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的爱尔兰只依赖一种作物：马铃薯。150多万农业工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养家糊口，300万小耕种者主要都靠马铃薯维持生计，而有产阶级对马铃薯的消费也要比英国多得多。当歉收时，当然也是那些农村的穷人们承担的风险最大。

1845年受到真菌灾害的收成是10月-11月，国家东部较为富庶的地区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从那里，病害向西部蔓延。整株整株的幼苗还没等到收获就腐烂了，家家户户一年的储备丧失殆尽。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依然笃信宗教，在那里，人们试图使天主教和地质学、植物学或经济学等新兴科学统一起来，像马铃薯病这样的灾害，反映了《圣经》中的饥荒观，只能引起带有宗教色彩的歧视言论。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宗教的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袭击爱尔兰的“灾害”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极端的言论，把爱尔兰人正在遭受的灾难同他们的宗教“错误”联系到一起。对许多人而言，教训很明显：为了食用更富有营养的以谷物为主的食品，应当结束这种对马铃薯的“反常”依赖。

1846年夏，马铃薯的匮乏超过了最悲观的预测。300万人到400万人因现代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收成被摧毁而遭受死亡的威胁。只有英国具备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灾难，对这些资源的正确使用却需要管理上的明智和政治上的诚意。

1847年夏天，人们收获到了无病害的马铃薯。许多观察家总结道，饥荒结束了，爱尔兰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兴。但是，由于植株不多，收成仍然少得可怜。实际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季节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饥饿和疾病依然肆虐。

1848年，霜霉病的再次袭击彻底抹杀了人们的幻想。更为残酷的是，霜霉病集中发生在那些已经没有能力经受第四次饥荒的地区。如果说那些不很贫困的地区的状况有了少许改善，西部和南部却经历了一次与1847年这一“黑暗之年”同样深重的灾难。1849年和1850年，疾病再度来袭，使得一些地区奄奄一息。

在“黑色的1847年”（The Black Forty-Seven），爱尔兰科克郡地方官员尼古拉斯·康明斯（Nicolas Cummins）有这样一段描述：“我走进了一间农家小屋，其场景令我瞠目结舌。6个因饥饿而骨瘦如柴、形同鬼魅的人躺在小屋角落的一堆脏稻草上。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但当我靠近他们时，耳畔却传来了一声声低吟。这些‘人’还活着……”

在经济学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该商品需求量减少。这是绝大多数人所共知的道理，也符合理性人行事的假定。但是，1845年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马铃薯价格在上升，但需求量也在持续增加。

英国经济学家吉芬（Giffen）观察到了这种与需求定理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就被经济学界称为“吉芬之谜”，而具有这种特点的商品被称为吉芬商品。

爱尔兰1845年饥荒使得大量的家庭因此陷入贫困，马铃薯这样的仅能维持生活和生命的低档品，无疑会在大多数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一个较大比重，马铃薯价格的上升更会导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更穷的人们为了生存下来，就不得不大量地增加对低档商品的购买而放弃正常商品，相比起马铃薯这种低档商品来说，已经没有比这更便宜的替代品了，这样发生在马铃薯需求上的收入效应作用大于替代作用，从而造成马铃薯的需求量随着马铃薯价格的上升而增加的特殊现象。一种商品只有同时具备“是低档品”和“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这两个条件时，才可以被称之为吉芬商品。

造成饥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种称为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卵菌造成马铃薯晚疫病。马铃薯是当时的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来源，加上许多社会与经济因素，使得广泛的歉收严重地打击了贫苦农民的生计。灾荒对爱尔兰的社会，文化，人口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历史学家把爱尔兰历史分为饥荒前，后两部分。

英国对爱尔兰全面掠夺的殖民政策导致的贫困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

大英帝国凭借对殖民地的扩张和掠夺实现自身的繁荣。爱尔兰作为大英帝国的第一块海外殖民地，由于地缘政治关系而首当其冲，爱尔兰的土地几乎完全为英国地主所霸占，而且多数大地主居住于英格兰，只关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这使得爱尔兰大多数农业收入输出国外。同时，爱尔兰土地兼并的严重问题，使得爱尔兰农民大多数成了英国土地贵族的佃农。而由于佃农们获得的土地面积极小，因此只有种植马铃薯才能养活家人。

此外，自从合并以后，爱尔兰繁荣的工商业受到了在更优越经济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且可以自由输入的英国工业品的打击。因此爱尔兰人民几乎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在工业方面毫无出路。再加上残酷的殖民掠夺使得农民极端贫困——爱尔兰半数以上的人们靠马铃薯维持生活。

对单一农作物的过度依赖，底层农民长期被社会抛弃。这两方面问题日后将会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爱尔兰大饥荒的全面爆发。

英国政府救助措施不力，反应缓慢。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其顶峰的维多利亚时期，并且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英国无论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领世界潮流之先，是一个拥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陆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英国就是那个时代繁荣、发达和文明的象征，其国力居世界翘楚。甚至就在大饥荒四年前，英国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惜费尽心机、劳师动众从印度派军舰发动了鸦片战争。而且此时，英国正全力筹办人类历史上首届世博会。

然而，面对爱尔兰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却无动于衷，任灾情蔓延和爱尔兰人民抛尸遍野。甚至后来灾情危重，当第一艘运粮船达到爱尔兰时，运送的救灾玉米却无法食用（资料原文：inedible），即使无法食用的玉米，申请也需要极其复杂的程序。甚至英国政府对自发的出于人道主义的救助也横加阻拦。

据土耳其《今日时报》（Today’s Zaman）2012年1月报道，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默西德（Sultan Abdülmecid I）宣布他将向爱尔兰饥民捐资1万英镑。不过，维多利亚女王要求苏丹捐资1000英镑即可，因为女王本人不过捐资2000英镑。于是苏丹在捐资1000英镑之后，又“悄悄”将三船粮食运到爱尔兰，援助饥民。此外，1847年，美国印第安乔克托部族（Choctaw）也筹集了710美元善款捐助给爱尔兰饥民。

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大饥荒期间即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破坏了爱尔兰粮食自由输入英国的权利，使爱尔兰的小麦失去了它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而反过来破坏了爱尔兰的农业经济。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自《谷物法》废除后，无视爱尔兰的饥荒，多半由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大大减弱了抵抗饥荒的能力，从而相当程度的加重了饥荒的发展。

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而且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这种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顾爱尔兰人民死活毫无人性的做法，使得这场自然灾害迅速演变成人祸。而1782年至1783年的饥荒，当时的爱尔兰政府把港口封闭，全部粮食价格大降，以自救。

在大饥荒发生前，移民就早已开始了。但是从1846年末开始，移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之后的10年间，180万人离开了爱尔兰，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饥荒期间移民的。这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对这些男女老少而言，与其说是自愿的移民不如说是逃难，他们的经历苦不堪言。

大饥荒对现代爱尔兰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很多重要的社会变革都是在1845年前发生的，但是饥荒的冲击培养了现有的历史力量，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不同寻常的人口曲线、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以及人口散居各地，却保持着不变的联系。饥荒后的爱尔兰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爱尔兰共和国内，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为了使爱尔兰摆脱过去的阴影，极力弱化饥荒的严重性，或者强调饥荒的不可抗力。这个观点从1980年开始就遭到一些更为切实的研究的置疑。历史事实既不支持“米歇尔主义”的高声叫骂，也不同意代之而来的曲意逢迎的陈词滥调。

饥荒的概念已经深深植根入全体爱尔兰人的潜意识中。1994年在罗斯康芒郡的斯特罗克镇（Strokestown）修建的博物馆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杰出范例。广大民众可以看到一系列展览：通过文本、资料和图片将饥荒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加以解释。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爱尔兰带给第三世界的警示是最多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列出了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与第三世界的相同之处。这些组织努力在全世界宣传饥荒的历史，提醒人们怎样的意识形态会招致如此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