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看着我，摇摇头，不说话了。他把脸转向墙那边，举起他的手，看那上面的指甲。然后，他又转过脸来叮嘱我：

“明天要早起，收拾好就到学校去，这是你在小学的最后一天了，可不能迟到！”

“我知道，爸爸。”

“没有爸爸，你更要自己管自己，并且管弟弟和妹妹，你已经大了，是不是？”

“是。”我虽然这么答应了，但是觉得爸爸讲的话很使我不舒服，自从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迟到过？

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早晨赖在床上不起床的毛病。每天早晨醒来，看到阳光照到玻璃窗上了，我的心里就是一阵愁：已经这么晚了，等起来，洗脸，扎辫子，换制服，再到学校去，准又是一进教室被罚站在门边。同学们的眼光，会一个个向你投过来，我虽然很懒惰，却也知道害羞呀！所以又愁又怕，每天都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奔向学校去。最糟的是爸爸不许小孩子上学乘车的，他不管你晚不晚。

有一天，下大雨，我醒来就知道不早了，因为爸爸已经在吃早点。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了不得。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夹袄（是在夏天！），踢拖着不合脚的油鞋，举着一把大油纸伞，走向学校去！想到这么不舒服的上学，我竟有勇气赖在床上不起来了。

过了一会，妈妈进来了。她看我还没有起床，吓了一跳，催促着我，但是我皱紧了眉头，低声向妈哀求说：

“妈，今天晚了，我就不去上学了吧？”

妈妈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意，当她转身出去，爸爸就进来了。他瘦瘦高高的，站在床前来，瞪着我：

“怎么还不起来，快起！快起！”

“晚了！爸！”我硬着头皮说。

“晚了也得去，怎么可以逃学！起！”

一个字的命令最可怕，但是我怎么啦？居然有勇气不挪窝儿。

爸爸气极了，一把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爸爸左看右看，结果从桌上抄起鸡毛掸子倒转来拿，藤鞭子在空中一抡，就发出咻咻的声音，我挨打了！

爸爸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外面的雨声混合着我的哭声。我哭号，躲避，最后还是冒着大雨上学去了。我是一只狼狈的小狗，被宋妈抱上了洋车——第一次花钱坐车去上学。

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车里，一边抽抽搭搭地哭着，一边撩起裤脚来检查我的伤痕。那一条条鼓起来的鞭痕，是红的，而且发着热。我把裤脚向下拉了拉，遮盖住最下面的一条伤痕，我最怕被同学耻笑。

虽然迟到了，但是老师并没有罚我站，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原谅的缘故。

老师叫我们先静默再读书。坐直身子，手背在身后，闭上眼睛，静静地想五分钟。老师说：想想看，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昨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今天的功课全带来了吗？早晨跟爸妈有礼貌地告别了吗？……我听到这儿，鼻子抽搭了一下，幸好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泪水不至于流出来。

静默之中，我的肩头被拍了一下，急忙地睁开了眼，原来是老师站在我的位子边。他用眼势告诉我，叫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我猛一转过头，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刚安静下来的心又害怕起来了！爸爸为什么追到学校来？爸爸点头示意招我出去。我看看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老师也微笑地点点头，表示答应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爸面前。爸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

后来怎么样了，我已经不记得，因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只记得，从那以后，到今天，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着校工开大铁栅栏校门的学生之一。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门前，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的那种手套，举了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前，手里举着从花池里摘下的玉簪花，送给亲爱的韩老师，是她教我跳舞的。

啊！这样的早晨，一年年都过去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这学校里啦！

当当当，钟声响了，毕业典礼就要开始。看外面的天，有点阴，我忽然想，爸爸会不会忽然从床上起来，给我送来花夹袄？我又想，爸爸的病几时才能好？妈妈今早的眼睛为什么红肿着？院里大盆的石榴和夹竹桃今年爸爸都没有给上麻渣，他为了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了，到了五月节，石榴花没有开得那么红，那么大。如果秋天来了，爸还要买那样多的菊花，摆满在我们的院子里、廊檐下、客厅的花架上吗？

爸爸是多么喜欢花。

每天他下班回来，我们在门口等他，他把草帽推到头后面抱起弟弟，经过自来水龙头，拿起灌满了水的喷水壶，唱着歌儿走到后院来。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陈家的伯伯对爸爸说：“老林，你这样喜欢花，所以你太太生了一堆女儿！”我有四个妹妹，只有两个弟弟。我才12岁······

我为什么总想到这些呢？韩主任已经上台了。他很正经地说：“各位同学都毕业了，就要离开上了六年的小学到中学去读书，做了中学生就不是小孩子了，当你们回到小学来看老师的时候，我一定高兴看你们都长高了，长大了······

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

宋妈临回她的老家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他还小。”

兰姨娘跟着那个四眼狗上马车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

蹲在草地里的那个人说：

“等到你小学毕业了，长大了，我们看海去。”

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

爸爸也不拿我当孩子了，他说：

“英子，去把这些钱寄给在日本读书的陈叔叔。”

“爸爸！”

“不要怕，英子，你要学做许多事，将来好帮着你妈妈。你最大。”

于是他数了钱，告诉我怎样到东交民巷的正金银行去寄这笔钱——到最里面的台子上去要一张寄款单，填上“金柒拾元整”，写上日本横滨的地址，交给柜台里的小日本儿！

我虽然很害怕，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去——这是爸爸说的，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闯练，闯练，英子。”我临去时爸爸还这样叮嘱我。

我心情紧张地手里捏紧一卷钞票到银行去。等到从最高台阶的正金银行出来，看着东交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种满了蒲公英，我很高兴地想：闯过来了，快回家去，告诉爸爸，并且要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种满了蒲公英。

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

进了家门来，静悄悄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枝子，散散落落的，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

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

“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我要告诉爸爸去！”

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她们摇摇头说：“是它们自己掉下来的。”

我捡起小青石榴。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他说：

“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

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

“你说什么？老高。”

“大小姐，到了医院，好好儿劝劝你妈，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

“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已不再是小孩子。

小说的背景是1923年到1929年间的北平，作者曾有一个叔叔在大连参加抗日活动，之后被日本人逮捕，被毒死在狱中。林海音的父亲前往大连收尸，回京后不久，身心俱疲，肺病复发，于1931年去世，《爸爸的花儿落了》就由这场病痛写起。作者是在30岁以后才写这些童年往事的，她通过小英子的观察和遭遇，追忆了自己童年时在北京度过的时光，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生活。

英子

英子即作者林海音，她是一个关心父亲、成绩优异、懂事孝顺的孩子。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所以她必须积极面对一切。当面对爸爸去世的噩耗时，她内心波澜起伏，却极力表现出的是镇定、安静。在爸爸的教导下，在爱的鼓励下，面对家庭变故，她明白了“长大”的真正含义。在英子身上，并非一种孩童浑浑噩噩的“天情”，而是深受社会熏染，极懂“人情”，外表却又一副萌态，全然是“金簪雪里埋”，熟谙世故。

爸爸

英子的父亲。他是一个“严”在其外，“爱”在其内的可亲可敬的人。他把对子女的爱掩藏在内心深处，严厉要求英子不能翘课迟到；他鼓励孩子要坚强，让孩子到银行汇款，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能闯过去；很重感情，当听到弟弟被日本人害死的消息时，便急得吐血了；特别爱花，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浇花，但他也是一位典型的旧家庭的家长，专制，在得知英子不去上课时，他没有耐心引导，而是采取“揍”这种粗暴的方式。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他，是整个家庭的支柱，他的死，也给家庭带来了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英子一家人在经济上、生活上的巨大落差。

父女情深

该文章以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女孩的视角，以参加小学毕业典礼的过程为明线，以爸爸的花为暗线，穿插了对往事的回忆，重点写了爸爸对“我”的深情和盼望我长大、懂事的事情，渗透着深沉而动人的情感，从中表现了父爱如高山般深沉，抒发了对父亲的深切感激和怀念之情以及对成长的感悟，也从爸爸对“我”严中有爱的教育和爸爸在去世时自己人生体验中，感悟到爸爸去世后自己虽然小，但应该承担起许多原属于爸爸的责任。

浓浓乡愁

文章中存在三个时间：一是“六年前”，二是“六年后”，三是作者写这部小说和“六年前”“六年后”隔开的二十年的光阴，当然，除了时间的流逝，还有空间的错置，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早已在远离北平的异乡了。

林海音在《骑着毛驴儿逛白云观》中说：很久不去想北平了，因为回忆的味道有时很苦。她还在《我的京味儿回忆录》中说：至于地方，我常笑对此地的亲友说：“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由此可见，该文写的不仅是怀念“我”记忆中的父亲，以及反思父亲对“我”成长的影响，还有绵绵不绝的“乡愁”。

情感丰富

文中表现的感情不仅有父女情，还有师生情，如第30段最后一句，“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口前，手里举着从荷花里摘下的玉簪花，送给亲爱的韩老师，是她教我跳舞的”；同学情，如第36段，“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手足情，如第34段最后两句，“我有四个妹妹，只有两个弟弟”；主仆情，如第66段第一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等，人性美尽显于字里行间。

儿童视角

该文所写的儿童视角是一种颇为常见的“儿童视角”，是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的许多中国父母对孩子“先意承志”的教育与期待，英子就是生活中的父母所盼望的儿童形象，该天真时她得天真，该懂事时得懂事，关键时候还得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惊喜。林海音的这个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中国式家庭中优秀的孩子的下意识流露，作者也向往真正属于儿童的世界，然而命运没有给她敞开这份心情的机会，如同大多数中国儿童，在道德的十字架上慢慢成长。

联想倒叙

文章的情节随着主人公起伏变幻的思绪记叙下来，所以显得历历在目而又波澜起伏。文章开篇用衣襟上的粉红色夹竹桃，引出前一天去医院探望爸爸时的情形；探病时听爸爸说的一番话，又引出六年前因赖床不起受爸爸惩罚，以及此后上学从不迟到的情景；礼堂的钟声响了，想到爸爸的病和因病而不能料理花儿，于是又忆起爸爸爱花的情形；韩主任已经讲话了，我们唱起了告别的歌，由此想到很多人盼望自己长大，进而回忆起爸爸要她闯练到银行汇款的经过；最后写毕业典礼回来，看着满院零落的花儿，听到老高说的话，她清醒地意识到“爸爸的花儿落了”，自己也将告别童年，要承担大人的责任了。

寓情于景

以“花”为情感依托，寓情于景。文章多处写关于爸爸爱花以及对花的具体描述，这些描写不仅使作品浑然天成，同时借花的柔性来调和爸爸性格中的刚性，使爸爸的严厉和慈爱协调地发展。花既是爸爸最喜欢的东西，也是爸爸形象的象征，还是对父亲爱的语言，人与花相互映照，情景交融。

写作手法丰富

文章舒缓的节奏，象征、对比、重复、双线合一、一语双关、首尾呼应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父亲的形象，形成了一种以心理情绪为内容主体，以父亲言语、行为故事为表现形式的散文体风格。

如本文结构上是“两线”（花和毕业典礼）相互辉映，既有利于情节的展开，又使两个人物主次分明，相映生辉”。“爸爸的花儿落了”实指夹竹桃的败落，也象征天性爱花的爸爸的辞世和被爸爸关爱的女儿被迫长大，这里用了一语双关的手法。文章从“我的襟上”的“粉红色的夹竹桃”起笔，到爱花的爸爸的病死，处处有伏笔，事事有照应，沉郁的氛围和丧父的伤痛一直笼罩着全文，首尾呼应。

语言质朴淡雅

林海音的语言质朴淡雅，没有书卷气，活生生一个北京四合院的老百姓。文章中的人是最普通的人，事是最平凡的事，但作者用她那质朴、淡雅、含蓄而深沉的语言振动人心。她用一个童年孩子的语言和视角进行叙述和描写，那平实朴素、孩子般稚气的语言中，让我们俨然看见了那个表面很严厉，实际上却充满爱心的“爸爸”。如“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表达含蓄委婉

文中没有正面提及爸爸病危濒死，但文章多次使用伏笔，包括标题都暗示爸爸已经病得很重，可能将不久于人世。如“爸爸哑着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说：‘我怎么能够去？”’，“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枝子，散散落落的”，“爸爸的花儿落了”等。

作者在文中没有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情，而是通过具体的事情，用细致的动作描写展现了爸爸的形象和“我”成长的过程，这样的描写将感情表现得深沉而含蓄。

细腻的人物描写

本文以第一人称“我”叙事，亲切自然。作者在整篇文章中采用大量的语言描写和动作描写来突出人物的感情和形象，同时还有心理描写，这对于刻画人物的成长和感情起了积极的作用。全文在回忆中倾注了“我”对爸爸的怀念之情，对爸爸的病逝没有直接讲述，而是通过对爸爸最喜爱的花的描述，委婉地表达了“我”的伤感，进而表明了全文的主题：“我”在爸爸的爱意中长大了。

《爸爸的花儿落了》虽然是节选自《城南旧事》的一章，但就该文来看，情节是自足的，林海音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也是充裕的。文章始终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光龙、翟志峰

《城南旧事》中的“我”仿佛在小心翼翼地扮演一个儿童的角色，想象着“我应该是那样的”：“我”应该对苦难表达儿童般的爱心，“我”应该对他人表现孩子般的单纯，于是便有了刻意为之的做作。——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邹经

林海音（1918—2001），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父母原籍台湾省苗栗县，曾东渡日本经商。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出生于日本大阪，3岁随父母返台，5岁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她父亲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她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在北京度过了童年与青年时期；在北京，她完成了从学生到新闻记者、从少女到为人妻母的转变，北京是她文学之路的起点。在北京生活了25年后，1948年，她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1953年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她联络了大批在动。林海音以她的成就、她的为人、她的号召力，成为联接大陆与台湾文学之间、中国与世界文坛之间的桥梁。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她的一生荣获众多文学奖项，1998年在“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上荣获“终身成就奖”。有评论认为，林海音的去世，是台湾文学一个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