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潞河督运图》长卷，据藏者考证是乾隆间江萱所画。画卷描绘了潞河尾闾天津三岔河口一带的漕运盛景和民俗民风。《潞河督运图》为绢本设色，高41.5厘米，长680厘米。纵观全图，大气磅礴，流水行云，整幅画面以督运官舫为线索，以盐坨春季开坨为核心，向左右两侧展开。用细腻的写实手法描摹了自钞关浮桥到海河紫竹林村约十余里的两岸景物。根据画卷视角，可以想见作者应该是站在卫城鼓楼或东南角角楼上，分别向北、东、南三个方向极目观望，目力所及就是图中的实景。图中画有官船、商船、货船、渔船等64只，官吏、商贾、船户、妇孺、盐坨杂役等八百二十余人。人物形态各异，极富生活气息，两岸码头、衙署、店铺、酒肆、民居等琳琅满目，不失为现实主义的巨作。

潞河也称北运河，上达北京，下通天津，与南运河交汇于三岔河口。经大运河可达杭州，经海河可至渤海。潞河曾是京都生命之河，自元代始“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莫不仰给于江南”。盐、茶、米、粟、麻、丝，殿堂之需大木、金砖、油漆，都得靠南方用船运来。无论海运还是河运，都必须在直沽转驳启运，其中漕粮大部分沿潞河北上至通州进京。长芦漕盐则交付海河东岸盐坨收贮，由盐关厅分拨各省及京中军民所需。

“督运图”画的到底是不是通州？

那么，既然《潞河督运图》中画的都是天津，为什么又被人解读为通州呢？这里面也有一些背景故事。200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王永谦研究员在《古韵通州》一书中发表《〈潞河督运图卷〉的初步研究》，提到：“河道上还有两座浮桥，通向热闹的通州东关。《图卷》收尾处，有用锁链连接的三只瓜皮船封锁河道，其位置应在通州城的东北角，即潞河十三口之一的通州税课司之所在。”“《图卷》所描写的内容，与《自书》（冯应榴所作）的记载、清代漕运制度及其当时的通州城池、河道的建置设施，均相一致。”2007年，王永谦研究员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风俗画》书中发表《潞河督运图卷》一文，提及《潞河督运图卷》“主要反映了清乾隆时期潞河督运盛况，同时也反映出通州潞河沿岸商业繁荣景象”。另外，《通州文物志·第七章漕运文物·第九节潞河督运图》认为“督运图”表现了清乾隆朝通州漕运盛况；2011年央视《国宝档案》节目中主持人提到“据专家介绍，《潞河督运图》从汪洋一片的张家湾画起，经由通州东关大街之东侧而北至通州税科司衙门，反映的地区绵延十余里”；2014年，北京漕运、运河史学者于德源先生在《北京晚报》发表《从一幅画看通州清代漕运》一文，不仅论述了《潞河督运图》画的是北京通州，而且对“督运图”为天津三岔河口说进行了辩驳。

在研究《潞河督运图》时，我参考了相关文献资料，对“督运图”与通州的关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考证，结果我认为，“督运图”画的不是通州。举几个例证——“督运图”上河流东岸连片的囤积物，并不是暂囤的漕粮，而是盐坨。通州各储粮仓均设在运河西岸通州城内或城东、城北。从这一点分析，即使粮食“暂行囤贮河岸”，也应在运河西岸，不会舍近求远存放在东岸。“督运图”画卷表现的季节时值盛夏，岸上囤贮物苫盖极为严实，且没有通风、散热、防潮设施，粮食容易受热变质，不符合储存粮食的基本常识。但盐坨的存储恰恰相反，苫盖得越严实越好。

“督运图”上有两座浮桥，据《通州文物志》记载，乾隆年间通州确有浮桥两座，但都建在城东北的白河（通惠河）和温榆河上，“督运图”所画潞河该位置原本并没有浮桥。所以我认为这两座浮桥应该是海河上的“盐关浮桥”（今金汤桥）和裁弯取直前南运河上的“院门口浮桥”（后金华桥，今大胡同南端）。

燃灯塔是通州的地标建筑，位于通州北运河与通惠河交汇处西南侧。自天津沿北运河北上，数里之外就能看到燃灯塔。如果“督运图”画的是通州，作者是不应该忽略燃灯塔这一重要标志的。我还发现，在“督运图”的创作以及后来的流传、收藏过程中，也从没有人确定画中内容就是通州。

还有一个问题，“督运图”既然画的是北运河，为什么不叫“北运河督运图”？资料显示，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龙头”，北起北京通州，南至天津三岔河口，与南运河交汇入海河，总长148公里。历史上北运河上游有三条水系，东面是潮河，西面是榆河，中间是白河，三条水系在潞州汇聚后称为潞河，南下经三岔河口入海河。因此，北运河古称白河或潞河。

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江萱应冯应榴之请作“督运图”之前，想必已从冯应榴处得知，从北京通州至天津三岔河口的潞河漕粮督运之事均属通州坐粮厅管辖，冯也不曾向江交代作画选景只能在通州。江萱以天津三岔河口为背景画好后，可能也未讲清画面景致取自何处。“督运图”流传至今，也就自然形成了上面提到的两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