭等，两侧置以石狮，气势威严而壮观；一为督署大堂、二堂、大观楼遗址保护区。已恢复原地坪标高，且将发掘物一一复位，观之可想见漕督署当日之格局。保护区以下沉广场之法，周边围以花岗岩雕栏，内植乔木，视觉通透而管理封闭，兼得保护与观瞻之利。

即将告竣

经省文化厅、省文物局批准，从2010年11月底对漕运总督部院遗址进行恢复性保护修缮。经广大文物工作者辛勤努力，该工程即将竣工。至此，中国目前规模最大、规制最高、影响最深远的漕运府衙机构，将以历史的本来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据明代杨宏、谢纯编撰的《漕运通志》记载，掌控漕运的机构全称为“总督漕运行政公署”，它“统衡七省，遥禀两省”。漕运公署最高官员由中央派朝廷六部大员或皇亲国戚担纲。至清代康乾时期，漕运更为兴盛，规模扩大，漕运关乎国运越来越重要，因此规制上升，官阶擢升，遂改明代总督漕运行政公署为总督漕运部院。总督一般由八旗官员担当，只有极少数汉臣担任。

按照封建帝王时代的建筑规制，整个漕运总督官衙的规制和规模，参照北京前门、金水桥、天安门、故宫进行建设的。现镇淮楼前的三座桥曰“三思桥”，意即进入官府衙门须三思而后行。现镇淮楼建于宋代，至明代为漕运行政公署的钟鼓楼，也叫谯楼，楼后（镇淮楼东西路交汇处）是照壁，照壁两侧分别是“宁静”、“致远”的三门五斗过街木牌楼。牌楼后树立两根旗杆，分别悬挂龙旗和漕运总督部院旗（二品以上官员才享有“树旗”特权）。旗杆后有东西两亭，各曰“旌善”和“申明”。总督府衙大门前有一对石狮，与北京故宫前石狮同等规制。漕运总督大门楹联曰：“地居漕运中，水欲治，漕欲通，涓涓细流，点滴皆从心上过；官为群民主，宽以恩，严以法，一方士庶，啼笑均到眼前来”。大门后为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计600多间。镇淮楼、总督漕运部院在同一中轴线上。

清朝末期，由于通津浦（铁路），解海禁，加之运河疏于疏通，漕运日衰。1908年撤漕运，总督漕运部院改为江北陆军学堂，后毁于战火。

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漕运衙门，积淀下经济、文化、交通、运输、税收、漕粮、漕兵、漕略、漕渠、漕议、漕船、漕仓等大量信息。为真实地展示漕运历史，我区曾对漕运遗址进行整理，但没有将原貌完全展现出来。此次在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区委、区政府下大力气、花苦功夫，追根溯源，凭经据典，本着忠于历史、忠于原貌、无愧后人的原则，组织有经验的文物工作者和考古人员，按《淮安府志》、《山阳县志》记载，对原总督漕运部院二堂以南的原建筑群遗址进行保护，对大门以南的部分标志性建筑进行复建，再现历史“符号”。

按规制，帝王之宫殿、行宫上盖金色琉璃瓦，配“和玺”彩绘，柱为红色，门为朱红底配金钉金衔金环，此配色为皇家独享。一、二、三品大员，门、柱为墨绿色，门为墨绿底配铜钉铜衔铜环。以恭亲王府为例，和珅为朝廷一品大员，权倾朝野，富可敌国，但其建筑配色也不得越制，乃为墨绿色。四、五品官衙的柱、门为黑色，门钉门衔门环为锡制。六、七品官衙的门、柱为枣红色，门钉门衔门环只可为铁制。因此，总督漕运部院大门改为墨绿色，是完全按封建时代建筑规制来恢复的。

本次保护性修缮恢复了龙旗、漕运旗旗杆，“旌善”和“申明”碑，影壁，再现了宋明清三朝漕运遗址地层。

为便于游人参观，修缮时将原有的凌乱的石构件有序排放，并设立了14个展示台，用木栈桥相连接，并打通了从中国漕运博物馆到遗址公园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