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最初写于竹、木简上，后用缣帛与纸写书，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书籍多以印刷形式流传，版本一词，大多指书籍的雕版印本。

至宋代，版刻大行，名义遂定。

版本一词，范围较广，不仅专指刻本，包括刻印本与非刻印本。

版本二字最早见于文献的记载，有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

南宋藏书家尤袤《遂初堂书目》有“成都石刻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川本、大字本、小字本等”，是记藏书不同版本的开始。

至近代，版本含意更有扩大，写本与刻印本之外，凡影印本、石印本、拓印本、钤印本、铅印本、油印本等都包括在内。

一种书籍经过多次传抄、刻印或以其他方式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本子。

一部书籍，无论是经抄写、刻印或其他方法制成，由于时代、地区、条件、写刻人等有所不同，各种本子之间，必然产生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特征。

这些特征包括：写或印的形式、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张墨色、装订；内容的增删、修改、变化，以及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形成而留存于书上的题跋、识语、批校、藏章印记等。

这种特征即构成一书的不同版本。

研究书籍版本特征，辨其真伪优劣的学科则成为版本学。

版本学和目录学是文献学的两大分支。

重视版本需要熟知目录载记，精研目录需要深谙历代版刻之继承与流变，故从民国开始二者被统称为“版本目录学”，学界又习惯把重视版本的目录称为“版本目录”。

科学的版本鉴定应采用物质形态分析与文本考证相结合的方法。

所谓物质形态分析，即以版式、字体、纸张、装帧为基本判断点；所谓文本考证，即通过序跋、刊语、牌记以及内容中的直接记载进行查考。

学者对宋元本、稿抄本鉴定的心得，体现在物质形态鉴定方面。

当前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从学术发展长远角度看，书影和图录不能完全取代目验实物，而编制目录和撰写书志则需要大量的实践积累。

一些学者受查阅宋元本、稿抄本、批校本原书条件限制，更多地是运用校勘的方法，从文本考证角度揭示版本源流与优劣。

因此，与书籍的物质属性产生了距离，进而衍生出物质形态和文本考证方法论层面的对立与分歧。

目验原书的机会不多，版本鉴定倾向于循证研究，转述或盲从前人著录信息者尤夥，极易出现版本鉴定失误。

这也提示相关研究应以实物版本为出发点，通过大量的经眼原书积累经验，并运用文本考证进行互证，不可盲从前人著录信息。

比如《一个美丽的“错误”——古籍版本鉴定札记》一文提到某省馆沿用国图著录信息，将明刻本《太学新增合璧联珠声律万卷菁华》著录为“宋刻本”，而专家通过天头割补纸张这一细节就看出端倪，进而明确是本为嘉靖刊本。

某些以断代版本学研究命名的著作，在研究过程中并未接触具体的版本形态，对于版本的鉴定与著录涉及较少，实际上属于版本学术史或书籍出版史范畴。

古籍的鉴定和著录是版本目录学的核心内容，然而长期以来“观风望气”、“书皮之学”等玄虚且夹藏贬义的语汇成为常见代名词，误解了版本目录学的发展状况。

除此之外，《张元济与〈涵芬楼烬余书录〉》讲述了涵芬楼藏书聚散和《书录》定稿的过程，《书卷多情似故人——纪念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归纳了《中国版刻图录》的典范意义，这对于总结20世纪版本目录学发展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师承关系

晚清学者方地山在指导袁克文学习古籍版本时曾说：“版本之学，岂易言哉！倘欲习之，第一当得师承。”

袁克文拜当时号称“今日吾国唯一大藏家”的李盛铎为师，不数年间萃集宋元精椠多种，又能渊渊道其始末，成长为合格的版本学者。

由此可见，前辈的经验与指导对学习版本目录学至关重要。事实上，古籍字体、纸张的鉴别，以及年代的判定、著录体式的活用等，若有先贤点拨，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代表人物

20世纪以来的版本目录学经历了从广泛实践到理论总结的巨大跨越，在研究资料与方法上均有较大变革，张元济、傅增湘、顾廷龙等是变革的先驱者与导引者。

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是版本目录学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伏枥集》中回忆了几位先生的治学历程与品行，揭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学林掌故。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海内外古籍数字化不断推进，精善之本不断被发现，影印丛刊、高清书影和版刻图录，逐渐成为治版本目录学之主要参考资料。

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已进入尾声，各馆藏简目陆续刊印，并着手编纂《中华古籍总目》，这是古籍事业的一项壮举。

版本目录有简繁两类，简者仅录书名、卷数、著者、刊印时地及收藏者，如《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繁者则致力于揭示编撰经过、著者生平、版刻源流、递藏关系等更丰富的信息，如《爱日精庐藏书志》。

其中，较为详细的版本目录被称为提要、叙录、藏书志，有学者倡导建立书志学，而其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哈佛模式”尤为突出。

书中回顾了书志发展史，细致分析了书志写作流程、组成部分及实际功用，并对图书馆系统编写馆藏善本书志的长远规划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建议。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日本所刊中国典籍三十种叙录》一文可作为书志写作的范例。

书志写作虽有“哈佛模式”，但刻意模仿容易流于程式，对内容、特点源流方面的阐发深度不足。

未来，势必要通过撰写善本书志进行更全面的介绍，由学者创立的“哈佛模式”，是值得推广的标尺。

刘向《别录》云：“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曰雠。”这里的本，即指一书的不同本子。

清代·叶得辉《书林清话》（卷一）：“自雕版盛行，于是版本二字合为一名。”

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题：“曾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本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绍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

据此可知，版本一词，不仅专指刻本，包括刻印本与非刻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