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网友说，“哪个国家都会有丑陋的一面，但人要有骨气！不能为一时之快，做没有骨气的事。”“在老外面前丑化自己除了博得老外的欢心，让老外瞧不起之外，其它什么事都解决不了。”

“我只想问，你是中国人吗？为了国家我们可以去改掉自身的缺点，我们也愿意去承认我们的不足，但是，不是去拼命找出自己的丑陋去讨好那帮洋人们。你说说，看你作品的洋人们怎么看待你？”

三、赵半狄投机愚民。

有网友说，表面看赵半狄搞的时装展是一个文化艺术交流问题，但其表现的内容却牵涉人格国格的大问题，“这有损国人的形象，如果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就不该在此时搞投机。”

记得美国动画大片《功夫熊猫》上演之时，赵半狄号称抵制老美，“拿熊猫当挡箭牌，当初叫嚷着功夫熊猫辱华的就数他最欢。”而这回，赵半狄“又上法国献媚去了”。明眼的网友早就看出，赵半狄的时装秀“感觉像是投机”。他“扯着艺术的大旗”，十足投机嘴脸，玷污艺术！

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家，尽管“可以用各种方式吸引人们的视线，但绝不应该用这种丑化祖国的方式，这种以揭祖国伤疤的方式讨好外国人，继而获取商业目的的行为令人唾弃”。

四、赵半狄家丑外扬。

俗话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赵半狄用艺术作品反映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虽然没有什么不对，“但他把中国国内的秘密都抖出来给洋人看，连家丑不可外扬的基本道理都不懂！”赵半狄“表面上是自曝家丑，骨子里是汉奸的献媚”。

正因为如此，网友喊出“他就是一个正经的文化败类”。许多网友相信，“若这场时装秀是在中国，那是人人拍手称快。”把家丑往外揭，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五、赵半狄侮辱国宝。

熊猫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化身。有网友表示，“不该拿熊猫这么作孽啊！”我们也在反思，“凭什么和熊猫联系到一起！献媚也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赵半狄“既侮辱了熊猫，又侮辱了国人。这种人不配做中国人”。

不仅如此，还有网友提议说，“赵伤害了动物熊猫的形象，应帮熊猫要个说法”。

六、赵半狄只想自我炒作。

“赵完全就是一跳梁小丑。除了炒作还会干什么？别人拍一个《功夫熊猫》也有他的事，还去抗议。我看别人表达的艺术成分不知道比他现在弄的这些好多少倍。现在还把熊猫弄到外国去丢我们中国人的脸，难道中国熊猫是他家的？”

赵半狄高调抨击功夫熊猫时，“完全站在道德和正义的制高点上声嘶力竭，如今再看宛如跳梁小丑!”可是他自己却如此保护国宝，不能不令人唏嘘。实则是，他借熊猫时装表演秀在“炒作自己”。

熊猫时装秀，招谁惹谁了

一篇署名“青林”的文章出现在网上，为赵半狄大声辩护。

文章说，“这些批评显然已经超出了时装、艺术本身，更多的是来自我们人人内心都具有的爱国情绪和大国情结。但是，不免缺乏一种宽容，一种气度。这，仅仅是一次表演。我们没失去什么，没输掉什么。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时装里的这些形象就生活在我们周围，是切切实实地存在的。就算法国人不来中国，这些形象也存在；一旦外国人来了，难道我们要把两亿中国民工藏起来？法国总统来访问了，那个钉子户就会搬走吗？”

这位作者还认为：“如果你觉得他们总是以暴露中国阴暗面来“献媚”老外，那就太过狭隘了。在经济高速发展、吃喝不愁的时候，人们在呼唤高水平文化、艺术的精神产品出现，那么首先就要给这些艺术形式更多的宽容。艺术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需要时间的检验。如果“熊猫时装秀”果真是一场投机取巧的表演秀，那么时间就会宣判它的死亡；如果它真的有灵感的价值，有启发意义，那么赵半狄或者李半秋会更加努力地去创新，这又招谁惹谁了呢！”本报综合

赵半狄(1966年-)，著名先锋艺术家，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美院。从1999年起一直用熊猫进行艺术创作，并且是中国唯一一位自始至终以熊猫作为全部艺术线索的艺术家。近10年来，赵半狄与熊猫足迹踏遍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地。因其数年间在国际国内参加各种活动和展览，让其获得“熊猫人”的美名。

笔者不懂艺术，更不懂时装艺术和行为艺术，因此，“熊猫时装秀”的造型在笔者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之类，只有“保持沉默”。不过，笔者倒还真佩服国人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方面丰富的想象力，居然能在这些造型中读出 “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败类”、“崇洋媚外”、“侮辱了熊猫”、“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揭祖国伤疤的方式讨好外国人”、“表面上是自曝家丑，骨子里是汉奸的献媚”等等如此多的意义来。然而，所有这些声音却又是如此地整齐划一，只不过是同一 “宏大叙事”的不同变体罢了——这同时也见出了国人想象力的极端贫乏。

虽然不懂艺术，但笔者却知道艺术具有“召唤结构”，它的意义是作者与读者在某一具体的时空背景中共同建构的，充满了不确定性。最常见的说法即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且，即使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或场合，对同一艺术品的解读往往都不会相同。就拿赵半狄的“熊猫时装秀”来说吧，如果这次秀不是在法国巴黎举行，而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举行，国人一定能从中读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意义来，也许，会将一大堆“爱国”的词语加在上面也说不定。

鲁迅关于《红楼梦》的解读有一段著名的话，即“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读者在对艺术品进行解读的时候，其实也同时在进行自我建构和自我审视——他们在艺术品中看到了自己的镜像。

国人对“熊猫时装秀”的反应其实就是国人自己的“心理写真”和“心理投影”，与赵半狄创作的本意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在这些貌似爱国、貌似自尊、貌似有骨气的声音后面，可以发现我们的民族心理的病态、脆弱、狭隘、虚伪和自卑。一个健康和强大的人，往往比一个虚弱和病态的人更能承受加在他身上的种种痛苦，而一点点风吹草动——如圆明园的兽首和赵半狄的“熊猫时装秀”——都足以威胁到国人的人格尊严、国家尊严和民族身份，引发国人剧烈的情绪反应，这不是病态、脆弱和自卑又是什么呢？

国人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其实与他作为个体的人的人格的病态、脆弱、不健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凡是那些声嘶力竭地叫嚣爱国最凶的人，往往就是那么心理最脆弱，最充满了无能感的人。

于国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其实是“团体自恋”这一心理残疾的外在表现，它是生活或精神贫困、单调、无聊与无能的人获得安全感、纾解自身的生存焦虑并与世界或人关联的一种方式。弗洛姆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里说，“它能够使团体里的分子感到满足；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人，特别需要从这方面得到满足。一个人，即使在团体里最可怜，最不受尊敬，都会因为这种团体自恋而获得补偿。他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团体里的一分子。我在事实上虽不过是个虫子，却由于我属于这个团体而变成了巨人。’结果，在生活中越是不满足的人，团体自恋就越深。”

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里称这种爱国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人的爱国往往并非真正的爱国，而是戴着“爱国面具”的“自恋”。因此，多有这种“团体自恋”的爱国者，并非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恰恰是一个国家的大悲哀和大不幸。中国的脊梁和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也绝非这些歇斯底里的“爱国者”，而是鲁迅所说的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智慧、自由、务实、开放、独立、勇敢，能以批判性的方式介入世界，并向一切可能性敞开，自尊也懂得尊重别人——只有他们，才是偶像的破坏者与新事物的建设者，才能真正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