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是来自专业上的本能。我这本书确实是用很大篇幅写了我的女儿，但目的并不是写她。我的书和当时市场上的家教书的区别是，我不是作为一个成功家长进行经验之谈，我是一位专业教育工作者，只是采用案例写作的手法来呈现专业知识，让教育学和心理学落地，我女儿不是楷模，只是我的案例主角而已，我写的多是她出了某个问题我怎么解决。事实上我第一本书中涉及到的孩子有几十个。所以，根本没必要把我女儿照片放进书中。很庆幸我的这一决定让她的生活没有被打扰，她身边的一些人知道那本书，并不知道她就是那个圆圆。

我女儿高考成绩优异，后来读常春藤盟校，这只是正确教育理念在一个孩子身上所显示的成果之一，因为这些成绩可以说明一个孩子的智力水平、学习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交流和沟通水平、良好的习惯等很多方面——也就是说，真正成功的教育是培养一个具有正常学习能力和生活能力、心理健全的孩子——有了这些，即使他没上名校，没读常春藤，也是成功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实上我们确实在生活中看到太多的情况，证明名校和一个人一生的幸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有关系的是综合素质。说实在的，我觉得之所以人们过度追逐名校，除了名校确有其就业方面的优势，更主要的是家长的面子。我女儿当然给了我“面子”，但我真的能接受她不上名校。她最让我欣慰的不是她的学历，而是她良好的学习能力、价值观、生活能力等这些东西。她当下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工作很忙，生活中和任何其她女孩子一样，喜欢时装，谈恋爱，打游戏，看电影，睡得晚，叫外卖等等，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年轻人。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一些家长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高中甚至初中，您认同这样的教育路径吗

尹建莉：就我接触的情况来看，把孩子早早送到国外读书一般是两种情况，一是主动寻求优势教育资源，二是被动拯救教育失败局面。前者认同国外的教育模式，认为孩子在那里可以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后者往往是因为孩子在国内的学习状态很糟糕，没办法了，只好把孩子送出国，指望国外教育能拯救自己的孩子。不论什么原因，这样做好不好，也很难一概而论，关键要看孩子过去的心理基础及新环境中遇到什么样的学校和教师，只有这两方面都整合好了，早留学才是有意义的。欧美国家的学校教育总体状态比我国当下的学校教育要好，但也没有强大到能拯救所有的孩子，国外混混也很多。所以内功还在家庭，还是要首先注意家庭带给孩子什么。这有点像就医，哪里都有好医生和差医生，协和医院当然好医生最多，但协和的医生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人，康复需要病人自身的基础，而最好的康复是少生病、不生大病，这是只有自己能对自己负责的。

总之，我不建议太早把孩子送出国读书，至少应该等孩子上了高中，且国外有让你极为放心的监护人。未成年人需要父母陪伴，家的温暖比学校的任何条件都重要。如果是妈妈陪孩子去国外读书，这样会好些，但为了读书导致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也是损失，父母的人生也是人生，没必要为了一种可能性而做出太多牺牲。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她原本事业很出色，为了孩子的教育，从孩子上初一就带出国读书，直到孩子上大学了才回国。很多年夫妻分居，自己的事业也结束了，却并没见换回多么了不得的成果，孩子在国外只读了一所极普通的大学。其实就她的家庭情况看，她的孩子即使不出国，也未必就会更差。在很多选择面前，我们容易看到当下可见的、可量化的东西，却容易忽略暗暗来去的得失，这些得失很多年才能被看到，所以常常不被人注意，甚至看到结果，人们也不愿意承认其中的因果。

澎湃新闻：很多年轻家长试图不给孩子太大压力，实行所谓的素质教育，但后来又因为孩子在学校的成绩处于中下而感到压力山大，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家长到底应该如何做，如何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两者中平衡。

尹建莉：他们有压力，他们的孩子成绩中下，因为他们没理解什么叫“素质教育”，也没有真正做到素质教育。成绩优秀是素质教育的一个体现，而不是它的对立，所以不需要平衡。它们是因果关系，或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所以不会有排斥和对立。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困惑，是因为概念不清或词语误导。这是个很大的话题，需要用很多的方法及语言来阐释，我的两本书中多有论述，这里只能说这么多。

澎湃新闻：有时候时不时的有关于未成年人自杀的消息，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家长如何在第一时间发现孩子的异样情绪。

尹建莉：如果孩子不是活得极为痛苦，他即使出于幼稚有过自杀的念头，也不会真的去实施。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可以活下去的信念和理由，都不会去自杀，尤其人生尚未展开的孩子，他们对未来有多少憧憬多少梦想，他们是最不想死的、最怕死的。

那些真的敢于纵身从楼上跳下的孩子，他们不傻，他们只是走投无路。外界再让他无奈而痛苦，都只是外部原因，都不足以杀死一个孩子，真正的痛苦来源于家庭，因为只有家庭的折磨才会日复一日，绵延不断，摆脱不了，反抗不成，痛入骨髓。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凡自杀的孩子，全部是对父母彻底失望了，他们或许会因外部一个原因去自杀，但那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叹的是人们经常去向稻草问责，让稻草为骆驼的死负责。所以，那些能把孩子逼死的家长，他们绝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孩子的异样情绪”，如果能发现，他们的孩子就不会走上绝路，所以这个问题是个悖论。

前几天刚被报道的四川男孩子小斯，在高考结束后自杀，从小斯的留言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父母是如何一步步把孩子逼到生无可恋的地步的。我对于当下人们一看到青少年自杀就说孩子不懂得珍惜生命，然后就说要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等说辞不仅不屑，甚至是愤怒——你以为孩子傻，你以为就你懂得死了不能再生，你看到孩子内心彻骨的痛了吗……我对预防青少年自杀的最好建言是：父母们，请好好爱你们的孩子。只要孩子知道这世上有一个人真诚地爱着他，他就不想去死。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熊孩子”的现象，有些孩子天性就比较调皮，为什么会有一个专属名词来形容他们，这是提倡自由教育，或者不干扰孩子天性所导致的吗，家长遇到熊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办。

尹建莉：孩子原本良善、纯洁，如果真有一类孩子是“熊孩子”，产生原因是两个：第一被错误评价，第二被改造和扭曲。同样是孩子把电视遥控器扔鱼缸，我认为这是孩子在探索，在尝试，他在努力建立自己和世界的联结，分辨自己和外界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孩子是天才，如果他愿意，我会继续买新遥控器来给他玩，十个遥控器够不够。花这点钱是为教育买单，孩子再“祸害”东西也不会让我变穷。你认为遥控器只能开电视，不能扔鱼缸，如果扔了，就是熊孩子，就得教训他。评价不一样，孩子当然变得不一样。

吸引力法则在教育中很灵，你看孩子是牛顿，他就慢慢变得像牛顿，你看孩子像牛倌，他就慢慢变得像牛倌。我女儿小时候吃面条，吃得高兴时，居然端起碗扣自己头上，收拾起来非常麻烦，我甚至不知道她这是在尝试什么，但我不会生气，在我眼里这非常正常，可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是熊孩子，她想在我新装修房子洁白的墙上画画，我就专门空出一面墙给她，支持她。这样说来她好像是个“熊孩子”，事实上她非常守规则，她很小就知道自己的行为边界在哪里。一个孩子，如果他某方面没有匮乏感，就没有强烈的需求；如果他的心理不曾被压抑，就没有破坏欲和反抗欲。事实是，所有真正惹人生厌的“熊孩子”都是被不断地错误评价、不断地过度管制的结果。认为熊孩子是由于“提倡自由教育，或者不干扰孩子天性所导致”是完全错误的认识，是望文生义的推导。

澎湃新闻：您曾说您的教育理论多来自教育学的经典作品，那您觉得值得推荐的教育经典有哪些，您会参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教育智慧吗。

尹建莉：我认为东西方教育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如果说有不同，仅仅是东西方学校教育体制有所不同，那是政策层面的事，不是理念层面的，从理念层面来讲，它们是一回事。我们东方教育不像西方教育那样有非常系统、自成体系的著作，东方教育智慧多是散落在各位先贤的只言片语中和民间生活的各个角落中，乍看有所不同，实际上没有任何冲突。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因为人性是相通的。

教育学说起来是一门专业，但它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多领域知识的、边界模糊的专业综合体，或是一个智慧集合体，无法孤立存在，必须由许多知识、经验和认识聚集而成。我是学师范教育的，但如果仅仅学习所谓的“专业知识”，那些书本和教材即使背得滚瓜烂熟也根本不够，我觉得自己在专业上的成长得益于多年的阅读，哪怕是中学时代读过的一本小说，我也不能说它和我当下对教育的认识没有关系。我陈述这一点是希望所有有志于教育的人都能首先成为阅读的杂家，每一种人类智慧都是对教育有用的，把地基铺得足够大，才能盖起高楼。

当然，有些书籍是对我的专业成长有直接影响力的，比如法国作家卢梭的《爱弥儿》，我在上大学时读它，觉得它是一本小说；到我有了孩子再读它，它就变成了哲学和教育学，我一下子觉得真正读懂了这部书，这种新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的。还有美国作家弗洛姆的《为自己的人》和《爱的艺术》，它让我对教育思考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前我总是站在社会功能角度上看教育，弗氏的作品让我站到了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所以我看得更透彻，也学会了批判。还有杜威、蒙台梭利、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的著作，我认为是学习教育学、了解儿童的必读书目。

专指做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的可爱孩子，但对于一些心性明显有阴暗倾向的，有恶意的小孩所做出的，即使大人也为之惧怕的事情，也不能以“熊孩子”予以解释。

熊孩子的定义应该精确解释为：会调皮捣蛋、会让人哭笑不得，但是本身没有恶意的孩子。

熊孩子最突出的特点是：不按照常理出牌，他们在一些常规的事情上，会给出让人大吃一惊的回答或做出人们意料之外的举措，让人错愕、无所适从，最终总让人莞尔一笑，乃至捧腹大笑。

在主观倾向方面应该是：有小孩子特有的脾气，机灵，但不会做太过分的事情。

这才是网络上人们对熊孩子这一称呼的本意。

熊孩子没有年龄限制，他们可能出现于各个年龄段，有着极大的好奇心，破坏力和充足的时间。他们无厘头的要求往往弄的你不耐烦乃至抓狂。

当然，民间更多的是叫小孩子的。

来源是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民间俚语，相当于“这倒霉孩子”。形容一个人很悲催。

如果总结分析一下网友们遭遇熊孩子的惨痛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熊孩子的主力军，大多集中在幼儿园到小学中低年级这个年龄段；有人甚至戏称，这个年龄的熊孩子是“熊孩子中的战斗机”。值得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年龄的孩子格外具有杀伤力，熊孩子的“熊”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

虽然一百个熊孩子有一百件不同的英雄事迹，它们之中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元素。首先是自我中心——熊孩子大多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很少从他人的角度考虑，也很少顾及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实际上，根据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观点，自我中心正是儿童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之一。他通过著名的“三山实验”得出结论，认为儿童直到7-12岁才有从他人的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后来的一些实验表明，皮亚杰可能低估了儿童在这方面的发展进程；但不管怎样，这些实验至少说明，从他人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逐渐发展出来的。儿童往往过度地关注自身，不能很好地从他人角度考虑，这是熊孩子的之所以“熊”的一个重要原因。

熊孩子“熊”的另一个原因是自我控制能力的相对缺乏。作为成年人，我们都懂得根据所处的环境调整自己的行为，抑制不合时宜的内心冲动，这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对于熊孩子来说，如果看到某件自己想要的东西，或是有机会做出某种令自己快乐的行为，他们往往不愿意等待或者忍耐，而是希望立即获得满足。这种自我控制能力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曾有研究者给各个年龄段的儿童两个选择，或者立刻得到少量的零食，或者在等待一天后得到一大包零食，结果发现，6-8岁的儿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愿意抵御眼前的诱惑，等待未来更多的奖励；在9-11岁的儿童中，选择等待的比例上升到了一半；12-15岁的儿童则几乎全部选择了等待。小孩子在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时，就更有可能受到内心冲动的驱使，表现出各种“熊”的行为。

除此之外，熊孩子之所以“熊”，第三个原因是尚未掌握在特定场合下应该如何表现的社会规范。人类社会充斥着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行为规范，比如“在别人家做客不要乱动东西”、“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它们规定了我们在某些场合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经过社会化的洗礼，我们对于这些规范早已烂熟于心，会在相应的场合里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社会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不断地学习和试错，并且贯穿一生。小孩子的社会化程度相对较低，没有习得相应的行为规范，当他们的行为打破了这些规范时，就会给我们“熊”的感觉。

综上所述，熊孩子之所以“熊”，是因为他们的心智和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正常”社会生活的标准，所以表现出了各种不合时宜的行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幼儿园到小学中低年级的孩子会成为“熊孩子的战斗机”——年龄更小的孩子没有足够的行动能力，年龄更大的孩子心智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社会化程度较高；只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有能力对外界产生足够的影响，但心理上的成熟度较低，尚不足驾驭这种行动力，所以能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当然，个体差异也是存在的。就像在成年人中，我们也能看到过度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人一样，孩子们“熊”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但不管怎样，在变得“成熟”、“懂事”，变成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之前，每个孩子都难免会经历一个相对比较“熊”的阶段，难免会有几件让家长念叨许多年的光辉事迹。

当孩子表现出了“熊”的行为时，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许多研究表明，过度放任和过度严苛都不是最好的教养方式，更好的做法是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自由，同时也设立明确的界线，当孩子越界时做出公正的惩罚，并解释清楚背后的原因。这样的教养方式可以促进孩子的心智和社会发展，帮助他们成为独立而自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