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熊得山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大中华日报》，以揭露袁世凯为己任。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给当时的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社会主义思想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熊得山与李大钊等人来往密切，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并积极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列著作，就是由熊得山最早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各地已经有了不少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如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1921年，胡鄂公、熊得山等人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称中国共产党同志会），并于次年创办了《今日》杂志，熊得山任主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瞿秋白介绍（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李大钊介绍，但胡鄂公本人的回忆是瞿秋白介绍，故取此说），这个研究会的成员集体加入了共产党。这样，熊得山就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根据1923年11月30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印的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本定于10月20日召集，后延迟到11月24日上午9时开会，25日下午4时闭会。这次会议形成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一共讨论了十项日程。其中第八项为：胡鄂公等党籍问题。讨论的结果：胡鄂公在未能证明其确未帮忙贿选以前，仍旧停止出席小组会议；熊得山、汪剑侬因与胡有连带关系，亦应同样办理。

根据一些广西大学老人的回忆，熊得山在广西大学任教期间，仍然与一批中共党员或者前党员过从甚密，如李达、陈望道、杨东莼等。另外，据《解放前中共广西省立师专党的活动概述》介绍，1936年，熊得山在广西大学教授任上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薛尚实接上头，帮助薛尚实在学生中发展党组织，并将自己的学生莫西凡等介绍给薛尚实。这些回忆说明，熊得山一直是我党的一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实现了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破裂，大批共产党人被杀被捕。熊得山无法在武汉立足，跑到上海去避居，先是靠卖短文暂且生活。1929年，他在上海与李达、钱纳水、邓初民、施存统等人发起开办了昆仑书店，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尤其是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熊得山除了打理书店业务外，还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史和经济学方面，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社会思想》《社会问题》《中国革命的出路》《社会主义未来国》《公妻说的辟谬》等，译著则有日本学者住谷悦治的《物观经济学史》、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济史》、关卫的《西方美术东渐史》、山内房吉的《社会思想解说》等，还与钱纳水等人合著了《西洋哲学史》。这些著作，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都有藏本。

1932年，中国社会科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熊得山挟两篇论文《中国农民问题之史的叙述》和《中国商业资本的发生之研究》参与论争，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之观点，阐述中国的商业资本问题和农民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当时中国处于什么社会状态讨论热烈却认识不清，有的说中国尚处于封建社会，有的说中国已经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人借用欧人之语说中国处于亚细亚式社会。熊得山则明确提出：当前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观点，已经被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

熊得山1913年元旦结婚，1916年长子出生。有了妻儿，家庭的生活总是一道必答题，这就需要相对稳定的工作。1925年，熊得山被聘为湖北法专教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昌后，武昌各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后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熊得山遂成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的名教授之一。他的次子、三子、四子均在这一时期出生，他的岳母（其妻的养母）因为帮助照看孩子，从此开始随熊得山一家生活。到1928年时，熊得山已有四个孩子。长子出生前后，他把家安置在荆州老家；后面几个孩子出生的时间比较集中，那是他在武汉任教时期。

从武汉避居上海后，熊得山先是卖短文谋生，尔后与朋友共同创办了昆仑书店。1932年，熊得山被上海法政学院和迁到上海的暨南大学聘为教授。作为教授，收入稳定下来，但架不住一家老小七张嘴，加上请保姆的费用，日子还是比较清苦的。

1932年秋，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成立。1934年3月，广西当局任命医学家罗尔棻做校长，教育长李任仁推荐陈此生任教务长。

这一年，陈此生到上海延揽了一批进步教授，以充实学校的教学力量，陈望道、邓初民、马哲民、施复亮、熊得山、杨潮（羊枣）、夏征农、胡伊默、沈西苓等，就是这个时期到师专的。由师专培养出来的数百名学生，对中国革命和广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时的广西当局也有雄心大志，虽然治理一个穷省，对外省来应聘的教授工资却是发的国币，本省教授则发省币。国币与省币之比是一比二，实际上外省教授的工资就相当于本省教授的两倍。这样，熊得山一家的日子才显得稍好一些。

熊得山应聘师专，仍把家安在上海，独自来到桂林，住在文昌街，学校则在良丰的雁山园，讲授中国通史。1936年，广西大学从梧州搬迁到桂林，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熊得山遂成为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仍旧讲授中国通史。

熊得山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加上清贫，营养不良，早在青年时期身体一直不很好。脑力劳动者常见的神经衰弱症和胃病，于他来说尤为严重。在广西大学任教授期间，每周虽然只有五六节课，但他却非常严谨认真地备课。他的授课讲义，每一章节、观点，均亲自考证并撰写。因为他的严谨，也因为战乱时期难以查询相关资料，偏偏他的家后来在日军空袭中被炮火付之一炬，数十年收藏的书籍资料均在战火中灭失，可以想见他的教案准备是很艰辛的。可惜只讲到明史部分，熊得山便因病溘然而逝。他在广西大学讲授中国通史的这份讲义，后商定由李达先生校刊作序，胡鄂公和钱纳水复校付印。

也就是在1937年，熊得山先生去了一趟上海。

1928年，熊得山避居上海时，全家随同前往。这段时间，几个年幼的孩子都在上海入读幼儿园和小学。1934年，熊得山应聘到桂林任职，是只身前往的。1937年，“八一三事件”爆发，日军侵略上海，这让远在广西桂林的熊得山很是不安，于是回到上海，接家人往桂林安家。毕竟，桂林地处西南，是当时的大后方，相对要安全得多，何况自己也在那里工作！

因为战争，上海通往内陆的交通已经陷于停顿。几近波折，终于通过关系，弄到了几张上海往香港的船票。船只是法国邮轮诗芬克斯号，虽然有三万吨排水量，船体不小，但也只能买到五等舱的船票，这还是用二等票价买到的。

船到香港后，又停留了三天，才弄到香港至梧州的船票。到梧州后，没想到接到了广西大学的电报：熊得山已经被解聘了！虽然原因不详，让人惊愕，也得继续硬着头皮继续前行啊，毕竟上海已经回不去了。在梧州经停，再换小一些的轮船经大藤峡往柳州，然后转桂林。在大藤峡一带，拖船与客船的拖绳断了，客船几乎失控，经过一番有惊无险的搏击，轮船总算被控制住。

船到柳州，熊得山一家却被好吃、好喝、好招待地安顿在最豪华的乐群社里住下，这真是让人感到云里雾里。

广西当局派了两部小轿车将熊得山一家接到桂林。到了桂林，才知道原来桂林发生了“王公度事件”，桂系乘机打击进步力量，强令广西大学文法学院的社会系和文学系提前毕业，以借机解聘两系的进步教授。因此，熊得山尚在旅途中，便接到了解聘的电报。据胡鄂公回忆，次年，广西大学相关系重新恢复，熊得山再次被聘为历史学教授。此处的历史背景是：1938年2月，白鹏飞任西大校长，他办学效蔡元培“兼容并蓄”的方针，延聘在全国教育界颇有声望的进步教师。因熊得山先生是名教授，两人同是日本留学生且同庚，故熊应在此聘之列。

家人到桂林以前，熊得山只身住在文昌街一间小屋。这样，全家一起不算保姆，也有七口人，文昌街是住不下了，熊得山就把家搬到了义仓街（今临桂路）。

广西大学的校车每天回到桂林的起始站，是义仓街与五美路的交叉处（今交通路北段），广西大学驻桂林的办事处就设在这里。那是一部烧木炭的汽车，动力不足，只是代步工具罢了。逢有课时，熊得山先生会在清早乘车到雁山园上班，只是周末才回来。

1938年12月24日，日军数架飞机轰炸桂林。熊得山位于义仓街的家也被炸成一片瓦砾！幸运的是，老大当时在广西大学读书；老二老三当时正随学校到大圩宣传抗日，远远地看见了桂林城的炮火，但没有身陷炮火中；熊得山和妻子、岳母及小儿子因为当局警报及时，得以躲避轰炸，幸免于难。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熊得山，其藏书全都随着这场轰炸灰飞烟灭了。

这场轰炸后，熊得山就把家搬到了雁山园南边几公里远的大埠乡大冈埠村。

村里还有同盟会员唐民三的旧居。广西大学在大冈埠办了预科班，每天有校车将教授们送到桂荔公路路口，教授们再步行到村里。熊得山是第一个把家安顿在大冈埠的教授。接着，千家驹、林东海（文法学院院长）、梅斌林等教授也搬了过来。

熊得山是个内心充满热情但语言不多的人。在几十年的生涯中，他的朋友主要有几拨：志同道合的革命者，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人物，教学生涯的同僚。

根据目前查得到的资料，在熊得山的青年时代，与之来往最密切的人有胡鄂公、钱纳水、邝摩汉、宁敦武等；从武汉避居上海，与友人合作成立了昆仑书店以后，他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非常活跃且颇有建树的一批学者来往密切，如李达、邓初民、张定夫等，并且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左联”具有同等影响的、由我党领导的文化组织。其中，李达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

在桂林教书期间，则与同为广西师专、广西大学教授的陈望道、杨东莼、陈此生保持着很好的友情。在大埠乡下居住期间，与同为邻居的千家驹、林东海、梅斌林等也有密切往来。

作为社会名流，熊得山在桂林几年时间里，也常与李宗仁、李济深等要人见面，但他无意仕途。桂系高层也常向熊得山咨询有关西南政治的建议。

熊得山先生早年奔走于革命，并无任何积蓄可言。从武汉避居上海后，先是靠卖短文补贴家用，在上海这个一切都需要用钱的地方，生活实在是窘迫得很，甚至要依靠随他一起生活的岳母（孩子们都称之为“奶奶”）把本来就很微薄的私房钱拿出来用于贴补生活。

后来，熊得山被聘为上海法政学院以及暨南大学的教授，算是开始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按说，民国时期的教授，其经济收入相对还是不错的，但熊得山先生要抚养一大家子人，还要偿还以前欠下的债务，加上自己的身体不好，吃药看病要花不少钱，那时的西医西药尤其昂贵。所以，他一直过着很清贫的生活。在上海期间，他的妻子有时还在路边摆个油锅，炸萝卜糕卖，以贴补家用。在大埠生活期间，熊得山先生的岳母则靠养鸡补贴家用。

全家迁到桂林后，一度收入中断，生活尤其困顿，熊得山的身体更加糟糕，神经衰弱和胃病都强烈地折磨着他。1938年12月24日，日军轰炸桂林，熊家在轰炸中化为灰烬时，熊得山就正在家中养病，因警报及时，临时离屋，逃过一劫。这次轰炸后，全家搬到大埠，熊得山则一直抱病在家。两个月后，因胃病加剧，大埠又远离医院，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熊得山于1939年2月终告不治。

熊得山一生清贫，死后竟无资入殓。幸而熊先生是名人，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李宗仁、白崇禧，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以及张怀九、冯玉祥，湖北省代主席严立三等人致以重赙，李任仁、千家驹、李达、张映南、陈此生、熊子民等人，热心经纪张罗，才使得熊得山顺利安葬入土。先是安葬在大埠乡桂荔路口附近的烧灰山，后迁葬至桂林市东郊尧帝园。

熊得山著作甚丰，有《中国革命的出路》、《社会主义基础知识》、《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思想史》等20多种，译著有《歌达纲领批判》、《唯物史观经济史》、《欧洲经济通史》、《西方哲学史》等2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