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1 21:02
《父亲的病》是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创作的一篇散文,最初发表于1926年11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副题《旧事重提之七》。文章以“父亲的病”为线索,回忆为父亲请医生治病的经历,描述了几位“名医”的治病的态度、作风、治疗方式等种种表现,通过家庭的变故表达了对庸医误人的深切的痛恨,也表现了作者对父亲的不舍与愧疚。文章叙述自然流畅,融入了大量的描写、抒情和议论,读来亲切感人,令人感同身受。
父亲的病
大约十多年前罢,S城①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实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②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据舆论说,神妙就在这地方。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③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④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跑进深山里去采呢。
这样有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我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正在这时候,他有一天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进来时,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异样,和大家谈论,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他因为看了两年,毫无效验,脸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所以等到危急时候,便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明天就请陈莲河。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⑤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可惜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但这却不像平地木那样,必须暗中摸索了,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
“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⑦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不肯用灵丹点在舌头上,又想不出“冤愆”来,自然,单吃了一百多天的“败鼓皮丸”有什么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肿,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还请一回陈莲河先生,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旧泰然地开了一张方,但已停止败鼓皮丸不用,药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
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⑧,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⑨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⑩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十月七日。
①S城:这里指绍兴城。
②英洋:即“鹰洋”。
③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江苏吴县人,清乾隆时名医。他的门生曾搜集其药方编成((临证指南医案》十卷。清代王友亮撰((双佩斋文集·叶天士小传》中,有以梧桐叶作药引的记载:“邻妇难产,他医业立方矣,其夫持问叶,为加梧叶一片,产立下。后有效之者,叶笑曰:‘吾前用梧叶,以值立秋故耳!今何益。’其因时制宜,不拘古法多此类,虽老于医者莫能测也。”
④“医者,意也。”:语出《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又宋代祝穆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唐许胤宗善医。或劝其著书,答曰:‘医言意也。思虑精则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
⑤平地木:即紫金牛,常绿小灌木,一种药用植物。
⑥“虎神营”:清末端郡王载漪(文中说是刚毅,似误记)创设和率领的皇室卫队。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虎神营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诅之也。”
⑦轩辕岐伯:指古代名医。轩辕,即黄帝,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岐伯,传说中的上古名医。今所传医学古籍《黄帝内经》,是战国秦汉时医家托名黄帝与岐伯所作。其中《素问》部分,用黄帝和岐伯问答的形式讨论病理,故后来常称医术高明者为“术精岐黄”。
⑧中医什么学报:指《绍兴医药月报》。一九二四年春创刊,何廉臣任副编辑,在第一期上发表《本报宗旨之宣言》,宣扬“国粹”。
⑨“罪孽深重祸延父母”:旧时一些人在父母死后印发的讣闻中,常有“不孝男××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或显妣)……”等一类套话。
⑩《高王经》:即《高王观世音》。据《魏书·卢景裕传》:“……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旧俗在人死时,把《高王经》烧成灰,捏在死者手里,大概即源于这类故事,意思是死者到“阴间”如受刑时可减少痛苦。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新文化运动旗手。1909年受聘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卫生学和化学教员兼日籍植物教员铃木珪寿的日语翻译。在校期间,为“木瓜之役”的主要参与者。1910年6月,应蔡元培之邀,赴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辛亥革命后任职教育部,同时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授课。1918年,首次用“鲁迅”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6年南下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专事创作。1930年参与发起并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病逝。
1926年9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请,南下教书。但他在厦门大学只待了四个多月,因为他发现厦门大学的空气和北京一样,也是污浊的。鲁迅在这里见识了种种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鲁迅写了很多作品,这其中就包括《父亲的病》。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1926年10月7日写的《父亲的病》这篇散文,具体、形象地记述了父亲的病被庸医所误至死的过程。
作者以尖锐有力的笔触,写出两个“名医”和病人的关系,其实质不过是金钱关系。它使读者清晰地看到那些道貌岸然的“儒医”,乃是一伙唯利是图的市修。作品的开头,引出“十多年前”,绍兴城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便非一百元不去”。去时只“草草一看”,随便开了药方就走了。第二天又被请去,经主人“彬彬有礼”的暗示和自己的按脉,知道病人已死,最后是付出英洋二百元给死者家属了事。这事充分揭露了医生的贪婪和昏庸。作者从这个故事引到这位“名医”为他父亲治病时的高价诊费,诊金是一元四角,但那时已是巨款了,何况是隔日一次。鲁迅严厉地控诉了“名医”乘人之危、抬高诊费的卑劣行径。不言而喻,在高诊费的敲诈下,何止鲁迅一家出入当铺,不知有多少劳动人民贫病交困,倾家荡产。鲁迅父亲的水肿病被这“名医”医治了两年,可是病情逐日加重。这位“名医”吸饱了私囊,便厚着脸皮说:“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借以溜之大吉。然而他所荐的陈莲河,其手段之狡猾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正当病人处于垂危之中,还以“点舌丹”来诈取银钱。病人终于躺床喘气了,又开了个药方,“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病人病危时,还要再捞一把,这是多么令人发指。通过这种冷酷无情的关系的描述,便有力地撕去了封建庸医的假面。
鲁迅透过所谓“名医”的恶劣行为,还深刻揭露了他们的思想基础,批判了反动“天命观”“天意说”等唯心主义思想。鲁迅写道:“名医”有一回说,他用的药“不大见效”,可能是病人有什么“冤愆”,还胡说什么“医能医病,不能医命”。鲁迅愤慨地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这短短的语句中,蕴含着强烈的控诉。反动统治阶级正竭力鼓吹“死生有命”的反动天命观。鲁迅在文中所讽刺的“医者,意也”,便是封建统治阶级睢心主义的一种说教。他们诊治往往是凭臆测,用药也干奇百怪,尤其奇特的是“蟋蟀一对”还要原配。对于这种愚弄人民的把戏,鲁迅无情地嘲讽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否则“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这说明了封建礼教思想毒汁,浸透了“名医”的灵魂。在“名医”的处方中,有一种特别的丸药,叫败鼓皮丸,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这就是“名医”“医者,意也”的可笑产物。鲁迅对此作了个生动的比喻。这种道理就像腐败的清王朝的刚毅憎恨“洋鬼子”一样,不是积极抵抗外来侵略者,而是“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羊”和“洋”同音,“羊”便是“洋鬼子”),荒唐地以为,这样就可以战胜“洋鬼子”了。“名医”们的这种医道,和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一样地自欺欺人。从“败鼓皮丸”联想到“虎神营”,一箭双雕,既批判庸医的无知妄说,又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没落,显得十分深刻有力。
鲁迅笔下“名医”的另一个特征是: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排斥先进的医学思想。绍兴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鲁迅讽刺道:“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歧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这里指出了封建迷信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严重障碍,揭露了封建势力顽固保留野蛮、落后东西的罪行。鲁迅还意味深长地说,当他已不再和“名医”陈莲河周旋后,听说他“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这就进一步画出了这个保守、复古、倒退、反对新事物的庸医的嘴脸。
作者以切身的体会,批判我国医学中的落后现象。但对我国医药学的丰富遗产,他在后来写的《经验》一文中,作了热情的肯定。鲁迅指出《本草纲目》虽是一部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南腔北调集》)。对于祖国的医学,鲁迅的论述是很精辟的。他赞颂了富有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的医学,批判的是庸医的医道;他积极宣传新医学,大力剔除旧医学中的封建糟粕。事实证明,只有彻底扬弃一切错误的落后的东西,才能发展祖国医学。
文章末了一部分,作者回忆了父亲临终时的情景,揭露了封建礼教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中国的孝子们看到父母病危时,总希望父母多喘几口气。在精通礼节的衍太太的催促下,少年的鲁迅大声叫喊躺在床上痛苦喘气即将断气的父亲,给父亲增添了痛苦。鲁迅在结尾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在《二十四孝图》里,鲁迅列举《二十四孝图》里的故事,批判了孝的虚伪性、残酷性和欺骗性。在这里鲁迅则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控诉了“孝”的害人本质和对病人的摧残和折磨。“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作者从内心抒发出来的对父亲的爱,撕开了封建的“孝道”的面纱,戳破了它的假面。
这篇文章题为“父亲的病”,但它不是单纯写父亲的病况,而是通过对庸医的批判,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病根”。它以小见大,选取生活的片段,深入开掘,把儒医的存在和封建'半封建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赋予了这篇散文思想的深刻性。从中看出他以彻底的民主革命的精神,对旧制度的毫不妥协的战斗风格。
这篇散文的一个明显的艺术特色,是通过反面典型的选取和剖析来表达主题。作者以朴素、平实的描述,用事实本身,勾勒出两个“名医”的本质特征,暴露事物的本来面目。如陈莲河的“点舌”之术的一段话,无需多添一笔,本相毕露。第一回,他为了推销他的货色,抬出“舌乃心之灵苗”来作理论根据,又生怕病人不肯接受,声明价钱“不贵”,但又要“两块一盒”。一副江湖骗子的神态跃然纸上。第二回,他眼看用药无效,病人对他早已不抱幻想了,他便以“冤愆”“前世的事”来开脱自己,真是“巫医不分”。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不过几笔,就神情毕肖。
鲁迅在质朴的叙述中,时而插入画龙点睛的议论,时而有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如,关于用“原配”蟋蟀做药引,既讽刺了故弄玄虚的儒医,也鞭挞了封建礼教。又如,“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两个“名医”脸胖瘦一样,只是“圆”和“长”之别罢了。这幽默而含讥的笔调,正表现了作者对“名医”的轻蔑和厌恶。因而,全文看来似乎是朴素、自然的叙述,但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
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李长之:“第七篇《父亲的病》,是如他其他的反中国的医药文字一样,但形容那些骗人的医生却更活现。此外,则是说到中国旧的风俗习惯中,其不近人情的残酷。人死了,也不让平静。”(《鲁迅批判》)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顾之川:“作为家庭支柱的父亲的早逝让年幼的鲁迅经历了人情冷暖。而父亲被江湖庸医治死的事情,也一直埋在鲁迅心中,令他十分痛苦。文章围绕这一点,重点回忆了儿时为父亲请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神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才等种种表现,揭示了他们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鲁迅压制住内心的愤怒,用冷静的白描手法刻画出所谓‘名医’的昏庸荒诞,用反话正说的方式对‘神医’之‘庸’进行了批判和讽刺。”(《朝花夕拾》)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董佩华:“这篇文章是了解少年鲁迅的可贵篇章,书中孩子的天真、成人的辛辣、回忆的懊恼与痛苦,都流淌于笔尖。有情才能动人,以情记事,才可触碰人心。孩子的痛苦、大人的反思都可见于其中,细细读来,不禁肝肠寸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