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1920年），由梁漱溟推荐赴南京支那内学院，从学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

民国十年（1921年），草撰《唯识学概论》初稿。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只有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

民国十一年（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应蔡元培之邀，熊十力聘为北京大学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民国十二年（1923年），唯识学讲稿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组正式出版，名《唯识学概论》。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初，随梁漱溟赴曹州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任教。

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应石瑛先生邀，赴武昌大学执教。秋，因武大校长易人，又返回北大。为讲授因明学之需，自秋涉冬删注窥基之《因明入正理论疏》，年底事毕。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三月，开始改写《唯识学概论》。七月，《因明大疏删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因用思过劳，始患神经衰弱之症。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移南京中央大学休养，常与汤用彤、李石岑等论学。后移往杭川养病。

民国十七年（1928年），应汤用彤之邀，赴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作短期讲学。时唐君毅就读中大，始从游于熊十力。

民国十九年（1930年），仍住杭州广化寺疗养。经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单不庵介结，结识马一浮。《唯识学概论》经重新修订，易名《唯识论》出版。由弟子高赞非、张立民记录校订先生在民国十三年秋至民国十八年秋四年间，与朋友、学生论学之语及书札，编辑成册，名为《尊闻录》自印出版，分赠好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新唯识论》（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马一浮作序并题答。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十力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十一月，返回北大继续教授唯识学。时牟宗三就读北大，始从学熊十力。常与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林宰平、汤用彤、李证刚、郑天挺、陈政、罗庸、罗常培等往来论学。十二月，内学院年刊《内学》第六辑刊登刘定权（衡如）的《破新唯识论》一文，欧阳竟无师为之作序。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月，太虚法师于《海潮音》14卷1期发表《略评新唯识论》一文。二月，撰成《破破新唯识论》，酬正内学院师友，由北大出版部印行。八月十七日，在《大公报》发表《循环与进化》一文。秋，周叔迦的《新唯识三论判》一书，由北平直隶书局出版，对《新唯识论》《破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提出批评。

民国二十三（1934年）四月八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无吃无教》一文。六月十日，又发表《英雄造时势》一文。九月二十日，在《大公报》发表《易佛儒》一文。时与钱穆、蒙文通、张孟劬、张东荪昆仲相过从。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在《史学》（北大出版）一期发表《请诰授奉直归州学正传雨卿先生传》。六月，于《安雅学刊》一期发表《读经》一文。十月，于《文化建设》1卷9期发表《文化与哲学》一文。二十八日，于《大公报》发表《答伍庸伯》一文。八月三十日，就中国哲学会成立，在《大公报》上发表《为哲学年会进一言》文，提出中国亟需一种新哲学。十月，由弟子云颂天、谢石麟存录整理熊十力在民国二十一年冬至民国二十四年秋，三年间与友人论学书及笔札的《十力论学语联略》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一日，在《中心评论》第2期发表《答朱进之》文；二十一日发表《论不朽书》。三月二十日，在《文哲月刊》1卷6期发表《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八月，始撰写《佛学名词释要》，及秋完稿，由北大印行若干本。十二月，在《哲学评论》7卷2期上发表《佛学名词释要》中的28条词释。始用《佛家名相通释》一名。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佛家名相通释》由北大出版组出版发行。是年，于湖南郴县创办“十力中学”，由弟子燕大明主持。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由鄂入川。夏，为诸生开讲中国历史，弟子记录整理成册，名《中国历史讲话》，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石印若干册。冬，指导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文言本为语体。拟再译成英文做准备。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于乐山创办，应邀担任讲席。九月十七日，撰《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未几，与马一浮相处不和，离开复性书院，时武汉大学迁至乐山，应朱光潜之邀，前往作短期讲学。冬，韩裕文续接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完成转变章，至是，《新唯识论》（语文体）上卷脱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卷，由吕汉财资印二百部。是年，梁漱溟创办勉仁书院于北培，约先生前往主讲。

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月，周封歧资助印行《十力语要》卷二四百部。秋，由先生自己翻译的《新唯识论》（语体文）中卷脱稿。十月，赴北培勉仁书院担任主讲。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一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由勉仁书院哲学组出版。六月，《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发表在《图书季刊》第2期。《思想与时代》刊物第12期起，连续发表《论体相》《论玄学方法》《儒家与墨法》《谈生灭》等文。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新唯识论》（语体文）下卷完成，将上、中卷合为一书，并做一些改动。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一月，在《哲学评论》8卷5期刊载《新唯识论问答》一长文。二月，始撰写《读经示要》。三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下三卷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十一月《读经示要》完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在《中国文化》第一期发表《论汉学》一文。十二月，《三民主义》半月刊7卷8期上发表《说食》一文。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回北京大学执教。夏，孙颖川主持黄海化学社，特邀请熊十力回蜀负责哲学部工作。发表《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讲词。刊于《黄海化学社附设学研究部特辑》嘱王星贤整理抗战期间的信函短札，成《十力语要》卷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由重庆返回北大。六月，《学原》1卷2期发表《答牟宗三问格物致知书》。《哲学评论》十卷五期发表《与柏特教授论哲学之综合书》；《龙门》1卷4期发表《论关老之学书》；七月，读《大智度论》，并作《读智论钞》。《东方与西方》1卷4期发表《读智论偶抄》。八月，就《学原》1卷4期发表《略说中西文化》。《哲学评论》10卷6期发表《论本体书与说理书》。《龙门》1卷6期发表《读汪大绅绳荀》。《世间解》第3期至第7期连续发表《读智论抄》。十月，“十力丛书”之《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十力语要》（四卷本）先后印行。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二月，应聘至浙江大学讲学。五月，《学原》1卷12期发表《论事物之理与天理：答徐复观》。2卷1期发表《略谈新论旨要》（答牟宗三）。冬，南下广州，命黄艮庸作《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一长文，答辩印顺法师《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

1949年1月，辑成《十力语要初续》，12月由香港东升印务局印行。2月，《读经示要》由正中书局重版发行。

1950年1月，《韩非子评论》在《学原》3卷1期直发表。仲秋，撰成《与友人论张江陵》一书。11月，《摧惑显宗记》由大众书局印行。是年，应董必武、郭沫若之请，由广州途经武汉返回北京。

1951年5月，《论六经》一书完稿。

1952年中秋，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壬辰删定记》。

1953年，熊十力再次来到北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十力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10月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同年，起草《原儒》上卷，至中秋脱稿。

1955年夏，作《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一长文，10月，始起草《原儒》下卷。

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

1957年冬，《体用论》脱稿。

1958年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石印出版。5月，始起草《明心篇》，初冬完稿。

1959年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夏，开始撰写《乾坤衍》。《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一文收放《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

1960年，继续撰写《乾坤衍》，体弱多病，写作艰难。

1961年1月，《乾坤衍》完稿，秋由科学出版社印行。

1963年1月，开始起草《存斋随笔》，12月完稿。书稿由封用拙誊正，拟影印出版而未果。

1965年，董必武推介熊十力读《实践论》《矛盾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8月，作《先世述要》，未完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寓舍查封，身心俱受摧残。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绝饮食，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但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病体衰弱，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9时与世长辞，终年84岁。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十力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重立大本·重开大用

熊十力的终极关怀，即在于为人类寻找国失落了的自我。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促使熊十力以探寻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为己任。

西方的实证主义、印度的唯识法相之学和中国的汉学考据，在熊十力看来，其根本缺点在于它们关注的不过是饾饤枝节，从而掩蔽了对于“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的考察和体悟。因此，重新思考人的类存在的危机和人的类本质的发展，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并明了二者的关系，就成为哲学家的首要任务。熊十力从儒家哲学的思想资源里发掘并重建了“大本大源”。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即是“明示本体”，哲学“以本体论为其领域”。他所说的“本体”是甚么呢？“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源、万有之基。即此仁体，无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本心即万化实体，而随义差别，则有多名：以其无声无臭，冲寂之至，则名为天，以其流行不息，则名为命：以其为万物所由之而成，则名为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则名为性；以其主乎吾身，则谓之心；以其秩然备诸众理，则名为理：以其生生不容已，则名为仁；以其照体独立，则名为知；以其涵备万德，故名明德。”“阳明之良知即本心，亦即明德”。可见熊氏之“本体”，不是“自然本体”，而是生生不已的、刚健运动的“生命本体”，同时又是内在的“道德自我”即“道德主体”。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创造活动、道德自我完善的活动，即是“本体”及其实践，即是人的最高本质，它涵盖了天地万物、主导着自然宇宙。

按照儒家的看法，人的存在必须以在世界上实现最高的善（至善）为必然目的。熊十力在这里强调的儒学之“本体”，尤其是心学之“本体”，不是超绝的本体，而是合天地万物于一体、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之整体。这样的“一体之仁”，可以推广到鸟兽、草木、瓦石。也就是说，通过内在千人的“仁心”或“明德”之体，即人的精神生命与道德意识的运动或感通，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能够回复成一体。但是，人之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回复成一体的中间环节是“用”，也即是工夫，即是道德实践或社会实践，熊氏强调的就是道德（或社会）践履与良知、仁心的一致，工夫与本体的一致，外王与内圣的一致。

本体论，又称存有论或形上学，是关于存在问题的探讨，亦即是关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探讨。这种探讨，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学派，有不同的侧重面，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从原始儒学到宋明儒学。其实是有其本体论的，不过前人没有用这个名称，没有刻意从这个角度去阐发它。熊十力大谈本体论问题，尤其是把儒家哲学的内核——内圣之学中所探讨的心性关系问题、道德哲学的问题、人的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终极寄托的问题，即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把从孔盂到程朱陆王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加以系统化、体系化，同时又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副生命，从而在中国儒学史上第一次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标志他的儒家哲学体系。创制了严整细密的哲学体系，又使用了本体论的名称，这就是“新儒家”之所以“新”、“现代儒学”之所以“现代”之处。

因此，熊十力强调“一本”，强调“见体”、“究体”，他认为，非如此，宇宙论只能认识现象，不识万化之源、万物之本；人生论无有归宿，不能参究生命本性，从有限的生活内容体悟无限；道德无内在根源，只能成为一种外在的法规；知识论没有源泉；治化论也没有基础。熊十力以他的本体论统摄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治化论等等。因此，宇宙本体不是超越于人类而独在的，吾人之真性遍为夭地万物本体，天地万物之本体即是吾人真性。价值之源就在吾人心中。由此观之，儒学本体论不仅讨论宇宙生化的过程和根源，尤其关怀人性及其全面发展的问题，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和功能的问题。

深于知化·长于语变

熊十力形上学之主要思想渊源是《易经》和《易传》之能动变化、生生不息的学说。他同时也继承了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大化流行、即体即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以佛学之主观唯心主义和刹那生灭、瞬息变化的观念强化了《周易》哲学的动态性和能动性。他所亲身经历的清末民主主义革命，使他切身体验到革故鼎新和变化日新的氛围。他服膺王船山哲学，将其概括为“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又以类似的语言概括自己的哲学：“吾平生之学，穷探大乘，而通之于《易》。尊生而不可溺寂，彰有而不可耽空，健动而不可颓废，率性而无事绝欲。此《新唯识论》所以有作，而实根抵《大易》以出也。（上来所述，尊生、彰有、健动、率性，此四义者，于中西哲学思想，无不包通，非独矫佛氏之偏失而已。王船山《周易外传》颇得此旨，然其言散见，学者或不知综其纲要。）魏晋人祖尚虚无，承柱下之流风，变而益厉，遂以导入佛法。宋儒受佛氏禅宗影响，守静之意深，而健动之力，似疏于培养；寡欲之功密，而致用之道，终有所未宏。”熊十力哲学本体论与宋明理学（包括理学和心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强调了“健动之力”和“致用之道”，坚持“由用知体”，“即用显体”，以欲明性，以有反无，由此彰显本体（本心、仁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是人类文化与宇宙之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

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论、“翕辟成变”论之“深于知化”和“长于语变”，为世所公认。所谓“体用不二”论，简单地说，首先是肯定本体的唯一性，其次是肯定本体的能动性和变易性，再次是肯定本体与功能的一致性。熊氏认为，所有的物理现象、心理现象，都是没有自性、没有实体的，人们不过是将这些假象执著为真实存在。其实，真实存在的只有一个本体——它既是宇宙的心，又是一一物各具的心；既是宇宙万象的本原，又是人们反求自识的绝对真理。

但这个本体与现象不是隔碍的，本体显现为大用，本体不在现象之外或现象之上，就在生生化化的物事之中。本体最重要的特性是“无不为”、“变易”、“生灭”。“本体”范畴同时就是“功能”范畴，不能在功能之外另求本体。体用之间、理气之间，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无论是逻辑上的还是时间上的）。《新唯识论》承认物理世界、现象界、经验界或所谓日常生活之宇宙，但所有这些，都是本体大化流行的显现。没有它们，亦无从彰显本体。熊氏对于“实体”范畴作了如下规定：本体应是绝对的、全的、圆满无缺、无始无终、超越时空的，是万理之原、万德之端、万化之始；其显现为无穷无尽之大用，应说是变易的，然大用流行，毕竟不改易其本体固有的生生、健动种种德性，应说是不变易的，如此等等。总之，熊十力借鉴天台宗“圆融三谛”和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辨模式，甚至袭用其“水波”之喻，说明本体不是宇宙万有的总计、总和或总相，而是宇宙万有的法性，每一物（现象）都以一元（本体）之全体为其所自有，而不仅仅占有全体之一分，犹如每一个水波都是整个大海的显现。本体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无待与有待的统一，不易与变易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主宰与流行的统一，本质与现象的统一，整体与过程的统一，绝对与相对的统一。熊十力哲学本体论的最高范畴充满着人性，具有人格特征，是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情感的统一。

所谓“翕辟成交”论，乃是其“体用不二”论的逻辑发展。熊十力之“本体”或“实休”内部隐含着矛盾与张力（如心与物，生命、精神与物质、能力），两极对待，蕴伏运动之机，反而相成，才有了宇宙的发展变化。“翕”与“辟”都是实体的功能，“翕”是摄聚成物的能力，由于它的积极收凝而建立物质世界，“辟”是与“翕”同时而起的另一种势用，刚健自胜，不肯物化，却能运用并主宰“翕”。实体正是依赖着一翕一辟的相反相成而流行不息的。窈势凝敛而成物，因此翕即是物；辟势恒开发而不失其本体之健，因此辟即是心。翕（物）、辟（心）是同一功能的两个方面，浑一而不可分割。这两种势能、两种话力相互作用，流行不已。但这两方面不是平列的，辟包涵着翕，翕从属于辟，辟势遍涵一切物而无所不包，遍在一切物而无所不入。“翕和辟本非异体，只是势用之有分殊而已。辟必待翕而后得所运用，翕必待辟而后见为流行、识有主宰。”熊氏认为，吾与宇宙同一大生命，自家生命即是宇宙本体。因此，所谓“辟”即是生命，即是心灵，即是宇宙精神，生化不息，能量无限，恒创恒新，自本自根。“翕辟成变”论反对在变动的宇万象之外去寻求“能变者”，反对离开人去寻求天的变化，始则以精神性的生命本体作为万化之源、万有之基，继则指出这一绝对待的精神本体就是“心力”，就是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翕辟成变”论所强调的“变”，是改造物质世界和造改社会。他认为，具有创造世界功能的，不是甚么不死的灵魂或超然的上帝，而是活泼泼的主观精神。吾人一切以自力创造，有能力，有权威，是自己和世界的主人。

因此，熊氏认为，维护“人道之尊”，必须破除出世、破除造物主、破除委心任运思想，自强不息，积极入世。“天行健，明宇宙大生命常创进而无穷也，新而不竭也。君予以自强不息，明天德在人，而人以自力显发之，以成人之能也。”否则，“人将耽虚溺寂，以为享受自足，而忽视现实生活，不能强进智力以裁成天地，辅相万物，备物致用，以与民群共趋于富有日新之盛德大业。”“识得孔氏意识，便悟得人生有无上的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幻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熊十力以这种自觉的人本精神，强调以“人道”统摄“天道”，珍视人的价值，高扬活生生的生命力量，提倡刚健进取的人生态度。

冥悟证会·性修不二

熊十力本体论中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透识本体的问题，这也是熊十力哲学的方法学问题。如何去“见”“本心仁体”呢？靠逻辑方法、思辨方法能不能“见体”呢？关于对“本心仁休”的透识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为此，熊十力区分了所谓“科学的真理”与“玄学的真理”、“科学的心理学”与“玄学的心理学”、“量智”与“性智”、“思辨”与“体认”。

熊十力认为，就真理本身言，无所谓科学与玄学之分，但就学者的研究对象而言，似乎应当作出区别。“科学尚析观（析观亦云解析），得宇宙之分殊，而一切如量，即名其所得为科学之真理。……玄学尚证会，得宇宙之浑全，而一切如理，即名其所得力玄学之真理。”“吾确信玄学上之真理，决不是知识的，即不是凭理智可以相应的。然虽如此，玄学决不可反对理智，而必由理智的走到超理智的境地。”熊十力认为，科学有科学的领域，但科学不能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人类如果只要科学，而不要“反已之学”，将会带来许多弊病。那就是放弃了万物发展到最高级的人类的内部生活，抛却了自家本有的主体性和道德人格。如果没有玄学真理，科学真理也失去了基础和依归。

熊十力认为，科学的心理学，注重实测，以神经系统为基础解释心理现象，但科学的心理学的实验却不能解释人类的高级心灵——仁心。“心的发展，必至乎仁，始不受铜于形气的个体而流行充塞乎宇宙。”“若夫高级心灵，如所谓仁心，则惟有反已体认而自知之耳，诚非实测术所可及也。”“哲学的心理学，其进修，以默识法为主，亦铺之以思维术。默识法，反求吾内部生活中而体认夫炯然恒有主在，恻然时有感来，有感而无所系，有主而不可违，此非吾所固有之仁心钦。”这就是说，科学手段和方法，包括心理学的理论和实验，并不是万能的，其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人们的道德意识，人们对于完满人格的追求，人类的主体性、创造性，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据，所有这些，不可能用层层剥蕉的分析方法、思维术或实验手段来解决，只能用高一层次的玄学本体论及其“默识”、“反求自识”、“反己体认”、“思修交尽”、“性修不二”的方法来解决。哲学之知和科学之知分属不同的层次。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需要向外探索，以理性思维为主要方法：在玄学范围内，需要的是反省自求，起主要作用的是一种超乎理性思维的“觉”和“悟”。前者是“为学日益”的“量智”，后者是“为道日损”的“性智”。“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的觉悟。此中真的自己一词，即谓本体。……即此本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而言，则亦名真的自己。……量智是恩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的理则，及于听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说名量智，亦名理智。此智元是性智的发用，而卒别于性智者，因为性智作用，依官能而发现，即官能得假之以自用。”“性智”是不待外求的“具足圆满的明净的觉悟”，而作为“恩量和推度”的“量智”，不过是“性智的发用”而已。性智是本心之异名，亦即是本体之异名；因此所谓“见体云者，非别以一心来见此本心，乃即本心之自觉自证。”熊十力认为，“量智”只是一种向外求理之工具。这个工具用在日常生活的宇宙即物理的世界之内，是有效的，但若不慎用之，而欲解决形而上的问题时，也用它作根据，把仁心本体当做外在的境物来推求，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玄学及其方法则不停留在这一步，它需要从性智上着涵养工夫。“量智只能行于物质的宇宙，而不可以实证本体。本体是要反求自得的。本体就是吾人固有的性智。吾人必须内部生活净化和发展时，这个智才显发的。到了性智显发的时候，自然内外浑融（即是无所谓内我和外物的分界），冥冥自证，无对待相（此智的自识，是能所不分的，所以是绝对的）。”“因为我人的生命与宇宙的大生命原来不二，所以，我们凭着性智的自明自识才能实证本体，才自信真理不待外求，才自觉生活有无穷无尽的宝藏。若是不求诸自家本有的自明自识的性智，百只任量智把本体当作外在的物事去猜度，或则凭臆想建立某种本体，或则任妄见否认了本体，这都是自绝于真理的。”这就是说，关于本心仁体的认识，其实是一种自我认识，是一种自明自了。熊十力说：“今云证会者，谓本体之自明自了是也。”“夫证会者，一切放下，不杂记忆，不起分别；此时无能所、无内外，唯是真体现前，默然自喻。”“恃思辨者，以逻辑谨严胜，而不知穷理入深处，须休止思辨，而默然体认，直至心与理为一，则非逻辑所施也。恃思辨者，总构或许多概念，而体认之极诣，则所思与能思俱泯，炯然大明，荡然无相，则概念涤除已尽也。（概念即有相。）余之学，以思辨始，以体认终。学不极于体认，毕竟与真理隔绝。”按照熊氏的说法，证会或体认，是一种顿超直悟，当下睹体承当，不需要经过感觉、概念、判断、推理，顿然消除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熊氏强调，玄学不废理性恩辨，玄学不排斥量智，但必须超越思辨或量智，达到天人合一的性智、证会或体认的境界。玄学境界，也即是玄学方法。这是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记忆、想象、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浑然与天道合一的一种大彻大悟。

熊十力《十力语要》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将王船山与李恕谷拿来作一对照：“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灌注人间。……然则恕谷以广声气为宏学者，毋亦计之左欤。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熊氏认为，“恕谷忍不住寂寞”的背后，其实骨子里正是“实伏有驰鹜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所以“恕谷只是太小，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熊十力提倡“孤往精神”，正是对于那个时代痛下针砭。他说：“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蓬，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

1、“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

在他看来，由于“本心”具有“仁”这样的道德的规定性，姑而能够成为人生价值的源头。“吾人一切纯真，纯善，纯美的行，皆是性体呈露。”正是因为有“本心”这个价值源头作为担保，人生才不至于产生虚幻不实的失落感，而这正是儒学的精粹之所在：“识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的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幻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

2、“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其中心思想。卑而下者，以安分为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天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与独立。及人类进化，脱去封建之余习，则其制礼也一本诸独立，自由，平等诸原则。人人各尽其知能，才力，各得分愿。虽为父者，不得以非礼束缚其子，而论其他乎?”

3、关于“平等”：“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然则平等之义安在耶？曰：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国家不得以非法侵犯其人民之思想，言论等自由，而况其他乎？以性分言之，人类天性本无差别。故佛说:“一切众生皆得成佛”，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皆平等义也。”

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王元化（《读熊十力札记》）：①熊十力先生是一代大哲、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创者。②熊十力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自称晚年已由佛入儒，对于阳明、船山二王之学，最为服膺。那时他的身体已很虚弱，他在写给我的一首诗中曾说到自己“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其实当时他并未停止写作。我每次去看他，都在他的书桌上见到一叠叠经过大量涂抹删改的稿纸。这就是后来由中国科学院影印出版的《乾坤衍》。我认识他以前，还在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见到正在发售的他的另一部著作《原儒》。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儒学的。他的佛学著作是早年写的，解放后似乎并未重印过。他和汤用彤先生交谊颇厚，两人都以佛学名家。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引十力先生就鸠摩罗什赠慧远偈所作的诠释。我不知道此文见于十力先生何书，曾请问过他。据他说，这段文字不是引自他的著作，而是应汤先生所请托，为汤先生所写的。从这件事来看，可见汤先生对他的佛学造诣是很器重的。

著名学者许纪霖：一代大师已远去，世间再无熊十力。

梁漱溟（1983年《忆熊十力先生》）：①然而踪迹上四十年间虽少有别离，但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曾深深叹服，摘录为《熊著选粹》一册以示后学。但读后，心有不谓然者复甚多，感受殊不同。②如我所见，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作。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例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演》，即其著笔行文的拖拉冗复，不即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离乎。吾在《书后》一文中，分别的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叹其荒唐，要皆忠于学术也。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吾不敢有负于四十年交谊也。

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蔡元培：熊十力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中国哲学资料书》（普林斯顿大学，1963年版）：（熊十力）给予唯心主义新儒学以一种更稳固的形而上学基础和更能动的特性。

中国现代思想家、理学家马一浮（《新唯识论》）：唯有以见夫至赜而皆如，至动而贞夫一。故能资万物之始而不遗，冒天 下之道而不过。浩浩焉与大化同流，而泊然为万物之主，斯谓尽物知天，如示诸掌矣。此吾友熊子十力之书所为作也。

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中，中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有关哲学重构的努力，即通过对比和吸收西方哲学的理论、观念、方法，重新建构中国哲学的哲学系统，使之成为既具有近代性的哲学体系，又可彰显出中国哲学传统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特色，并使之在世界哲学中占有一席地位。在这个方面，比起有志发扬其他古代思想流派的学者，现代新儒家的成绩可谓卓然有成。当然，每一位现代新儒家对何为儒家思想（儒学）的核心认识不同，由之决定了他们所入手的方向不同，故他们所建构的体系也各不同，而熊十力的哲学体用论，就其继承发展中国哲学而言，是他的同时代人公认最有特色且最为成功的一个体系。

熊十力哲学最突出之处，是他的体大思精的本体枣宇宙论。20世纪，不仅中国哲学遭遇强大的颠覆力量，西方哲学传统也受到了根本挑战。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在肯定对古代或过去哲学的突破和超越的同时，通过阐释和发展，重新塑造东西方的哲学传统，就成为很重要的课题。近代哲学发展的大势，熊十力亦有了解。他了解本体论是西洋旧哲学所喜谈，而为晚近所忽略；但他坚持本体论对哲学的基础意义，努力发展出一种体现中国哲学精神的近代化的本体枣宇宙论。在他的哲学建构中，在总结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唯物、唯心等哲学的思考，致力回应西方哲学对东方哲学的挑战，成功地建立了他的富有特色的宇宙论枣本体论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深刻性、独特性、宏大性，使得他的哲学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了近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典范。

熊十力的哲学是以他的哲学观为基础的。西方哲学的传统认为哲学只是爱智之学，熊十力则认为，其实哲学有许多形式，并非仅仅是爱智之学；爱智体现了哲学的理智思辩的方面，但哲学并不限于理智思辩的方面。可见，熊十力不是仅仅站在西方哲学传统来理解“哲学”，而是从世界多元的哲学思想传统来看哲学的“定义”。在熊十力看来，中国哲学的儒家道家等，其特点是既有理智思辩，更有超出理智思辩的方面的内在体证之学。他认为，这种既有理智思辩而又不限于理智思辩的哲学，才应当被视为哲学的正宗，只有理智思辩，或只有内在体验，都不是完满的哲学形式。熊十力的这种看法，即哲学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希腊爱智意义上的理论活动，而且应当包含理智思辩以外的其他思想活动，说明他没有盲目接受欧洲中心的哲学观，而且是以非欧洲中心的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哲学。与西方许多哲学家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中国一些东方保守主义的哲学观相比，熊十力的主张无疑更为合理，熊十力吸收了西方哲学的长处以补中国哲学之短，又把哲学理解为超乎西方传统爱智的意义，在哲学的观念中加入了东方和中国传统的学术意义，力图拓展哲学的世界性。虽然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更多带有其心学主张的色彩，但这种主张符合多元文化的价值，而且在肯定分殊的同时也仍肯定理一。更何况熊十力实际地建立起了他的本体论枣宇宙论体系，为20世纪的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友人论张江陵》（熊十力撰）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44）

《十力语要初续》（熊十力,撰）（东升印务局1949）

《明心篇》（熊十力著）（龙门联合书局1959）

《乾坤衍》（熊十力造）（中国科学院复印1961）

《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熊十力著/唐君毅著/殷海光著）（牧童出版社1978）

《体用论》（熊十力,著）（台湾学生书局1983）

《明心篇》（熊十力,著）（台湾学生书局1984）

《新唯识论》（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85）

《佛家名相通释》（熊十力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论张江陵》（熊十力撰）（文明书局1988）

《论六经》（熊十力撰）（明文书局1988）

《摧惑显宗记》（熊十力著）（台湾学生书局1988）

《孔子文化大全.第2种,论著类》（苗枫林主编/熊十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

《熊十力集》（熊十力,著）（群言出版社1993）

《存斋随笔》（熊十力,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体用论》（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94）

《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熊十力,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刘梦溪主编/熊十力,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十力语要》（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96）

《大海与众沤:熊十力集》（熊十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熊十力学术文化随笔》（熊十力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熊十力全集》（熊十力,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此语出自心学大家陆九渊）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圭臬。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

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劢、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1948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十力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的武汉大学，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烈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只是呆坐良久。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会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凉！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文化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心疾首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肃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听见。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淹没在一个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

曾祖父：熊光东

祖父：熊敏容

祖母：华氏

父亲：熊其相

夫人：韩阮光；

长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学院退休；

次女：再光，曾在上海居住；

子：熊世菩，曾就读西南联大，后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职；其子有二子二女，两女孩名分别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名为“明心”、“明宗”，以喻后辈对老人的纪念。

熊十力故居

熊十力故居位于湖北黄冈上巴河镇熊坳村张家湾，始建于清朝末年，一进两幢，并排三间，中有天井，由前、后厅、两间厢房和四间正房组成，座西北向东南，土木结构，房屋墙体底层皆为青砖，约1米高，其余墙体均为土砖。后幢依地势高出约1米，开有一小门。1969年，其子熊世菩作为下放知识青年回故居住过一段时间。1972年因年久失修倒毁，现故居遗址上均由本家建有住房。熊十力于1968年在上海逝世后，家乡人民将其骨灰运至故乡的蛇山安葬。

熊十力墓

熊十力墓坐落在湖北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湾通村公路旁的一个山嘴上，夫妇二人合墓。由原黄冈县政府于1981年修，墓长4米，宽3米，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前立碑一块。正面刻有梁漱溟手书题词：“熊十力先生暨韩阮光夫人之墓。”背面刻有北大教授虞愚所撰的牌文，保护范围为30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