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酒醉后架着小船，在湖中荡漾，听任流水把小船推向花草深处。现实世界的名利缠身，不能解脱，没有办法在这如花的仙境住下去。

烟水茫茫，笼罩在夕阳的余辉里。两岸的青山排列无数，晚风吹来，落花如雨，竟然不记得来时走过的路了。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新党章惇被起用为相。章惇握政伊始，即广兴党籍，大肆打击元祐时旧党的在朝之臣，苏轼、黄庭坚等皆遭贬谪，秦观也未能幸免。秦观始由国史院编修贬为杭州通判，途中再贬为监处州（今浙江丽水）酒税。绍圣三年（1096），又被削秩徙放到郴州（今属湖南）。这一连串巨大的打击使得他陷入一种蒙受压抑而不能自拔的浓重悲哀之中。这首《点绛唇·桃源》当作于秦观被贬途中或贬居郴州时。

此词题作“桃源”。上片首二句确乎有似于《桃花源记》的开篇“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把读者带到一个优美的境界，这儿似乎是桃源的入口。人在醉乡，且是信流而行，这眼前一片春花烂漫的世界当是个偶然发现。又似乎是一个好梦：“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好事近·梦中作》）一种愉悦的心情也就见于如此平淡的语言之外。同时而起的，却又有一阵深切的遗憾：“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尘缘”自是相对仙源灵境而言的。“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那“名缰利锁”，正是尘缘的具体内容之一。此处只说“尘缘相误”，隐去正意，便觉空灵蕴藉，正所谓“以不犯本位为高”（《艺概》卷四）。三、四句与前二句，一喜一慨，词情便摇曳生姿，使人为之情移。

下片一连四句写景，没有用力痕迹，俱属常语淡语之类。然而“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却钩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一样的“销魂”的黄昏景象。“千里”“茫茫”尤给人天涯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与“烟水茫茫”呼应，构成“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在的联络，过片而不断曲意。值此迷惘之际，忽然风起，出现“乱红如雨”的萧飒景象，原来是残春时节了。一句一景，蝉联而下，音节急促，恰状出人情之危苦。合起来，这几句又造成一个山重水复、风起花落、春归酒醒、日暮途远的浑成完整的意境。如此常语淡语，使人“咀嚼无滓，久而知味”（《词源》卷下评秦词）。虽然没有明写欲归之字，而欲归之意在在皆是。结句却又出人意外地转折出欲归不得之意：“不记来时路。”只说“不记”，更为耐味。虽是轻描淡写，却使人感到其情蕴深沉，曲折地反映出备受压抑而不能自解的作者在梦破后无路可走的深深悲愁。

虽是写“桃源”，由于处境与胸次各异，秦词与陶诗风貌完全不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澘笔下，处处流溢出一个精神上有所归宿的人的自得情怀；而“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的秦观笔下，却时时纠结着个缺少精神支柱的失意者的迷惘与悲哀。这首小令以轻柔优美的调子开端，“尘缘”句以后却急转直下，一转一深，不无危苦之辞，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境。它自然能在千百年里引起那为数不少的失意彷徨之士的感情共鸣。

这首词所反映的思想，是作者由于无端遭受打击，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并由此产生了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但有的评论者认为句句都有暗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此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迷离恍忽的境界，只是秦观在艺术上喜欢朦胧美的一种手法而已。

明代戏曲理论家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卷一：如画。

近代词评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作此题隐括本意，凡手皆能。此词擅胜处，在笔轻而韵秀，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

秦观（1049—1100），北宋词人。字少游，一字太虚，号邗沟居士，学者称淮海先生。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曾任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因政治上倾向于旧党，被目为元祐党人，绍圣（宋哲宗年号，1094—1098）后贬谪。文辞为苏轼所赏识，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工诗词，词多写男女情爱，也颇有感伤身世之作，风格委婉含蓄，清丽雅淡。诗风与词相近。有《淮海集》四十卷、《淮海居士长短句》（又名《淮海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