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 因战争一触即发飞往美国获得居留权，后又自觉回到德国。

一九四二年 在瑞典会见英国贝尔主教，并赢得支持，同年发表《伦理学》。

一九四三年 订婚，同年四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完成《反抗与投降》。他在狱中的信札、祷文、诗歌及杂感被集结成《狱中书简》。

一九四五年 四月九日被秘密处以绞刑。

朋霍费尔的一生年日不长，因着他参与反对希特勒事件而被判刑身亡，推估他大概只有短短的十年发展他的神学。虽然他的生命太短暂，但是他所留下的著作或是影响却不曾中断。这两本书籍乃是《基督论》以及《伦理学》，前者乃由学生将他的课堂讲课笔记整理，后者是瞒着纳粹警察藏起来的片段手稿。欧汉契曾指出：“在朋霍费尔人生分为三大部分，就是任教于柏林大学时、参与教会抗争和在认信教会的教导时期，以及反抗希特勒政权时期。在这些阶段里，基督论始终是他内心的思考准则，也是一个坚定无比的想法”。他终其一生不断的思考质疑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是谁？”朋霍费尔受到与他最亲近的巴特影响，两人的观点都认为，神借着耶稣基督，也唯有耶稣基督启示了神他自己；而这种的自我启示（基督论）是神学和伦理学的中心。

他在《基督论》里的神学中说到：“基督的福音是经由教会这个群体才得以彰显出来，福音先令教会感动，使其可以用信心承认基督，并且相信基督就是真理。”潘霍华分享说了解神学必须合乎圣经并且以圣经作基础。而还有一个观点是大家所熟悉的是在《追随基督》里的重价恩典的比喻，他沈重的说：“廉价的恩典是我们教会的死敌。我们今天正式为重价恩典而战。……重价的恩典是埋藏在地下的宝贝，这样的恩典是贵重的，因为他呼召我们来跟从；它是重价的珍珠，使商人愿意去卖他一切的货物来购买，它是基督执掌王权的统治，使人为了这个缘故，情愿挖出叫他跌倒的眼睛。”

朋霍费尔对于灵修生活的神学看法可在他《追随基督》、《团契生活》与《狱中书简》可嗅出一些端倪，单就神学思想上而言《追随基督》、《团契生活》可算是福音神学，《狱中书简》就有流露出自由神学的思想。不论各家把朋霍费尔归类于哪一类的神学家，朋霍费尔对于灵修在神学上可是有精辟的看法，但是这些看法与他的作品的形成，笔者认为可在他1935～1937年间主理了一所在当时政府看为“非法”的传道人训练学院时，在当中建立、塑造神学生生命训练中，就已经有这样的氛围出现了，G.B.Kelly与F.B.Nelson曾指出，朋霍费尔对于神学院的学生，他不单表现出牧者应有的榜样而且对被呼召作上帝关顾事工的学生在这方面所分享的经历，提供灵性指引。学生都记得他那触摸人心的异常能力，以及他强化他们成为基督-他们的弟兄-的门徒。朋霍费尔在短短的39年的一生，所著作的作品能影响后代的神学观这么深且久，笔者觉得与他有相当敬虔且持续不断的灵修生活有关，连同他在监狱的时期（1943～1945），面对监狱的生活，是多么绝望以及随时会死亡的痛苦，能维持平安且有力量，应当都与他每日读经、默想有关，朋霍费尔在《狱中书简》多次与他父母、朋友有提到他读经与默想，如“．．．在睡觉之前我用些时间背诵白天所学的圣诗，当我醒过来时（六点钟左右）我喜欢念几篇诗篇，几首圣诗，．．．”，依据《踏不死的麦种》与蕾娜特 温德在《力阻狂澜：朋霍费尔生命史》二本书的看法中，都将潘霍华对灵修的看法分为三个主题：门徒的职分、基督徒团契以及世界的参与及认同，以下笔者也就以这三类来做分享。

门徒的职分

如果圣经的经文影响朋霍费尔有排行榜的话，那影响朋霍费尔相当深的圣经经文之一登山宝训（路六20～49）一定榜上有名。他甚至在一九三六年于柏林大学发表演说，就是以登山宝训为主题，后来演说内容被集结成《追随基督》一书。此书发展出他对门徒职分的看法，这和他对登山宝训的阐释是结合一致的，朋霍费尔尝试说明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是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在《追随基督》有写到“耶稣想要对我们说什么呢？今天他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在现代的社会中，他如何帮助我们作一个好基督徒呢？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所要知道的，不是从这人或那人，这个教会或那个教会所希望我们知道的，乃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要我们知道的 ”。根据朋霍费尔的学生贝特格（Eberhard Bethge）在《朋霍费尔：有异象，有勇气的人》一书中，把朋霍费尔的一生智性成长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成为神学家的阶段、发现神的话的阶段以及反抗希特勒的阶段，然而在他这三个阶段中，贯穿的中心思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思想，他终其一生不断思考的问题就是“基督耶稣是谁”。既然以基督为中心，那我们就是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应当接受这个职分是耶稣基督的呼召及重价的恩典成为的，这也是基督徒身份的起点，并且要立即与完全的顺服，朋霍费尔说“门徒听了宣召之后，就必须与以前的生活一刀两断，耶稣叫人跟从的呼声立刻产生新环境。停留在旧环境中是不可能作门徒的”，没有其他路可以达到作门徒的职分，唯一的路就是服从，作为基督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要与耶稣一同受苦，朋霍费尔说“只有在这样的人生中，我们才算整个投身于主的怀抱，分担上帝的苦弱，才算与橄榄山的基督一起。这就是信仰，就是悔改，就是做人和作基督徒的意义”。但是这份苦最后得到的是喜乐并得享安息的，耶稣基督不会让我们把没法负担的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圣经上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十一29-30”，所以朋霍费尔对灵修的看法第一个就是要有门徒的职分。

基督徒的团契

朋霍费尔对于灵修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团契，他对团契的看法主要可从《团契生活》一书中看的相当明白，朋霍费尔在《团契生活》的第一章，即探讨团契的本质，指出团契的建立不是建基于人的理想，不是信徒生活的经验使众人聚在一起，乃是建基于基督：“我们之成为弟兄，具决定性的，乃是由于我们从基督来的。”团契的基础是信仰，是因为我们归信于耶稣基督。于是，当团契把焦点从基督身上转往自我中心，团契相连的基础便被破坏[16]。再者朋霍费尔也强调，基督徒团契是一个恩典，是上帝的恩赐，而不应该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朋霍费尔在《团契生活》说“我们今天仍然得以活在信徒弟兄的团契中实在是恩典，存然的恩典”。团契对朋霍费尔而言就是共同的生活，因为耶稣最关怀的就是“人”，所以要找到基督耶稣，就是要与人共同生活，就是团契，夏忠坚牧师在《团契人生》也说到“团契—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人与他建立团契关系，而且，上帝呼召人要为与上帝团契、与人团契而活”，在谈到团契共同生活的各个具体细节时，朋霍费尔指出团契生活中很重要的就是清晨共同灵修，共同灵修的三个重要元素：（一）圣经的话语：朋霍费尔在此选取了两个向度──藉诗篇祈祷，和参与上帝在地上的神圣历史、（二）教会的诗歌：聚在一起的歌唱是放下自己的时刻，彼此“同时说同样的话，也用同样的话祷告、（三）团契的祷告：祷告，也就是团契中彼此的代祷，是以社群生活为基础的。潘霍华认为团契生活中不但要与人相处，建立社群，也要学习独处与静默。“让不能过独处生活的人，远离团契吧！让不在团契中生活的人，远离独处吧！ ”，笔者认为这是朋霍费尔对于基督徒团契生活最好的说明。

.对世界的参与及认同

朋霍费尔的一生中，一直在寻找一个问题的解答，就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基督？后来他发现基督徒应当参与在世界的生活中，并且是“圣洁的入世”，在这世界中做好基督徒的角色，认同这世界，要在这世界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改变这世界。当他在巴塞罗那牧会时，他的讲道劝勉会众“你如果想要找到神，那么你就要忠于这个世界。他在后期，甚至因深信教会运动不能被纳粹政权所迫害，亲自投身反纳粹的秘密活动中。这对他而言，也是对世界参与的一种表现，他坚持基督徒在世上的角色。但他也知道这世界有很多败坏，邪灵的捆绑，为了保护教会的完整，不被撒但分化我们的信仰，偏离了与基督的合一，所以朋霍费尔也有提出“隐藏的纪律”。隐藏的纪律是指门徒在世上的生活，是以信徒与主的连结做为支柱，以信心仰望神，在人面前避免过于炫耀自己，让神亲自动善工，把那隐藏的真实是透过神而不是透过人显明出来。

知道朋霍费尔这人物，都要面对他共谋暗杀希特勒一事。他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被处死于浮洛生堡集中营。本文试着看到一些线索，了解他参与谋反的原因。 从他的家庭教育来看，他受过高等教育，深具爱国情操，因家庭缘故，他觉得自己就是日尔曼文化的护卫者。朋霍费尔有着出国旅行的经验，使他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有更开阔的眼界。 1933年，希特勒开始掌权，大部分教会的人都非常欢迎纳粹的改革。希特勒将德国境内的教会合并为一个国家教会，任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海军牧师的穆勒为国家主教。所有非日尔曼的族群受到排斥，使教会出现了警讯。在朋霍费尔、巴特、尼莫勒看来，教会的自主性受威胁，福音扭曲，于是他们在柏林召开“牧者紧急时期联盟”成立，为了教会自主权。 一九三三年四月，潘霍华发表“教会与犹太人问题”一文，在纳粹的统治下尤其在种族政策上。隔年，一百三十八为牧者和平信徒领袖在巴门聚集，反对教会隶属国家的控制以及亚利安化政策，在巴特领导下，订定“巴门宣言”，成为反对德国的基督徒的基础，教会不能因民族主义或种族歧见被扭曲。 一九四0年夏天，朋霍费尔与姊夫杜南亿（Hans von Dohnanyi）长谈，杜南亿是为军事情报局，就是反抗的中心与掩护。十月份，朋霍费尔开始欲军事情报局工作。在同时，他担任认信教会的牧师，很少人知道他参与情报局工作，他的任务是在国外旅行中收集英国及同盟国的战略目标与战术，私底下真正目的，是把谋反行动的消息透露给这些同盟国家，并得到支持。 一九四三年四月，朋霍费尔与杜南亿被捕。一九四五年二月，被转送布亨瓦的集中营，于四月九日执刑。 朋霍费尔的谋反者重要的意义是，不是在反抗运动作什么，而是对道德与灵性的表达出来，在黑暗世代中，点燃爱国火炬。

玛利亚. 魏德迈（Maria von Wedemeyer），他们相识于1942年6月，一个已经在神学上有自己的见解，并从事反抗运动的牧师，一个只是刚取得高中文凭，前途充满可能性的年轻女孩，他们的年龄相差一大截（十八岁和三十六岁）。玛利亚的外祖母，是反抗纳粹党地下支持者，所以他们是在外祖母家相遇的。玛利亚的父亲和哥哥先后都在一九四二年战死于俄国前线，在她们家忧伤时，朋霍费尔给她们很多的安慰。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朋霍费尔在柏林的家中被捕，送至监狱，他们只能借着通信、探坚的时光见面、联络，在这段时间，他们才互相认识彼此。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夏天，她接到朋霍费尔死亡的消息，之后进入大学念数学，然后到美国留学，并当了电脑公司经理，结了两次婚姻，但都离婚收场。她是个性坚强，在事业、家庭两头忙时，因不注重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发现时已经是癌症末期。在一九七六年，在一场纪念朋霍费尔七十岁宴诞，举行一场研讨会，她以“朋霍费尔的新娘”出席，她终于将手边最珍贵的信件提供出来，希望这些话语能安慰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