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15 14:27
潘元绍（ ？--1382年），字仲绍，是宋太宗赵炅之弟赵廷美的后裔，于蒙元灭宋后改姓潘，娶张士诚女儿。治平三年（1353年）与张士诚在泰州起义。天祐三年（1356年）随张士诚渡江。天祐四年（1357年）张士诚降元，潘元绍历任湖州路总管、江浙等处行枢密院判官，阶昭勇大将军，陞江浙行省右丞，龙凤十二年（1366年）驻兵在乌镇之东，为吕珍等声援。吴元年（1367年）归顺朱元璋，劝张士诚投降。
潘元绍，是宋太宗赵炅之弟赵廷美的后裔。赵廷美在宋徽宗时，曾被改封为魏王。蒙元灭宋后，赵廷美十世孙避地通州（今南通），匿姓潘氏。潘德懋因继潘嗣，占籍通州，与宋宗室之外孙戴妙宁结婚，生潘元明与潘元绍，又与早年的张士诚颇有交情，戴妙宁很看好当时操舟贩卖私盐的张士诚，劝长子潘元明好好侍奉张士诚，为次子潘元绍向张士诚求婚，终娶得张士诚之女为儿媳。
龙凤九年（1363年）任湖州路总管，在任时尤好山水，重建爱山亭（今名爱山台）。
龙凤十年（1364年）正月，戴妙宁染病，潘元明当时是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镇守杭州路。潘元绍当时是江浙等处行枢密院判官，统帅张士诚的警卫兵，朝夕给戴妙宁喂药，不离开左右，戴妙宁：「我病不算啥，你们受国家重任，勿要因为我而懈怠你们的事。」
龙凤十一年（1365年）八月，张士诚论功封爵，赠其父潘德懋荣禄大夫，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柱国，追封为郑国公，母戴妙宁封郑国太夫人。册命下达时，戴氏病已重，即呼兄弟二人说：「夫妻合葬，是礼仪。你爸草草葬在浅土，这还能等吗？！如大王有国于吴，你们亲则是娶大王之女，任职则是左膀右臂，不能随意离开。坟墓在泰州，不是我所能安息的地方。我死后必你爸合葬于吴，这是我的心愿。」此年冬十月二十五日（11月16日）病逝于家，享年六十有六，有儿子十人：长潘元明，次潘元绍，其余都余都早逝了。孙子十三人，孙女八人。
龙凤十二年（1366年）八月四日，韩宋大将军徐达等率诸军发于龙江，十二日至太湖。二十日，常遇春击败张士诚兵于湖州港口，擒其将尹义、陈旺，遂次洞庭山。二十四日，进至湖州之毗山，又击败张士诚将石清、汪海，擒之，张士信驻军湖上不敢战而退，指挥熊天瑞叛降于张士诚。二十五日，师至湖州之三里，桥士诚右丞张天骐分兵三路以拒宋军，参政黄宝当南路，院判陶子实当中路，张天骐自当北路，同佥唐杰为后继，徐达遣常遇春攻黄宝，王弼攻张天骐，徐达自中路攻陶院判，别遣骁将王国宝率长枪军直扼其城，常遇春与黄宝战，黄宝败走欲入城，城下钓桥已断，不得入，复还力战，又败被擒，并获其元帅胡贵以下官二百余人，张天骑、陶子实皆不敢战，歛兵而退，士诚又遣司徒李伯升来援，由荻港潜入城，宋军复四面围之，李伯升及张天骐闭门拒守，徐达遣王国宝攻其南门，自以大军继之，其同佥余德全、院判张德义、陶子实出战，皆败走，张士诚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佥戴茂、吕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号五太子者率兵六万来援，号三十万，屯城东之旧馆，筑五砦自固，徐达与常遇春、汤和等分兵营于东阡镇南姑嫂桥，连筑十垒，以绝旧官之援，李茂、唐杰李成惧而不敌，皆遁去，张士诚女婿潘元绍当时驻兵在乌镇之东，为吕珍等声援，宋军乘夜击之，潘元绍亦遁。
九月二十六日，张士诚自徐志坚败，甚惧，遣其右丞徐义至旧馆侦查形势，徐义将还报，常遇春以兵扼其归路，徐义不得出，于是暗中遣人约张士诚弟张士信出兵，与旧馆兵合力来战，张士诚又遣赤龙船亲兵援之，徐义始得脱身，与潘元绍率赤龙船兵屯于平望，复弃赤龙船乘小舟潜至乌镇，欲援旧馆，常遇春由别港追袭之，至平望纵火焚其赤龙船，军资器械一时俱尽，众军散走，于是张氏旧馆之兵援绝，馈饷不继，多出降。
十月四日，常遇春兵攻乌镇，张士诚将徐义、潘元绍及甘院判拒战，不胜而退，常遇春追至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陆寨，余军逃入旧馆之东壁，其同佥戴茂乞降，宋军驰入之，此夕王晟亦降。
吴元年（1367年）六月四日，张士诚被包围既久，欲突围决战，探查苏州城左方，见朱元璋军阵严整，不敢犯，于是派遣徐义、潘元绍偷偷出西门，欲掩袭朱元璋军，转至阊门将奔常遇春营，常遇春发觉其至，分兵北豪截其兵，后遣兵与其战斗，战良久未决。
七月五日，潘元绍出战而归，见事紧急，召其妾七人，谓曰：「我受国重寄，我义不顾家，脱有不宿，诫若等当自引决，毋为人耻也！」最年少妾段氏请先死，六人皆相继自经，潘元绍将其火化后埋在在后院园圃。
九月八日，徐达攻克苏州，执张士诚。当时，当时包围已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飞礟以击朱元璋军，多所中伤，城中木石俱尽，至拆祠庙、民居为石炮之具，徐达令军中架木若屋状，承以竹笆，军伏于其下，载着攻城，矢石不得伤，至是徐达督将士破葑门，常遇春亦破阊门新寨，遂率众渡桥进薄城下，其枢密唐杰登城拒战，张士诚驻军于门内，令参知政事谢节、周仁立栅以补外城，谢杰知不敌，投兵降，周仁、徐义、潘元绍及钱参政皆降，晡时士诚军大崩溃，诸将遂登城，城破后，张士诚犹使其副枢刘毅收拢余兵尚二三万亲率之战于万寿寺东街，复败，刘毅降，张士诚仓皇而归，从者仅数骑。当初，张士诚见兵败，谓其妻刘氏曰：「我败且死矣，若曹何为？」刘氏曰：「君勿忧，妾必不负君。」于是积柴于齐云楼下，城破后，驱赶其群妾、侍女登楼，促其自尽，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遂自经死，张士诚独坐室中，左右皆四散而逃，徐达遣士诚旧将李伯升至其所表达意思，时日已暮，张士诚闭门自经，李伯升破门而入，令降将赵世雄抱起张士诚，气未绝而复苏，徐达又令潘元绍以理晓之，反复数四，张士诚闭目不言，于是以旧盾抬着出葑门，途中换用门，抬到船上，凡获其官属平章李行素、徐义，左丞饶介，参政马玉麟，谢节、王原恭、董绶、陈恭，同佥高礼，内史陈基，右丞潘元绍等，皆送应天府（今南京）。
潘元绍有七位姬妾，皆出身良家，性情柔惠，姿容端美，亦皆妙龄殒命。明清两代传世笔记和方志对其死因的解释有两种，一为潘元绍兵败之际自愿殉节，二为张士诚兵败前为潘所杀。
七姬被史料和文人笔记塑造出来的主流形象是烈女，其事迹被后来的多数笔记方志所引用，最早见于和潘元绍同在张士诚麾下的张羽所议《七姬权厝志》，其文主要部分如下：
七姬皆良家子，事江浙行省左丞荥阳潘公，皆为侧室。性皆柔慧，姿容皆端丽修洁。善女红，剪制文绣，经手皆精巧绝伦。事其主及夫人皆能以礼，其羣居和而有序，皆不为怙宠忮美之行…及外难兴，敌抵城，公日临战，一旦归，召七姬，谓曰：「我受国重寄，我义不顾家，脱有不宿，诫若等当自引决，毋为人耻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终无二心，请及君时死以报，毋令君疑也。」遂趋入室以其帨自经死，于户六人者亦皆相继经死。公闻之曰：「何若遽死耶！」实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
从中可见，七姬死于丁未年（1367年）七月五日，距离九月八日明兵夺取平江路，擒获张士诚尚有两月之久。当时张士诚的军队与朱元璋所率部署交战渐处下风，徐达等进攻苏州的将领采取围困的战略，张士诚拒守数月，作为江浙行省左丞的潘元绍担心一旦兵败后自己的七位姬妾受辱，因此叮嘱其在「倘有不宿」之时「自引决」，并默许了七位姬妾言毕即自经而死。
张羽所作权厝志，乃喻月之后受潘元绍所托而作，是距离七姬之死时空距离最近的记载，在七姬故事的流传系统中亦最具权威。其行文通篇称道潘元绍七名姬妾德恭、貌美、性柔且多才，又能在闻潘元绍之命后火速自经，这份节烈可赞可表，因此为文以记之。这份张士诚官方历史记录里，七姬的形象是有情有义毫不畏死，潘元绍的形象相对于七姬来说被弱化，他来下达城破则必死的命令，只是未曾想到七姬会即刻赴死一「何若遽死耶！」后来明朝人吴宽《平吴录》、张昶辑《吴中人物志》、卓人月《古今词统》，满清时期所编《元季伏莽志》中《七姬墓》一篇、陈田《明诗纪事》其《吊七姬冢》、冯桂芳《苏州府志》中几近全部沿袭此说。
七姬之死除却成就了烈女的名节被明清两代文人题诗旌表之外，似乎无甚特别之处，在明清两代迄今为止可见的文献记载中，除了杨慎等少数文人认同七姬被逼而死，余人皆以烈女殉节视之。杨慎在《跋七姬帖》中明确指出「其事则可疑」，所谓「七姬之死，盖出于潘之逼之，谓不幸则可，非徇节也」，杨慎指「平居则獶杂子女而渔聚之，一旦有变，恐乐他人之少年，而雉经之，潘之恶甚矣」，随后讲「余旧料其情若此」，笃定断言「其事情信无疑矣，吁！可怜哉！」
杨慎认定七姬是被潘元绍「雉经之」而死，非自愿殉节，证据是潘元绍的人品。杨慎曾解释道，元末士风「上下荒淫」，潘元绍荒淫残恶尤甚，并引明初高启一首充满叹惋的《吊七姬》之诗来佐证。杨慎的怀疑颇得响应，王世贞在《七姬帖》中直言杨慎之见精准：「第其事太奇而不情，杨用修可谓得其隠，真汉廷老吏也。」满清时期姚之骃的《元明事类钞》等文献中亦录杨慎之说。
以张羽为代表的自愿殉节说，以杨慎为代表的被逼而死说，最关键的分歧落在对潘元绍的品行人格判断上，言其生性残忍者，主要依据是潘元绍酒后杀人之事，明清两代可见引证史料皆为杨维桢的一首古体诗《金盘美人》，其诗有写潘元绍残忍恶行者，称「昨夜金床喜，喜荐美人体。今日金盘愁，愁荐美人头。明朝使君在何处？溷中人溺血骷髅」。鉴于杨维桢是与潘元绍几乎同时期的诗人，诗歌内容的可信度较高，诗中写驸马潘某酒后将苏姓美人斩首并盛其首级于金盘中向客的残忍。诗末，杨维桢将潘驸马所为与当年将爱妾斩杀肢解，以尸骨为琵琶的北齐主相提并论，极言其残忍暴虐。自此之后，潘元绍在史料中流传的形象皆基于杨维桢之诗《金盘美人》的典故广为流传，七姬之夫潘驸马潘元绍也成为残忍嗜杀的代名词，恶名远播。杨慎等人对七姬为潘元绍所杀的逻辑是，潘元绍为人残忍刻薄，曾经将一位美貌的爱妾苏氏枭首示众，所以他的七位姬妾必定不会心甘情愿在城还未破之前的两个月便主动为其殉节殒命，结论便是，七姬是潘元绍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