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线路：从濮阳市区乘31路公交车，从清丰县城乘5路公交车均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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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457300

1944年到1945年平原分局和军区机关及邓小平带领的北方局，先后进驻这里。领导八路军和冀鲁豫军民英勇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3年11月，为了加强冀鲁豫与冀南两区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分局(平原分局)，领导冀南、冀鲁豫两个区党委。1944年5月11日，冀鲁豫和冀南两区合并，两个区党委机关撤销，各地委(12个)直接由分局领导。合并后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兼政治委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长，朱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1个军分区和水东独立团。1944年7月黄敬回延安治病后，宋任穷代理平原分局书记。1944年9月，分局和军区机关迁单拐办公。这时，因彭德怀、刘伯承等仍在延安学习，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194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冀鲁豫工作，给北方局发出指示：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两千万，为敌后最大的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进行，各种政策尚未完全正规，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尚不巩固，为此，中央提议北方局及时进至冀鲁豫工作，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强调北方局必须亲自到平原去工作，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经过2月份的准备，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于3月上旬由山西麻田带领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长李大章等20余机关人员来到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中心区——濮阳，先住在分局附近李家楼，半个月后，进驻单拐村。

为打击日伪势力，扩大根据地，军区在这里领导了多次功势作战和战役，还积极发动这一带贫苦农民建立政权，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斗争，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4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也连遭八路军、新四军的严重打击。日本侵略军为了打通从中国的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支援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先后从华北、华中抽调大量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这时，日军在冀鲁豫地区的兵力数量显著减少，在此地区的伪军，军心动荡、士气低落。当时，冀南区与冀鲁豫区相比，冀南区的敌情要严重得多。为了适应这种南缓北紧的形势，统一和增强对敌斗争力量，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冀鲁豫分局（亦称平原分局），统一领导冀南、冀鲁豫两区工作。黄敬、宋任穷、李菁玉、苏振华、杨勇等为分局委员，黄敬任分局书记、宋任穷任组织部长、李菁玉任宣传部长、张霖之任民运部长、张玺任秘书长。翌年5月，冀南、冀鲁豫两区合并，冀鲁豫分局直接领导两区各地委。随后，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黄敬兼任政治委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长，朱光任政治部主任，傅家选任后勤部长。据曹里怀同志回忆，中央对冀鲁豫的抗战工作十分重视，他任军区参谋长就是毛主席找去亲自谈的话。 冀南、冀鲁豫两区合并后，边区军民在分局和军区的领导下，对日伪作战由游击战变为攻势作战。 1944年5月，发起昆张战役和清丰战斗。昆张战役彻底摧毁寿张至郓城的日伪军封锁线，使中心区向东扩展100余华里。清丰战斗毙日军联络部代理部长名取正雄等日军官兵10余名、伪军200人；俘伪道尹薛兴甫以下县长、警察所长等40余名、日军联络官7名、伪军官兵1500多名。据日军防卫厅披露，“清丰战斗的失利，是改变警备时的一幕悲剧……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冀南道保安队从此一蹶不振”。继昆张战役和清丰战斗之后，冀鲁豫军区又发起了讨伐刘本功战役。是役摧毁刘本功的黄河大堤封锁线200余里，攻占其据点37处，歼敌27个中队2600余人，解放村镇600多个，根据地向南扩展60余里。

8月底，边区军民对日伪军的反攻作战取得了节节胜利，清丰县全境获得解放。冀鲁豫军区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解放濮阳和南乐县城及豫北的大部分地区，决定将指挥部前移。1944年9月，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和中共冀鲁豫分局从观城的红庙迁驻清丰县单拐村，同时，行署机关亦迁驻单拐附近的杨楼、大小翟湾和水牛陈一带。

单拐村位于清丰县城东南30余华里的潴龙河东侧，不靠公路，比较偏僻隐蔽。该村抗战时期有村民400余人，是个小村。虽然村子小、人口少，但好主多、好房子也多。更重要的是单拐村及其周边一带是冀鲁豫边区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又是地方党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1939年清丰县老一代革命家、教育家晁哲甫和高镇五曾在此举办文化教育工作团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40年初，在讨逆战争中，这里曾是卫东战役的主战场，单拐村民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72名八路军伤员，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对待，无一人出现意外，曾获得八路军某部的嘉奖。同年4月中共冀鲁豫区委会在清丰县王什村成立。不久，黄克诚率领太南地区组成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和三四四旅、独立游击支队及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到达冀鲁豫地区，与冀鲁豫支队整编，仍称第二纵队。同时，经北方局批准，黄克诚在单拐村附近的双庙集主持成立了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并召开了会议，研究了区党委建立后的大政方针，确定了冀鲁豫区四个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班子。单拐村及其周边一带良好的群众基础、政治局面为冀鲁豫分局和军区司令部以后迁驻该村创造了条件。

另外，单拐村有一位开明士绅叫陈笃之，早年在外经商，曾任国民政府参议员，花甲之年回乡，家有良田七十余亩，生活殷实、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深受乡邻敬仰。抗战初期曾与晁哲甫一起成立清丰县抗日自治委员会，被推举为会长，又组建了清丰县民众联合抗日自卫团，为稳定清丰局势起了重要作用。陈笃之的儿子陈平、女儿陈友菊都是于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陈平曾任六塔区抗日救国会主任，入党后任六塔区委宣传委员。1938年9月调直南特委，任组织部干事，1939年任中共长垣工委书记，当时正担任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陈友菊曾担任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的妇女部长。因此，他们一家是可以信赖的抗日的革命家庭。单拐村的有关情况就是陈平向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提供，经研究并派人考察后敲定的。分局和军区机关进驻单拐村时，陈笃之先生积极动员本族群众为部队腾房、筹款、捐粮，之后，在全区大生产运动中，又将自己的酿酒作坊分文不取捐献给军区。

由此可见，单拐村成为“中原红都”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是历史的选择，绝非偶然。

单拐村作为冀鲁豫边区抗战大本营，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边区军民同舟共济、艰苦奋斗的曲折历程，记录了边区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顽强抗战的历史。单拐村仍保存有中共中央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暨军区第一兵工厂旧址以及邓小平、宋任穷、黄敬、杨勇、苏振华、曹里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23处以及他们和部队当年生活、工作、生产使用过的大量革命历史文物。

冀鲁豫军区兵工厂旧址

它原是单拐村陈氏祠堂，始建于咸丰元年(1851)，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平方米。正殿坐北面南，单檐硬山顶，抬梁式木构架。该殿曾为兵工厂机床车间，当年在檐柱上安装机器时的钻孔历历在目，游廊两边山墙上，兵工厂开展劳动竞赛书写的“点将台”和“应战场”还清晰可见。兵工厂旧址已被辟为冀鲁豫军区史迹纪念馆。

冀鲁豫军区第一兵工厂是革命旧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原分局和军区搬迁至濮阳县后所建。山门面北，正面为拱券砖石结构，其上用青砖砌成“山”字形。进入山门，迎面就是机器房(祠堂的正殿)。房门面南，阔三间，高丈余，硬山，前出厦，厦下顶柱上当年安装机器打的圆洞仍历历在目。东西两面山墙上有“点将台”、“应战场”字迹。室内三架梁六架檩，八砖硬顶，小瓦覆盖。其檩梁均施彩绘，有蓝黑白三色，图案多为云纹，蔓草缠枝牡丹。正祠前东西两侧，各有配房三间，砖木结构，前出厦，高八尺许，亦系当年机器房。由此往南又有北屋三间，青砖墙壁，方椽，八砖硬顶，小瓦覆盖，高丈余，系兵工厂办公室。邓小平、宋任穷、杨勇先后在这里指挥了清丰、南乐、鲁西南东湖等100多次战斗战役，收复解放70多座县城。该房东南30米处有水井一口，系当年兵工厂所凿。兵工厂还制造出我军军工史上第一门大炮——“盖亮号”九二式步兵炮（现存中国军事博物馆）。

司令部旧址

冀鲁豫分局、军区司令部旧址位于冀鲁豫军区第一兵工厂旧址西30余米。

北方局旧址

北屋：冀鲁豫边区创始人之一陈平住室复原陈列展。

东屋：冀鲁豫边区大生产运动劳动工具陈列展。

邓小平旧居

邓小平旧居位于分局、军区司令部旧址北部，为一进三的院落，平面呈曲尺形状。邓小平和卓琳的住室位于东院，座北面南，屋面后坡在中檩处变为平顶，后檐墙高出屋檐l米左右，结构独特，外观端庄，是单拐村一带独有的建筑风格，内还保存有邓小平同志在单拐村期间使用的桌椅等。

宋任穷同志旧居

北屋：宋任穷同志住室复原陈列。东屋：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冀鲁豫边区工作和战斗的百名将军图片展。

杨勇同志旧居

位于村之东半部路南胡同内，大门面西，住宅为瓦房两间，南山连接大门，青砖墙壁高约一丈，方椽八砖盖顶，大门额上当时所标房号仍清晰可见。杨勇同志送给房东的棉鞋，仍保存完好。

北方局、平原分局、军区机关和老一辈革命家在单拐居住期间，与单拐村的群众朝夕相处，其所作所为，除了一些见之于史册资料中的重大事件外，还留下了不少逸闻逸事。60多年过去了，这些生动感人的小故事，在单拐村民的口中代代相传，成了单拐村的口头文学、精神财富。点滴小事中折射出伟人品格、革命精神；质朴的话语里流露出款款深情、亲切缅怀。现整理摘取几则与读者共享。

吃水不忘打井人

1944年夏天，冀鲁豫军区和中共平原分局未来单拐之前，曾派遣工作队考察了解单拐村周边的政治、经济、人口、自然环境等情况，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吃水等问题都作了周密调查。

调查发现，单拐村的政治环境、群众基础和居住房屋都比较好，不足之处是村里水井少，群众吃水有困难，部分村民还要到外村或潴龙河里担水吃。将来大部队一到，吃水问题会更加突出。

于是，工作队就找村长和家族长商量打井事宜。最后决定由工作队（军区先遣队）出资，在村东陈氏祠堂东面和“大胡同”南面各打一眼深井。单拐村群众听说工作队要给村里打井，都兴奋地拍手叫好，纷纷前来出工帮忙。仅用了15天时间就打好了两眼水井，还在井口安上了辘轳，彻底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问题。

后来，军区和分局机关入驻单拐。一些干部和战士经常给村中的困难户扫院子、担水，用的都是这两眼井里的水。这水清甜可口，军民们喝着分外舒心。1945年9月和1948年4月，军区和分局所属机关和兵工厂才相继撤离单拐村，这两眼水井就永远留给了单拐村民。

20世纪80年代，因地下水位下降，这两眼井和村里其他井一样，干涸无水了。村里有了机井，又用上了自来水，群众自觉不自觉地把其他井都平掉了，惟独这两眼井没有平。大家说这两眼井是实物，我们要世世代代保留下去，让我们的后代牢牢记住：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

饲养员下井捞钢笔

1944年9月，冀鲁豫分局、军区司令部相继迁驻单拐村。从此，这个偏僻的小乡村便热闹起来。单拐村的大街上悬挂着“军民团结一条心，坚决打败小日本”、“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如一家人”等横幅标语。各家各户都住满了部队，军区和分局机关就不用说了，另外还有警卫、通讯、医院、报社、电台和后勤保障单位等等。只见有站岗的、有排着整齐的队伍去操练的，也有扛着铁锨去开荒的，有前来开会的，亦有会后回去开展工作的，人来人往，络绎不断。村里的孩子们有时也跟在队伍后面，学八路军走步，博得大人们的阵阵笑声。

有一天早晨，一名八路军骑兵连的饲养员担着水桶到东街路北井上打水。这时，有几个学生好奇地站到井口观看。其中一个叫陈彬的学生，一不小心把钢笔掉到了井里，吓的哇哇直哭。打水的饲养员是个南方人，见此情景急忙好言劝说，但陈彬听不懂，仍然一个劲哭。饲养员说：“娃子，别哭了，我下去给你捞上来！”说着，他脱掉上衣和裤子，手脚并用登踏着井壁慢慢下到井里，沉入水内，用手在井底摸索，足有四五分钟，才把钢笔找到。他把钢笔咬在嘴里，然后又扒着井壁砖缝，一步一步攀登上来，把钢笔交给了小陈彬。感动得小陈彬破涕为笑，蹦蹦跳跳，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饲养员登上井台时，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打了几个喷嚏，穿好衣服，挑上水桶饮马去了。

饲养员下井捞钢笔的事很快在全村传开了。陈彬的父母知道后，端着姜汤、提着鸡蛋到骑兵连看望慰问这位战士，向他道谢。饲养员却躲到马棚里，红着脸、憨厚地笑着，连连摆手，表示不值一提。村民们都赞扬他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无形中进一步加深了军民感情。

杨勇送棉鞋

1944年秋，杨勇来到清丰县单拐村，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他住在了村民陈合修的家里。

陈合修的父亲早已病故，母亲双目失明。孤儿寡母，家贫如洗，他都34岁了还没娶上媳妇，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自从杨司令员住到家里，陈合修也接受了革命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

且说这年冬天，天气非常寒冷，接着又下了一场大雪。雪停以后，杨勇和陈合修在院里打扫积雪。扫着雪，杨勇发现陈合修穿的是一双单布鞋，还露着脚趾头，就问他：“合修，你怎么不穿棉鞋？”陈合修憨厚地笑了笑说：“杨司令员，俺家的情况你知道，俺娘看不见，俺又没媳妇，谁给俺做棉鞋呀？”杨勇听了心里一阵难过，二话没说，扭头回到屋里，把自己的一双军用棉鞋拿了出来，交到陈合修手里，说：“合修，这双棉鞋你穿了吧！”陈合修接过鞋看了看，只见这双鞋黑棉布、皮包头，棉花套得不算厚，显得又大又宽松，心里不由涌上一股暖流。但他又把鞋递过去认真地说：“杨司令员，您的心意俺领了，可这双鞋俺不能要。俺知道您带领部队东奔西跑打鬼子离不开棉鞋，您只要多消灭几个日本鬼子，俺就是不穿棉鞋心里也高兴啊！”杨勇听了，既为一个文盲农民懂得了许多道理而高兴，可他看着陈合修那冻得发紫的脚趾头，又实在心疼，就说道：“合修，我们打鬼子是为了老百姓，我不能看着你的脚受冻，快把这双鞋穿上吧！”谁知陈合修偏偏上了“牛劲”，任凭杨勇怎么劝，就是不要。他怕杨勇再劝下去，就快步走出了家门。

陈合修拒不收棉鞋，杨勇心里像堵了一块大石头。他打算把这双鞋送给陈合修的母亲，让老人说服儿子。可是，他母亲如果再不收咋办？杨勇想着，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他拿着棉鞋来到堂屋，见到陈母，把鞋放在了老人手里，说是让他儿子穿的。老人把鞋摸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说：“杨司令员，您住到俺家后，常常帮俺担水推磨、收割庄稼，俺就感谢不尽了，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这双鞋俺不能要！”杨勇说：“大娘，这棉鞋不是我个人的，是八路军后勤部送给合修的，您要是不收，我咋向组织交代呀？”陈母听了，这才点点头说：“既是这样，那俺就谢谢八路军了！”杨勇见陈母收下了棉鞋，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陈合修回家听说了这事，便埋怨母亲道：“娘，这双棉鞋不是组织上送的，是杨司令员自己的棉鞋，您中了他的计啦！”陈母说道：“啥中计不中计的，杨司令员好心好意待你，你就把鞋穿上吧！”陈合修摇摇头说：“娘，这双鞋我不能穿，我要把它当成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陈合修说话算话，这双军用棉鞋他精心保存着，一直没肯穿。解放后，他把这双鞋捐献给了国家，成了革命文物。这双鞋曾在河南省博物馆展览过。后来，单拐被命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双鞋又保存在了单拐革命旧址展览馆，成为对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王宏坤“净庄基”

1945年春天，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的夫人在房东陈淑贞的家里生了一个女儿。夫妻二人高兴得合不拢嘴。王宏坤又是忙于抗日工作，又要照料夫人，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上午，王宏坤为夫人买了红糖回来，一进家门，看见房东陈淑贞神情忧郁，走路低着头，一付忐忑不安的样子。呃，淑贞这是怎么啦？自从来到单拐住到她家后，平时谈抗日、拉家常，亲亲热热，就象一家人一样，今日，莫非她有了不顺心的事？王宏坤想着，就把红糖放到自己屋里，之后，来到了陈淑贞的住室。陈淑贞以为王宏坤觉察到了什么，又是让坐、又是到水，说道：“王司令员，您领导人民打鬼子，干的是大事、是正事，俺的事是小事，俺啥也不计较，就让您的夫人安心过月子吧！”王宏坤听了，觉得话中有话，但他又不明白是咋回事，心里非常着急，便憋不住地说：“大嫂，有话就直说嘛，说出来也许我能帮你解解闷儿。”陈淑贞说：“王司令员，俺心里没啥，真的没有啥……”

王宏坤见陈淑贞不说，就访问了一家邻居。邻居一位大嫂对他说：“王司令员，您还不知道哩，俺这里有个风俗，生儿生女必须在丈夫的家里，如果女人在别人或亲戚家里过月子，就得放鞭炮、跑纸马，这叫净庄基。不净庄基，主家就不得安宁。”王宏坤听了，这才明白了事由。他没有怠慢，就让警卫员去买鞭炮、纸马，要为房东净一净庄基。警卫员说：“首长，这是封建迷信，咱搞这一套合适么？”王宏坤严肃地说：“这是当地的风俗，我们搞革命也要了解和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与群众搞好关系，懂吗？”警卫员听了，连声说：“懂，懂！”就去买鞭炮、纸马了。

下午，王宏坤请人净了庄基后，又包了饺子，晚上请房东来吃饭。陈淑贞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把积攒的十几个鸡蛋拿出来送给了王夫人，并对王宏坤说：“王司令员，您忙抗日工作去吧，您的夫人和孩子由我来照料。”从此，她就照料王夫人和孩子一直过了满月。这正是：

王司令员净庄基，

净出一片新天地。

军爱民来民拥军，

军民一家更亲密。

慰问军烈属

1945年的春节快到了。一天，杨勇副司令员带领军区机关人员和单拐村抗日完小儿童团慰问军烈属。他们敲锣打鼓从村东到村西，走大街串胡同，逐户慰问。每到一家，就给他们打水、扫院子、贴对联，还给他们送去米、面和肉食，送去党和边区政府及子弟兵的关怀与温暖。

单拐村有一位烈属叫陈庆竹，他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是个特困户。可是，陈庆竹不想给部队添麻烦，始终没说过自己的困难。杨勇得知后，就派人给他送了些肉食。第二天，杨勇又亲自背着一袋小米来到他家里，对陈庆竹说；“大叔，您的儿子为国牺牲了，我就是您的儿子，以后，您有什么困难，我来照顾您。”陈庆竹感动地说：“杨司令，这叫俺咋感谢您哩！”杨勇说：“大叔，军民本是一家人，您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说完，杨勇转身回到司令部，召集参谋和警卫人员对他们说：“这里的人民太好了！自己的亲人为国牺牲，有困难还不愿张口，怕给上级添麻烦。咱们一定要认真调查，不能漏掉一户特困家庭，一定要让他们过好年！”这样，在军区首长的关怀下，村里的特困户都得到了救助。

村民们见部队首长这么关心他们，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春节期间，村民们和儿童团纷纷自发地去给首长们拜年，单拐村里到处是一片军民团结的和谐景象。春节过后，很多人把自己的子弟送去当兵，奔赴抗日前线。后来，他们大都为革命立下了战功，成为人民的功臣。

邓小平上马台

清丰县单拐村东街路南邓小平旧居胡同口左侧，有一对青石台，其形状似卧马，故名石马台。又因邓小平外出骑马时多用此台上马，单拐人又叫它“邓小平上马台”。

1945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为贯彻落实中央1月23日“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给北方局的指示”，率领刘锡五、李大章、周惠、彭涛等北方局领导同志来到单拐村，住在陈学修家。冀鲁豫分局、军区和行署的领导同志宋任穷、杨勇、张玺等欢迎邓小平一行的到来。

邓小平同志顾不上休息，就召集分局、军区和行署的领导同志开会，听取汇报、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并为贯彻落实中央土地政策、减租减息、建立健全抗日民主政权、发动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自救等项工作作了部署和安排，为冀鲁豫边区民主民生运动地开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在单拐期间，不仅听取了有关县领导同志的汇报，还经常骑马到周边村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邓小平骑的是枣红马（一说是枣红骡子），出发时都是利用石马台上马，既方便又安全。从此以后，单拐村的群众就称此石台为“邓小平上马台”。上马台旁边还有一棵古国槐树，树冠荫及整个街道，是个很好的乘凉处。邓小平同志利用工作之余，时常坐在石马台上和贫雇农促膝谈心，了解这里的风土民情，讲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句句说到群众心坎里，博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小平已骑红马去，此地空余石马台。为了追溯远去的历史，1996年3月，单拐村民又在邓小平上马台旁栽种国槐一株，2002年秋，修复了邓小平旧居，供游人参观缅怀，从而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场所。

卓琳买小鸡

1945年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来到单拐村，住到东街路南陈学修家里。当时路北有一户村民叫陈金修，他爱人叫董兰芝，卓琳叫她董姐，两人关系特别好。

有一天，卓琳正和董兰芝在一块拉家常，忽然听到街上有人喊道：“卖小鸡喽——谁买小鸡！”当时董兰芝正在做针线，听到喊声两手不由停顿下来，抬起头倾听一下，看了看卓琳又低下头去继续做活。她的这些举动都被卓琳看在眼里，就问道：“董姐，你想养小鸡吗？”“咋不想养啊，可是俺——”董姐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卓琳知道她想养又没钱买，就说：“别可是了，走，咱也去买！我拿钱，你养着，算咱俩搭伙。”“那中！”董兰芝说罢拿起筐子与卓琳一起高高兴兴地上街了。

走到街上，看到村里好几个妇女都围着鸡笼子选小鸡。董兰芝挑选了30只小鸡，放进自己的筐子里，卓琳付了钱，两人欣喜地往回走。董兰芝说：“鸡养大了全归你！”卓琳说：“鸡养大了，母鸡归你，公鸡咱们大伙吃！”

自此以后，卓琳经常到董姐家逗小鸡玩，还把一些剩饭菜、菜叶等送给董姐喂小鸡。慢慢地，鸡子养大了。一天，董兰芝叫丈夫捉了几只公鸡给卓琳送去，可卓琳说什么也不要。这时，大街上忽然抬来几副担架，原来是八路军某部在与日寇交战中，有几位战士负了伤，正要送往军区医院。在卓琳的提议下，董兰芝夫妇与卓琳一起把十几只大公鸡都送给了军区医院的伤病员，让他们熬鸡汤养伤。这个军民团结的小故事成为一段佳话，一直流传至今。

欢庆胜利小花絮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单拐村民和军区机关指战员，载歌载舞庆祝抗战胜利。单拐村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十里八乡的百姓纷纷来到单拐，参加庆祝大会，观赏抗战缴获的胜利品。

在缴获的胜利品中，有一辆日军摩托车格外引人注目。围观者有自称见过世面的人介绍说：“这家伙叫电驴子，跑的非常快，马都撵不上，敢和汽车赛跑。”可是谁都不会开。有不少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正在这时，杨勇副司令员和两个警卫员来到摩托车旁。群众都一致要求杨勇骑上摩托车给大家表演一番。杨勇叫警卫员晃晃车，看有没有油。一晃有油，只见杨司令员骑上摩托车，大脚一蹬“突”的一声，车发动着了。杨司令员摆了摆手，示意大家闪开道，摩托车缓慢启动，由东往西顺着大街一直开到东安上村，又从东安上回到单拐村，来回开了三四趟。街道两旁人山人海，大家鼓掌欢呼仿佛迎接凯旋归来的大将军一样。杨勇司令员眉飞色舞，高兴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军民其乐融融。

在单拐村东的大场里，中共冀鲁豫分局、行署和军区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庆祝大会。宋任穷等领导同志讲了话，欢呼声、鼓掌声和口号声接连不断，会议极为隆重，也非常成功。不料，到最后出现了一个大会议程外的小插曲。当主持人宣布散会时，很多群众不愿离开会场，一致要求见见解放清丰县城及在边区抗战有功威震敌胆的老七团团长。军区首长满足群众要求，让时任七团团长的温先星站了出来。立时，万众注目，群众欢呼着热烈地长时间鼓掌，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面对此情此景，温先星和军区首长都眼含热泪，抬起手来向台下行了个庄严的军礼。

庆祝大会之后，举行了民间艺术大游行。高跷、狮子、花船、秧歌队、腰鼓队，锣鼓喧天，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尽情地欢呼歌唱，到处是一片欢乐景象。最令单拐人引以为荣、津津乐道的是，这一天在单拐村和相连的东、西安上，有冀鲁豫军区的战友剧社、有民艺剧社、还有冀鲁豫大众剧社三台大戏同时演出。京剧、话剧、豫剧、歌舞等精彩的剧（节）目轮番上演，随意观看，着实让观众们过足了戏瘾，大饱了眼福。当时的欢乐场面，当地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忆起来，仍然是眉飞色舞、历历在目、念念不忘。

宋任穷的文件箱

冀鲁豫军区机关转移的头一天晚上，司令员兼政委宋任穷与夫人钟月林把房东陈永修和老伴张秀爱叫到办公室，紧握住他们的手非常动情地说：“哥、嫂，我们在这里居住一年多了，给你们找了不少麻烦，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你们啦！我们马上要离开这里，今天向你们告别，从感情上讲，我们还真有点舍不得；从革命大局讲，我们必须服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临别想赠送你们点什么，但只有这两个小文件箱属个人物品，就留给你们做纪念吧！”说罢，就把文件箱交给了陈永修夫妇。陈永修为了礼尚往来，也叫张秀爱把家里织的印花单字送给宋任穷夫妇做留念：“将来你们不管行军打仗走到哪里，只要看到这个印花单子，就会想到单拐，想到咱们在一起的日子，祝你们一路平安！”陈永修夫妇说着哭成了泪人。

建国以后，宋任穷进了北京。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陈永修老伴张秀爱曾多次带着儿女到北京看望宋任穷夫妇，带去了老区人民的问候，畅谈了峥嵘岁月和老区农村的变化。宋部长说：“到北京以后，我时常想到老区看看。那里的群众生活怎么样？我还一直牵挂着。你们回单拐以后，要代我和全家向全村的父老乡亲问好！”张秀爱从北京回来后，一直和宋老夫妇保持着书信联系。宋任穷也时常关心着陈永修儿女们的婚姻和工作问题。

1980年，张秀爱临终前把七个儿女叫到床前，指着床头两个小箱子说：“这两个箱子，是你宋伯伯离开单拐时留给我们做纪念的，你们一定要保护好。等我不在了，你们要经常去北京看望你宋伯伯和宋伯母。他们都是对革命有功的人！”说罢两眼一闭，撒手西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单拐儿女没有辜负老一辈的遗愿。宋任穷居住的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旧址，于2001年进行了修复，并举办了陈列展览。文件箱和宋老赠给房东后代的回忆录、照片以及来往书信都陈列在纪念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