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四年（1059年），太常丞蒲宗孟与周敦颐交谈三日，二人十分投缘，蒲宗孟深感周敦颐的崇高正大，旷达潇洒，感叹道：“没想到世间还有周敦颐这种人。”随后，蒲宗孟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周敦颐为继室。三年后生子周涛。

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周敦颐从合州（今重庆合川）解职回京，正好遇上回京述职的王安石。他们相互间仰慕，周敦颐应邀造访了王安石。王安石对年长自己四岁的周敦颐充满了崇敬，相见恨晚。以至于周敦颐离开了，他还久久地回味着、感慨着，忘记了睡觉和吃饭。这次的聚会和交谈，双方都得到了新的思想的启悟。

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迁国子监博士，虔州通判。周敦颐的好友潘兴嗣，知道他要经过江州，就提前赶到江州等候，在驿馆与周敦颐见了面，邀他一起游庐山。周敦颐在庐山又设立了一个学堂，学堂前有小溪，发源自莲花峰，流经湓浦，周敦颐经常在这条小溪里清洗帽带，于是给自己取了个名号“濂溪”。嘉祐七年（1062年），周敦颐同赵清献同游马祖山。

嘉祐八年正月初七（1063年2月7日），周敦颐至雩都，邀请余杭人钱建、侯拓，四明人沈幾、圣希颜同游罗崖。他们一起在善山修建濂溪阁，善山的山顶上有高山仰止亭。同年四月一日（1063年5月1日），太子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周敦颐迁虞部员外郎，他父亲周辅成被追赠郎中。同年五月，周敦颐应邀与一群文朋诗友游玩聚会。兴之所致，大家便相约写诗作文。周敦颐一气呵成挥笔而就一篇一百一十九字的散文，就是名传后世的《爱莲说》。

治平元年（1064年）冬天，周敦颐移任永州通判，吴地人程师孟为周敦颐送行。

熙宁三年（1071年），转为虞部郎中，提升广南东路提点刑狱。熙宁四年正月初九（1072年1月31日），周敦颐出任提点刑狱事。周敦颐在广东提点刑狱的职位上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勤政的周敦颐四处巡按，足迹几乎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写下了《题大颠堂》、《题罗浮山》。

同年，周敦颐不幸感染了瘴疠，辞官归隐定居在庐山莲花峰下，他将母亲的坟墓也从润州迁来葬在离他居所很近的地方，定居于江西庐山濂溪书堂。熙宁六年六月七日（1073年7月14日），周敦颐病死于庐山濂溪书堂，终年五十七岁。

周敦颐在治学中，提出许多新问题，并作出新的论断，把儒学推进了一步。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理宗时，诏从祀孔子庙堂，其理学奠基者地位为官方所承认。

周敦颐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在当时儒、佛、道合流的形势下，从对于《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并为宋以后的道学家提供“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来说，周敦颐确有“发端之功”。二程的“扩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义说，都不过是在周敦颐原有的思想基础上使道学理论更加完善化、系统化而已。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现存者只有一幅《太极图》、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

周敦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字。“诚”是他关于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达。“诚”主要分为天道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两方面。在周敦颐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宇宙的本体，即天道本体论。在《太极图说》中，他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过程，这样，周敦颐便为他的诚的理论奠定了宇宙论的基础。“诚”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周敦颐如此推崇“诚”，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他发挥了《中庸》关于“诚”的思想，从宇宙论进而推演出人道观，建立了以“诚”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

周敦颐的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教人向善，进德修业”的教育目的。周敦颐认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之教。二是“六经为主，以诚为本”的教育内容。他十分重视儒学经典，始终将“诚”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反复阐述，在《通书》中“诚”字的出现就高达20次之多。三是“自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开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讲学，采用学生自学为主，特别注重启发原则。

周敦颐的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一是德治。体现在修圣德、重师道、推礼乐三个方面。修圣德，周敦颐称之为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修而万民感化。重师道。周敦颐认为，使天下人从善而不为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推礼乐。周敦颐认为：“礼，理也；乐，和也。”礼的实质在于理，“理”的本意在于治。二是刑治。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在周敦颐看来，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他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主要是以政养万民，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他主张“慎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

《太极图说》的起点是“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其终点则是“主静立人极”的封建伦理观。

首先，“无极而太极”自我运动的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的“人”（ 《太极图说》）；而“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通书》）。这个众人之秀的“一人”，由于掌握了所谓“仁义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通书》）这个“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圣人”，就是代表“妙万物”的“太极”来统治社会的。因此，被周敦颐神圣化、绝对化了的无形无象而又最高最初的“太极”，归根到底是为宋代有权有势而又至尊至贵的封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

其次，太极的“一动一静”掌握了“化生万物”的枢几，使“二气”、“五行”、“四时”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动下“妙合而凝”、“变化无穷”。与这种“妙合”相应，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是“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 （《通书》）这种“合理性”， 周敦颐叫作“万一各正，小大有定” （《通书》）。在自然界，万物（“万”）与太极（“一”）各有其应处（“正”）的地位；在社会上，统治者（“大”）与被统治者（“小”）也有其不移（“定”）的等级。周敦颐所欲论证的封建等级就是被以后道学家哲学化的所谓“不和乃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

最后，正因为人是“得其秀而最灵”，所以也总是有强烈的感情和欲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通书》）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诀。一曰“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 （《通书》）。这就是所谓“存天理”。一曰“主”，就是“主静”，因为“欲动情胜”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静”、“慎动” （《通书》），才能深入考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几”（苗头）。这就是所谓“灭人欲”。一曰“立”，就是“立诚”，因为“诚”既是“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也是所谓“纯粹至善”的先天本性（《通书》）。只要掌握了“诚”，就掌握了“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书》）。这样“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通书》）人们都照着封建道德的标准去规范行动，诚心一立，人极也就立起来了。

鉴于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周敦颐提倡要认识天下之势。天下形势极严重，则不可挽回。认识形势严重，要靠力量挽回。认识不早，力量不积，则无力与人竞争，是天意。不早认识，不积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势，则是人事问题，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倾向改革，称赞新政。根据长期的仕宦和讲学的实践，强调尊师重道。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

天禧五年（1021年），重阳节，周辅成同几位兄弟一起聊天，共度重阳。当时秋高气爽，远处青山如黛，近处田野里的禾根豆一片金黄。特别是村前的五个土墩子，引起大家的兴趣。大家商量着要为这五个土墩子起个名，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名最为合适。这时，正在旁边玩耍的小敦颐，看到大人们沉思的样子，就脱口而出，说这五个土墩就像五颗星星。那东边的叫木星，南边的叫火星，西边的叫金星，北边的叫水星，中间的叫土星，合在一起，干脆就叫作“五星堆”。大人们听了，都觉得小敦颐讲得有道理，于是就将这五个土墩正式命名为“五星堆”，并作为楼田保的一景。

周敦颐从小聪明好学，勤于思考。遇到什么问题，喜欢寻根究底，不搞明白绝不罢休。他会经常向衡州（今衡阳）舅舅提出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什么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太阳为什么东起西落，月亮为什么有盈亏圆缺，为什么会刮风下雨，地上的万事万物是怎么形成的，等等。对于周敦颐提出的这些问题，周辅成总是不厌其烦，尽自己所知给予解答。当然，这其中的很多问题，周辅成是没有办法回答清楚的。一方面，受周辅成的知识所限，另一方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水平所限。而周辅成也非常喜欢周敦颐的这一性格。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敦颐的知识也不断地增长，学业大有进步。到十二三岁时，周敦颐已经读完了《四子书》（即《四书》）和《书经》《诗经》《礼经》《春秋》等儒家典籍，有的还能背诵得滚瓜烂熟。同时，周敦颐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不仅立意新颖，而且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八岁时，其父亲已过世。

月岩位于都庞岭东麓，距周敦颐故居约七公里。岩洞内周围削壁千仞，白石璀莹。这个巨大的岩洞，还有东西两座洞门。最为奇特神秘的是，在这个岩洞内的不同位置，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物变化。如果你从东洞门进，朝西洞门行走，往头上的洞口看去，开始只能见到一弯“残月”，形似蛾眉，如下弦月。再往前走，那“月亮”像镰刀、像小船，由缺而圆。到了岩洞中央，当顶便是一轮“皓月”，成为“望月”。继续往前走，这轮“皓月”又逐渐由圆而缺，最后又是蛾眉一弯，成为“上弦月”。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方位引起的景物变化，使月岩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神秘感，月岩的名气也不胫而走。相传周敦颐十四岁时，曾筑室于月岩，在那里读书并在那里悟得“无极而太极”的道理，为其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宁宗赐周敦颐谥号为“元”，因此周敦颐又被称为“元公”；到宋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确定了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

（表格参考资料）

《太极图说》是中国宋代周敦颐为其《太极图》写的一篇说明 。全文249字。《太极图说》鉴取了《无极图》和释门禅僧的《阿黎耶识图》。《太极图说》中的宇宙生成论、万物化生论，与宗密《华严原人论》的理论构造模式极为相似。毛奇龄曾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全是宗密之语。该文认为，“无极”是宇宙的本原，人和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作用构成的。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文中突出人的价值和作用，该文主张：“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在人群中，又特别突出圣人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该文对后世影响很大，版本很多，朱熹《近思录》、黄宗羲等所编《宋元学案》等尽皆收入。

《通书》是周敦颐读易经的心得。学易经，搞预测的也多，搞风水、看相算命的还不少，但究竟研究得怎么样？这些预测大师的境界、文化、气质就未必能高明起来。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以他的境界，出入于儒释道三教，在通过学习易经的过程中，将其心得写了短短四十章。这四十章里，融通了儒释道的根本精神，把儒释道的智慧通过易经的读书心得凝练在一起。

莲花在佛教中象征着“不染”、清净，宋代理学家以儒解禅，对莲花的“不染”进行本体思考，莲花成为士大夫人格象征。

周敦颐认为菊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而莲则是花中的君子。这就是作者所做的一个区分，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也就认同了作者的这个区分。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他要追求的是什么。现在看，像陶渊明那样爱菊花的人太少了、越来越少了。而像作者这样爱莲的人，那大概也就更少了，那么在现实社会当中，更多的人们去爱的是牡丹这样的东西。他的话里就是说更多的人追求的是一种荣华富贵的生活。所以三种花分别暗喻了三种人生的价值追求。作者周敦颐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他的价值追求，他想要做君子。我们可以这样说，君子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人正直，具有独立人格，令人敬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君子和隐士相比，他不避世，敢于担当，“知其不可而为之”，和追求富贵的人相比，他不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由此可以推想，作者周敦颐也应该是一位儒者。

周子之学以主静为宗。平生精粹，尽於《太极图说》《通书》之中。词章非所留意，故当时未有文集，《周元公集》为编修朱筠家藏本。

据明代万历《重修石鼓书院志》、清代《清泉县志·营建志·祠祀》载，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衡州知府史中重建书舍六间以待游学者，有礼殿祀孔子，韩张祠祀韩愈、张栻二夫子。成化十八年（1482年），知府何珣修复旧祠时，增祀朱熹，遂创三贤祠。万历十七年（1589年），朝廷允礼部尚书曾朝节之奏请，增祀周敦颐，后又进李宽、李士真、黄干三人，遂改号七贤祠。

汝城濂溪书院始建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为纪念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而建。公元1050—1054年，周敦颐任桂阳县令。期间“风节慈爱，吏治彰彰”，并在此写下《爱莲说》《拙赋》等千古名篇。周敦颐创立了理学理论基础，被称为“上承孔孟，下启程朱”的先贤。千百年来，汝城“士率其教，吏思其威，民怀其德”，兴建书院永作纪念。虽经近千年的沧桑变迁，然薪火相传，保存至今。书院为宋式四合院砖木回廊结构建筑，建筑面积1618平方米。

周敦颐墓，又称濂溪墓，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莲花镇周家湾之栗树岭，墓区总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十年动乱期间，周敦颐墓地面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但地下墓穴仍保存完好。1999年，在香港周氏宗亲总会的资助下，完成周敦颐墓第一期修复工程，使珍贵历史遗迹得以保存。香港周氏宗亲总会再出100余万元巨资复修该墓。1959年，周敦颐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复，建成有牌楼、门楼、濂溪祠、爱莲池等景点。

周敦颐在衡阳写下的119字的《爱莲说》因其借物言志，用莲花自喻，洁身自爱，被世代传颂。现有濂溪书院、濂溪祠、爱莲亭、濂溪别墅、周子祠等濂溪文化载体。爱莲堂坐落在衡阳市华新区柘里村。祠堂中堂门上高悬“爱莲堂”横匾，祖堂神位上供奉着周敦颐、鲁迅（周树人）、周恩来的照片。2007年6月，周恩来总理的堂侄、原扬州市老干局局长周华瑞来衡阳“爱莲堂”祭祖时，随携周总理手书“爱莲堂”郑重制匾悬挂。2009年11月24日，道县濂溪故里为建周子衣冠冢，特派专人专车来衡阳“爱莲堂”奉取“灵土”。2014年道县周敦颐故里晋升国家AAA景区。

周敦颐在衡阳生活的遗迹原有五处：

一是紧伴石鼓书院即今司前街古称濂溪街（现衡阳市中山南路司前街口）是他外祖父左侍禁郑灿居住的祖宅；

二是今蒸水桥北原郑家庄户房即北岸濂溪周氏祖屋，由长子周寿次子虞仲后裔继承，今居衡阳市衡南县车江铁市、衡阳县金兰寺、重庆、洪江等周姓即源于此支。

三是衡阳市高新区柘里村爱莲堂，是周寿五子季仲次子兴继来此继承祖业，爱莲堂原是郑家祖传庄户房（距离—千二百余年），郑氏谱载“衡州西关有巨浸曰西湖”，“向公世居衡阳郡城外西湖”。郑向祖孙五人五进士，世代衣锦诗书传家，家产颇丰。宋时周围山林田土多是郑家祖产，后按规制濂溪公祭祀田四百亩（政义乡三百亩、长平乡一百亩）田租收入和年拨官银二十八两用于濂溪周氏宗祠春秋二祭。

宋末衡阳对周子纪念性建筑还有一院四祠，即西湖书院，西湖北岸濂溪祠，凤凰山濂溪祠、潇湘门内濂溪祠、石鼓濂溪祠，以上并非家祠，是属国家官设祭祀周子和教学合一的纪念地（年拨祭祀银四十两）。

2017年6月23日，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活动暨第八届理学文化节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开幕。纪念演出后举行了濂溪书院揭牌、敬献花篮等仪式，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周敦颐哲学思想、理学人物与流派学术研讨会、濂溪后裔座谈会等主题活动。

关于周敦颐的平生，主要参见《周敦颐年谱》，宋代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亦对其事迹多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