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5-25 21:04
熊会贞（1859年－1936年），又名崮芝，枝江市安福寺镇杨家店村第七组熊家老屋人。
历史地理学家和郦学家地理学派创始人之一。15岁考中秀才，此后久考未能中举，在家教私塾。因师从宜都杨守敬，光绪四年（1878年）应杨守敬之召，到宜都为其第三子杨必昌授读。光绪十一年（1885年）年，他襄助杨守敬编修《湖北通志·沿革》，不久因主修病故而罢。次年正月应杨守敬之招，到黄州续教杨必昌读书。四月。光绪十三年（1887年）熊会贞决意回乡奉养老人，杨守敬另抄《隋志》一份，让他在家查检各地方志，把相关资料编入。光绪十六年（1890年）熊会贞来到黄州邻苏园，师生二人核对文稿，各有异同，相互参证，修改第二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杨守敬任两湖书院教习，担任历史地理课程，次年致信熊会贞，让他来武昌帮助校理历史地理志书。
此后，熊会贞每年到武昌襄助，先后刻成《晦明轩稿》《禹贡本义》《历代沿革险要图》《春秋地图》《三国郡县表补正》《三国地图》等书多种。师生发愤整理《水经注》，对此书进行校勘、考证和疏解，如后人称颂“开舆地学之新纪元”。二人历时三年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刻成《水经注图》，以《水经注》为依据，参照历代地理总志和各地方志、相关古籍，采用古今地名对照上图的方法，朱墨套印的形式编绘成图，计40卷，共八卷，计8册。这使得《注疏》文图互相印证，更加方便阅读和使用，成就超过了前人。因《水经注疏》工程浩大，一时难于成书，而且杨氏年迈，熊会贞亦无财力，为避免今后学术之争，先刻《水经注疏要删》行世。长沙学者王先谦见到《要删》杨氏序言所述，来信愿出资刻全书，但《注疏》并未成书，只是写在八部原书上的眉批初稿，帮助他的“唯熊君会贞一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师生二人将光绪二年先生与人编撰的《历代舆地沿革图》，对照历年来他们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和考证绘制的各朝代历史地图进行修改，由熊会贞校订，1911年出齐，计34册，这套地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大型的历史地图集。这套地图对当时国内和日本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上的各种谬误，给予严肃的校正。地图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案头必备书。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以杨熊的这套地图作为底本，结合近百年来中国地理学的科研成就进行增补、正误、改编和整理完成的。
1911年武昌发生辛亥革命，熊会贞随其师全家避乱至上海。次年《水经注疏》书稿运到，师生二人每日开箱校勘审定书稿，甚至通宵达旦。杨守敬晚年致力《水经注疏》初稿的修订，多次对熊会贞说：“此书不刊行，死不瞑目。”1914年杨守敬进京任参政院参政，12月熊会贞来京，二人继续修撰《水经注疏》。1915年，杨守敬无疾而终，熊会贞伤心至极，他在《邻苏老人年谱》中写道：“会贞亲炙先生四十年，于舆地之学得窥门径者，莫非先生之赐。先生不弃愚顽，命赞襄著述，以作壤流之资，文字因缘，恩同骨肉。”
杨守敬去世后，熊会贞为实现先生遗愿，移居武昌菊湾杨宅，二十二年如一日，不分早晚坐“冷板凳”，坚持不懈地修改、复校《水经注疏》，书稿共经过六、七次参校，六次抄写。1934年4月日本郦学家森鹿三派助手松浦嘉三郎到武昌熊宅访问，得到《注疏》抄本一部，计四十册，分装四函。双方口头协定，在中国未出版此书之前，日本决不出版此书。森鹿三后来把这个抄本送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此事经近半个世纪后，方为国内所知，双方信守协定如一，成为郦学研究史上的佳话。由于劳累过度，1931年熊会贞因病住院治疗，第二年再次病倒入院，由好友藏书家徐行可抄出副本（解放后徐氏献给中国科学院，1957年影印出版，即北京本）。1935年，熊会贞写信告诉郦学家郑德坤全书“草创已就，惟尚须修改，方敢问世”。1936年国内形势严峻，武汉受到日寇威胁，熊会贞已77岁高龄，病体日衰，《注疏》一时难于告竣，且又无财力刊行，担心战乱之际书稿流失，不能完成老师遗愿，心中焦虑万分。他将书稿交给先生长子后人，遂于本年5月按排好自己的后事，5月25日申时在武昌西卷棚11号家中自缢而亡。归葬于熊家老屋附近的熊氏墓地，与其兄熊会源墓相邻。他一生潜心学问，品德高尚，在家乡具有很高的声望，当地村民至今仍尊称“崮芝老”。
熊会贞自1886年开始襄助杨守敬编撰历史地理著述，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不仅仅熟悉历史地理沿革，同时又对《水经注》的校理打下了深厚的基本功底，在当时国内外郦学界首屈一指。在近代郦学家中，他以著述之多而著名。熊会贞在杨家校勘《注疏》，信守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严守学术道德，不事张扬。
熊会贞在继续编纂《注疏》的二十多年中，见到先生所未见的残宋本、大典本、明抄本。通过友人徐恕（字行可）的帮助，使他掌握了用古写本和古刻本来校勘古籍的方法。与此同时，国外新的地理学思想在国内传播开来，科学的地理著述和大量的新式地图出版，都给他带来影响。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使他在历史地理学科的专业修养和郦学的研究领域都远远超过师承，对于《注疏》的研究成果也大大超过其师的草创。他后来改动和发展先生的原创，主要是首先把先生所定以长沙王氏《合校本》作底本改为明代朱谋玮的《水经注笺》作底本；其次为了避免将来发生著作权之争，把先生所定“此书二人同撰，文各一半。”改为“每篇首标题作宜都杨守敬纂疏，门人枝江熊会贞参疏”；后来先生之孙杨先梅（字岭香）完成了残宋本、大典本和明抄本的比勘，因而在标题署名下加上“孙先梅补疏”；其三改变先生成见，承认《大典本》，为戴震辩诬；其四将先生对因误解而在引书作者上的次序，作了正确调整，承认“唯戴之功大”；其五在传统的考据地理学的基础上，开始吸收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成果；其六为方便后来“继事君子”完成全书，留下了十三页四十条具体修改意见。熊会贞依靠执着的信念，实事求是的态度，百折不挠的学术精神完成这部郦学研究顶峰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