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建设中牌坊则多被用为有传统特色的标志物，建于风景区或街区等入口位置其中粗制滥造、比例失调者众多，但也不乏精美壮观的成功之作。

牌坊是古代官方的称呼，老百姓俗称它为牌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由此可以推断，“衡门”至迟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衡门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的结构存在的，旧称“衡门”也就是牌坊的老祖宗。

其实牌坊与牌楼是有显著区别的，牌坊没有“楼”的构造，即没有斗拱和屋顶，而牌楼有屋顶，它有更大的烘托气氛。但是由于它们都是我国古代用于表彰、纪念、装饰、标识和导向的一种建筑物，而且又多建于宫苑、寺观、陵墓、祠堂、衙署和街道路口等地方，再加上长期以来老百姓对“坊”、“楼”的概念不清，所以到最后两者成为一个互通的称谓了。

唐代，我国城市都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唐代称为“坊”。坊是居民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后来因为门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就只剩下这种形式，于是百姓逐渐地称这种坊门为牌坊。

按照形式划分

牌楼从形式上分，只有两类——一类叫“冲天式”，也叫“柱出头”式。顾名思义，这类牌楼的间柱是高出明楼楼顶的；另一类“不出头”式。这类牌楼的最高峰是明楼的正脊。如果分得再详细些，可以每座牌楼的间楼和楼数多少为依据。无论柱出头或不出头，均有“一间二柱”、“三间四柱”、“五间六柱”等形式。顶上的楼数，则有一楼、三楼、五楼、七楼、九楼等形式。在北京的牌楼中，规模最大的是“五间六柱十一楼”。宫苑之内的牌楼，则大都是不出头式，而街道上的牌楼则大都是冲天式。

按照结构划分

北京的牌楼从结构上分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木牌楼，这类牌楼数最多。其地下部分用柏木桩，称地丁。基础以上各根柱子的下部用“夹杆石”包住，外面再束以铁箍。街巷的木牌楼顶部出檐甚短，做成悬山或庑殿式。每根柱端耸出脊外，柱顶覆以云罐（也叫毗卢帽）以防风雨侵蚀虫蛀。楼顶所用之瓦，街巷诸坊多用黑色布瓦。

第二类是琉璃牌楼。这类牌楼多用于佛寺建筑群内，在北京仅有三间四柱七楼的一种。其结构是，在石基础上筑砌6到8尺的砖壁，壁内安喇叭柱，万年枋为骨架。砖壁上辟圆券门三个，壁下为青、白石须弥座，座上雕刻着各种风格的艺术图案。壁上的柱、枋、雀替、花板、楷柱、龙凤板、明楼、次楼、夹楼、边楼等均与木坊相似。所不同的是，这种坊用黄、绿琉璃砖嵌砌壁面，威严壮观。

第三类是石牌楼。这类牌楼以景园、街道、陵墓前为多。从结构上看繁简不一，有的极简单，只有一间二柱，无明楼；复杂的有五间六柱十一楼者。由于本身的结构特点，有的虽为三间四柱式，却只有花板而无明楼。石坊的明楼比较复杂，浮雕镂刻亦极有特色。如果石质坚细，不仅浮雕生动，而且其精细的图案历经数百年也不泯没。

第四类是水泥牌楼。这是近代建筑艺术的产物，新建的数目不多，大多数是用于古牌楼的搬迁和加固工程。

第五类是彩牌楼，这是一种临时性的装饰物，多用于大令、庙市、集市的入口处，令期一过即拆除，一般用杉杆、竹竿、木板搭成，顶部安装五彩电灯泡，色彩缤纷。

第六类是铜制牌坊，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设计创建中国第一座铜牌坊，高6.1米、宽7米，重近百吨，牌坊雕有莲花等图案，在普陀山进香古道妙庄严路入口处，琉璃的翘角，精致的铜艺，栩栩如生的龙狮、仙鹤雕刻，牌坊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题“慈航普渡，另一面由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题词“妙庄古道”，由国学大师文怀沙撰联“雅颂声共梵音齐远，云和月随法鼓偕宣”，另一面由西泠印社书法家、该牌坊设计建造者朱炳仁撰联“庄严六时苦心苦行尽佛心，妙理三乘古道古来是觉道”。该铜牌坊的落成，不仅为普陀山风景区又增添了一个精品景点，还掀开了佛国千年古香道妙庄严路重修工程的序幕。铜制不易损坏，更具视觉效果，也有益于传世保存。

按照建造意图划分

牌坊就其建造意图来说，可分为四类：一是功德牌坊，为某人记功记德。如山东省桓台县新城镇“四世宫保”牌坊，是明朝万历皇帝为当时新城人兵部尚书王象乾所建。王象乾文韬武略，威震九边，加功晋爵太子太保，追赠曾祖、祖父、父亲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之衔，故额题“四世宫保”。 二是贞节道德牌坊，多表彰节妇烈女，在安徽歙县有许多这类牌坊。云南楚雄黑井镇有一座节孝总坊，是清朝末年由慈禧太后下令建造的，表彰本地的节烈妇女。三类是标志科举成就的，多为家族牌坊，为光宗耀祖之用。四类为标志坊，多立于村镇入口与街上，作为空间段落的分隔之用。

按张玉舰《中国牌坊的故事》一书，更具体地划分为六类：一是庙宇坊，如曲阜孔庙牌坊；二是功德牌坊，上述“四世宫保”牌坊、山东青州衡王府石坊等就属于此类；三是百岁坊（也称百寿坊），和其它类型比较起来，这类数量要少得多，如山东青州市韩楼百寿坊、安徽泾县九峰村百岁牌坊；四是节孝坊；五是标志坊；六是陵墓坊，绍兴市大禹陵牌坊和南通市唐骆宾王墓道坊。

顺德顺峰山公园入口牌坊，建于2002年，为三跨式巨型中式牌坊，整座牌坊宽88米，总高度38米，基座厚3米，主跨35米，整座楼牌重1.4万吨，为亚洲最大牌坊。

牌坊正反两面拱门之间有16条用大理石雕琢而成的龙柱，单条重量就达25吨，全部在门楼顶上用螺丝栓紧倒挂，营造出凌空而下巧夺天工的气势。其规模之大，造型之雄伟，图案之华丽，石艺之精湛均为国内外所罕见，因此享有中华第一牌坊的美誉。

顺峰山公园牌坊以钢筋混凝土框架为骨架，外表挂花岗石，主要为“黑青麻石”、“富贵红”两种岩石，挂石总重量达3000吨。由于牌坊巨大，与国内三五层瓦面的牌坊不同，顺峰山公园牌坊的瓦面多达11层，高低错落，蔚为壮观，瓦面之多在国内也十分罕见。瓦面普遍采用皇家离宫别院常用的凹黄凸绿色半边琉璃龙华脊。瓦面之间的挑用镂空的石头搭建，既能装饰又能平衡上下瓦面。

牌坊正面中间的拱洞上书“顺峰山公园”五个大字，北面则写着“顺峰揽胜”四个字。字幅两旁贴有

门神，门神两侧则为龙门花板，三个门洞上的花板都是左右对称的图案，其中有三狮戏球、九龙戏珠、八仙八宝、松鹤延年以及形态各异的花鸟，牌坊上的花板无论大小都有雕饰，弧形门洞的两端都以青石鳌鱼头作为点缀，古朴之中又显出祥和高贵。梁昆浩说，将中国古代龙凤图纹用于牌坊中的雕饰一般少见，顺峰山牌坊中有如此多的龙凤雕刻，也属创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牌坊四个基座上除了支撑牌楼的四根水泥柱外，正反两边各有两根直径达1.1米，长12米，每条重25吨的龙柱。据介绍，这16条龙柱均是将原有的石头打成空心，里面放置钢管，石才表面则刻绘出三条舞动的龙，所有的龙柱都是倒挂着用螺丝栓紧，拱门两侧在离地面5米的高度各悬挂两条，因其巧夺天工，格外引人注目。

许国石坊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古徽州府歙县县城内，是全国罕见的典型明代石坊建筑，立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石坊四面八柱，“口”字形，故俗称“八脚牌楼”。南北长 11.54米，东西宽6.77米，高11.4米，面积78.13平方米。许国（1527—1596），字维桢，歙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万历十二年以云南“平夷”有功，晋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许氏衣锦还乡，当年即立此坊，故坊上镌有“恩荣”、“先学后臣”、“上台元老”、“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字样。字为馆阁体，明书法家董其昌书刻。

许国石坊是仿木构造建筑，有脊、吻、斗拱。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和左右两座单间双柱三楼式的石坊组成。石料全部采用青色茶园石，石料质地坚硬，粗壮厚度，有的一块就重达四五吨，石坊雕饰艺术更是巧夺天工。每一方石柱、每一道梁坊、每一块匾额，每一处斗拱和雀替，都饰以精美的雕刻。12只狮子，前后各四，左右各二，雄踞于石础之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这些富有“个性化”的雕饰设计，巧妙地表达牌坊主人许国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成就。

这牌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内外侧都有精美的图饰，南面雕的是“巨龙腾飞”，象征皇帝南面而王，表示许国对朝廷的忠诚；内侧雕“英（鹰）姿（雉）焕（獾）发”，颂扬皇上年轻有为；东面雕“鱼跃龙门”表示许国是科班出身；内侧雕“三报（豹）喜（喜鹊）”，喻许国在万历年间的三次升迁。两面雕“威凤祥麟”，“凤”和“麟”乃文风鼎盛，德政昌隆的太平盛世才会有的，这幅图称颂了当时的社会；内侧雕“龙庭舞鹰”，“舞鹰”谐音“武英”，暗示许国身居武英殿大学士的地位。北面为“瑞鹤翔云”，寓意天下太平，又象征许国的品格高尚脱俗；内侧为“鹿鸣图”借《诗经·鹿鸣》篇意，表示许国身为礼部尚书，常会嘉宾学子，鼓瑟吹笙，生活儒雅。

石坊上的题字都出字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之手，坊上“先学后臣”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读书做官，它告诉人们许国是科班出身，是凭借才智而成为国家重臣的。“上台元老”中“上台”（即上台、中台、下台之一），“三台”本来是星象的名称，而古人常用以象征“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元老”指许国历任三朝，是朝迁的重臣。

歙县“以才入仕”称甲江南，历代英杰辈出，名儒显臣层出不穷。许国石坊，又名大学士坊，建于明万历年间，为旌表明少保兼木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而建。石坊上遍布雕饰，工致细腻，古朴豪放，为徽州石雕工艺中的杰作。许国石坊四坊架连，八脚并立，俗称“八脚牌坊”，它以中华独一无二的雄姿成为举世瞩目的“国宝”，被誉为“东方的凯旋门”。

贞白里坊位于徽州府歙县郑村，为徽州最古老的牌坊。始建于元末，明弘治和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曾重修。仿木结构，二柱一间三楼，高8米，宽5.7米。石柱内侧面有门框卯口，从前装有木栅门。二楼匾额上有元代翰林国史院编修程文等撰写的《贞白里门铭》，旨在雄表元代里人郑千龄一家三代乡贤。一楼额枋上有“贞白里”三个篆刻大字，为“奉政大夫佥浙江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事余阙书”。坊主要构件外形尚好，梁上深浮雕及部分文字剥蚀严重，现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棠樾牌坊群位于古徽州府歙县郑村镇棠樾村东大道上。共七座，明建三座，清建四座。三座明坊为鲍灿坊、慈孝里坊、鲍象贤尚书坊。鲍灿坊族表明弘治年间孝子鲍灿，坊阔9.55米，进深3.55米，高8.86米，建于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重修。近楼的栏心板镌有精致的图案，梢间横坊各刻三攒斗拱，搂刻通明，下有高浮雕狮子滚球飘带纹饰的月梁。四柱的嗓墩，安放在较高的台基上。整座牌坊典雅厚重。慈孝里坊旌表宋末处士鲍宗岩、鲍寿孙父子，建于1501年，1777年重修。坊阔8.57米，进深2.53米，高9.60米。明间额枋较低，平板枋以上为枋木结构的一排斗拱支撑挑檐，明间二柱不通头。垫拱板朴质无华，加固了挑檐的基础，厚重相宜。鲍象贤尚书坊雄表兵部左侍郎鲍象贤，建于明天启年间。四座清坊为鲍文龄妻节孝坊、鲍漱芳父子乐善好施坊、鲍父渊节孝坊、鲍运昌孝子坊。四座坊均为冲天柱式，结构类似，大小枋额都不加纹饰，惟挑檐下的拱板，镂刻有花纹图案。月梁上的绦环与雀替也相应雕刻有精致的纹样。粗大的梁柱平琢浑磨，不事雕饰。棠樾牌坊群是中国牌坊中最有名的一处，村内七座牌坊逶迤成群，古朴典雅，无论从前还是从后看，都以“忠、孝、节、义”为顺序，每一座牌坊都有一个情感交织的动人故事。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曾大大褒奖牌坊的主人鲍氏家族，称其为“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古牌坊周围伴以古祠堂、古民居、古亭居、古亭阁、在广阔的田园风光、秀丽的山光水色映照下，使棠樾牌坊群成为天然的影视基地。《红楼梦》、《烟锁重楼》等三十多部影视名剧在此拍摄。

1996年11月，棠樾牌坊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宝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座麻石牌坊：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50余年。牌坊四柱落墩，古朴雄伟，在挑檐下的“龙凤板”上，“圣旨”两字镶在其中，横梁正反各有浮雕雄狮一对，英武异常。据介绍，被皇帝表彰的鲍灿，一生并未做过官，因教育子孙有方，其孙又在捍卫明室江山的战斗中，屡建奇功，被皇帝“荣封三代”，特为其祖立坊。

第二座牌坊：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慈孝里”牌坊，乃皇帝亲批“御制”，其政治待遇之高，可见一斑。牌坊上铭刻的“慈孝诗”记载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鲍家一子见父将被人杀害，便求代死。而父为了鲍氏家族不断香火，要求处死自己，不殃子孙。鲍家父子上慈下孝之举感天动地，也感动了那些强盗。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到这个故事后，欣然写下“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并拨银将“慈孝里”牌坊重新修缮。并增其旧制，刻御题对联于其上。一座牌坊两朝皇帝加封，这在我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第三、四、五座牌坊：分别是“立节完孤”牌坊、“乐善好施”牌坊、“节劲三冬”牌坊等，一座一座都有不少感人肺腑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节劲三冬”坊是为一位继母所建。据说这位继母在夫亡之后，历尽妇道，把前妻之子重于亲生，年老之后倾其家产，为亡夫维修祖坟。这一举动感动了当地官员，打破“孔孟之道”继妻不准立坊的常规，破例为她建造了一座规模与其他相等的牌坊。尽管得此厚爱，在牌坊额上“节劲三冬”的节字上，还是留下了伏笔。把节字的草头与下面的 “卩”错位雕刻其上，以示继室与原配在地位上是永远不能平等的。

歙县棠樾青石牌坊群，既不用钉，又不用铆，石与石之间巧妙结合，可历千百年不倒不败，一座一座直冲云霄，一座座精心设计和施工，一座又一座经官批御审，历代统治者用这一特殊方式来表彰那些在社会中有“贡献”的人，这足以证明历代都极为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不仅给后人留下精神财富，也留下了文化艺术和建筑技术等许多方面的财富。

棠樾牌坊群（第1到第7牌坊）：鲍灿孝行坊――慈孝里坊――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骢步亭――乐善好施坊――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鲍逢昌孝子坊――鲍象贤尚书坊。

位于古徽州绩溪县龙川村，建于1562年。四柱三门五楼单体仿木结构，高10米，宽9米。系用花岗石和茶园石搭配凿制而成。正面刻有“恩荣”、“奕世尚书”、“成化戊戌科进士户部尚书胡富”、“嘉靖戊戌科进士兵部尚书胡宗宪”、“大司徒”、“大司马”字样；背面刻有“恩荣”、“奕世宫保”、“太子少保胡富”、“太子太保胡宗宪”、“青宫少保”、“青宫太保”等文字。石坊流檐飞脊、斗拱花翅，梁、柱前后均饰以龙狮鹤鹿等镂空浮雕，图案优美，立体对称，技艺精湛。现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牌坊，一种中国特有的门洞式建筑，《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形状像牌楼的建筑物，旧时多用来表彰忠孝节义的人物”。千百年来，牌坊繁衍发展，不仅遍及华夏城乡，而且还远涉重洋，屹立于异国他乡的许多地方，被视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典型标识。

随着城市建设的繁荣，人们对坊门的建造开始讲究起来，改由两根高过门顶的高大华表柱中间连一至两根横梁及门扇组组合而成。后来，一些坊门由只剩下了华表柱和作为额枋的横梁，因其华表柱远远高出额枋，呈冲天状，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冲天牌坊，成为牌坊最主要的形制。宋代中叶以后，封闭式的里坊制逐渐被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原先坊与坊之间的隔墙纷纷被拆除，而坊门因具有地名标志的作用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无墙体相连的跨街独立、自成一体的建筑。

随着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意识的普及和深入，明清时期，牌坊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出现了大量多柱、多间、多楼牌坊。不过，这时的牌坊已经成了统治阶级麻痹人民思想、维护统治的一种形式。

牌坊不仅建筑结构自成一格，别具风采，而且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辞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熔古人的社会生活理念、封建礼教、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古代的民风民俗于一炉，具有瑰丽的艺术魅力、很高的审美价值和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每一座石牌坊都是一件石雕工艺品。中国传统的石雕技法圆雕、透雕、高浮雕、浅浮雕、平浮雕、阴线刻等，在石牌坊的雕刻中都广为应用。

由于各地区民俗风情、经济发达程度、气候情况、建筑材料等条件不同，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大小的不同，牌坊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很不均衡，多有差异。据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馆长介绍，牌坊一般分为石制和木制两种，南方主要以石制为主。在闽南地区的牌坊，多是四柱三开间的门楼式牌坊，多是竖立在要道（如驿道）上。

刘氏节孝坊原址位于自流井区舒坪镇金鱼村四组（现为自流井综合物流中心园区），是自流井为数不多的牌坊之一，是研究明清川南地区牌坊建筑的实物见证。

四川省荣县东佳镇北面与保华镇跨越溪河相邻。在东佳镇一侧一个地名叫老筒车的河畔，矗立着一座坐东向西的功德牌坊，它就是大观桥牌坊。

丹桂宋氏贞洁牌坊占地面积约18平方米。牌坊为石结构，五楼四柱三门，通高约8米，通宽6.8米。明间宽2.4米，两侧次间各宽1.04米。

凉高山牌坊群是指凉高山的张氏节孝坊和王氏节孝坊，大山铺镇的颜氏节孝坊和回龙桥碑铭坊，凤凰乡的谢氏节孝坊和何氏节孝坊、大安街道的阮家大坟四脚坊7座牌坊。

2007年6月以凉高山牌坊群成功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整个牌坊群以节孝坊为主，大多建于光绪年间，历史最长的是建于乾隆年间的何氏节孝坊。

在老北京的街道上，曾横亘着不少的牌楼，虽然所剩无几，但仍有地名可寻。最典型的街道牌楼有：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东、西长安街牌楼；前门五牌楼等。

北海公园门外的金鳌玉栋牌楼，门内的堆云积翠牌楼；永安寺内的龙光紫照牌楼；陟山桥西的如意拱斗式牌楼；天王殿前的琉璃牌楼；景山前街的大高玄殿牌楼；颐和园东宫门的涵虚罨秀牌楼；排云殿门前的云辉玉宇牌楼；五方阁的石牌楼；后山须弥灵境牌楼等；景山寿皇殿前的三座牌楼；碧云寺内石、木、砖三座牌楼；卧佛寺牌楼中除有同参密藏琉璃牌楼外，神路上还有一座1983年新建的一座牌楼；八大处山上有宝珠洞牌楼；潭柘寺山门外有香林净土牌楼；东岳庙神路上有永延帝祚琉璃砖石牌楼；福佑寺前有东西二座牌楼；雍和宫门有三座牌楼；其他还有白云观、南顶等庙宇牌楼。

国子监内有琉璃坊一座；明陵前有大石坊一座。在专事牌楼中，有两座水泥牌楼，各在原公安部街和原司法部街北端。这是为“纪念”袁世凯“登极”而建的。新中国成立时已拆除。中山公园内的保卫和平是最有典型意义的专事牌楼。该坊原建在东单北面的总布胡同西口，叫“克林德纪念坊”，是清政府为讨好洋人，纪念被击毙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建的。1902年12月20日举行落成典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国是战败国，而中国属战胜国行列，故于1918年11月13日将该牌楼拆除。1919年移建中山公园，改名为“公理战胜坊”。1953年，由郭沫若手书，改名为“保卫和平”坊。 随着改革开放及旅游业的发展，北京重新修复和新建了许多牌楼。仍在旅游景点的牌楼，大都得到了重修。新建的牌楼有地坛西门三间四柱七楼式牌楼，是市区内最大的牌楼；王府饭店门前、东湖别墅等处，都新建了牌楼，增加了主体建筑的民族特色。估计北京的牌楼会出现逐渐增多的趋势。

另：机械加工中，如钢板加工，某些零件形状极像牌坊的切割件，也被称之为牌坊。

（一）年久失修，自然损失

由于长年风雨剥蚀，有关部门无力或因故不能及时维修，以致最后不得不拆除。这类牌楼损失颇多，如大高玄殿之中坊，北海公园西北角之普庆门内二坊等。

（二）主建筑废圯，牌楼不存

这类牌楼大部分是属于庙宇的牌楼。庙宇废圯了，作为它的陪体建筑—牌楼，当然也就失去了意义。如崇元观前的“三界圣境”坊，南顶碧霞元君祠的“广生长善”坊，薛家湾的“关帝圣境”坊，显佑宫坊等。

（三）人为破坏

人为破坏最严重的，莫过于晚清时期，咸丰十年（1860）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两次列强的入侵。当时北海五龙亭的“性海”、“福田”，颐和园的须弥灵境坊及香山静宜园中诸坊，皆破坏殆尽。

（四）有碍交通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发展很快，横亘在马路中央的牌楼成了妨碍交通的障碍，故被拆除。如东西、西四、东单、西单，前门五牌楼，大高玄殿左右坊，金鳌玉?等坊，几乎同时拆去。

（五）失去存在意义

此类牌楼虽然为数不多，但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如“克林德纪念坊”，在德国成为战败国后，此坊不可再存；袁氏的“蹈和”“履中”坊，本是为其“登基”所竖的标志，自然不可再存。

（六）听信谬论

这类牌楼虽然不多，但很可惜。如隆福寺前的“第一丛林”坊，是明景帝时建筑，后来听信了山西巡抚都御史朱鉴所言，恐伤风水，将牌楼拆去。新中国成立后将“长安街”二座牌楼迁建于陶然亭公园，本是好事，但是误听“四人帮”谬论而拆除。

（七）兵焚火灾

此类牌楼的经历不尽相同，有的灾后复建，如东单、前门等牌楼；有的灾后无存，如东交民巷口的“敷文”、“振武”等。

（一）地理环境优越

这类牌楼大部为宫苑之中的建筑。后来宫苑辟为公园或旅游胜地，牌楼得以特殊保护和维修。如北海、颐和园内诸坊。

（二）主体建筑重要

凡主体建筑重要之处，其附属建筑幸得留存。如成贤街上的四坊，由于国子监和孔庙的存在而保留，雍和宫前三坊亦然。

（三）迁建得法

顺应形势的迁建，自然意义重大，如“克林德坊”，今为“保卫和平”坊；大高玄殿前左右二坊，今为中央党校坊，均属此类。这些迁建得法之牌楼，得以流传，可算是保护古迹的典范措施。

（四）原料结实

这类牌楼局限于石坊和琉璃坊。如颐和园内五方阁石坊；北海公园小西天琉璃坊等。这些牌楼虽然也经历了兵焚火灾，但都幸存。

（五）旅游胜地，受到重视

北京郊区的风景旅游胜地，如潭柘寺、八大处等处的牌楼，一修再修，得以流传。

（六）人为保护

许多横亘在交通路线上的牌楼，均被拆除。但十三陵大宫门前的石坊，本为神路牌坊，并未拆除。发展交通时，将马路修在牌楼一侧，东辆绕行，保护了牌楼。

如果牌楼的存在不影响交通，不仅应该得以保留，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加以保护，因为北京地区的牌楼有其保存价值。

（一）点缀风景，引人入胜

在风景区或古迹群内，尽管牌楼是陪体建筑，但是它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游人去十三陵，经过了长途跋涉，每当望见石牌坊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十三陵到啦！”西山八大处宝珠洞山腰的“欢喜地”牌楼，点缀在青山翠丛之中，堪称万绿丛中一点红。游人遥望便觉得心旷神怡，欲临绝顶之信心倍增。

（二）点缀城市，古色古香

前三门大街两旁高层建筑耸入云际，街上车水马龙自然是现代化大城市的一般景象；但是当人们步入成贤街时，马上就会觉得这是在古都北京的街巷中漫步。其原因除了古门道、下马石、拴马桩等的点缀之外，恐怕就是几座牌楼在起作用了。牌楼的存在使得街巷古色古香。

（三）留作教材

每处古迹都有一定的意义，每座牌楼往往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意义。如上文所述及的“保卫和平”坊，颐和园牌楼的屡毁屡修及其“挡众木”的作用等，都具有教育意义。何况牌楼本身精雕细刻，飞金走彩，还具有高超的艺术价值呢？

（四）历史的标本

北京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排晶莹的浪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物，都不能以金钱来估量。每座牌楼都可以看作是当时历史事件的见证。如东长安街牌楼和东单牌楼就曾“目睹”了火烧赵家楼的壮举及沈崇受辱的事件等。总之，应极力保存北京的牌楼，如必须拆除，应考虑迁建，千万不可废弃，古迹文物，千金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