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兴县抗日政府、牺盟会、动委会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救国。牛友兰捐出银洋23000元，粮食150石（一石300市斤）。并说服商号“复庆永”的其他股东，将商号所有存货的一半，主要是布匹、棉花等捐出，解决了八路军急需的冬衣问题。1939年，他还在“复庆永”和盐店的基础上创办产销合作社，请好友孙良臣任协理经营。合作社下设营业部和生产部。营业部出售自产物品和根据地无法生产的日用品。生产部主要生产毛巾、袜子、绑带、土布、肥皂等。后来生产部改为纺织厂，工厂开始在兴县城里，为躲避日机轰炸，于1938年迁到城东40华里的孔家沟村。1940年春，由于日军不断扫荡，生产无法保证，经行署同意，将工厂迁到陕西神府县阎家堡村，改厂名为纺织一厂（晋西北纺织厂）。这期间，当阎锡山停发兴县牺盟会的经费时，牛友兰每月给牺盟会100元活动经费维持正常运转。

1940年冬，晋西北“四大动员”时，牛友兰同他的哥哥牛照荃、牛照藻商议，又捐出银洋8000元，粮食125石，以及家属大部分金银首饰等若干贵重物品。又将“复庆永”的棉花、布匹，装备了新军决死四纵队十八团一个整团的冬装。他还把在河西阎家堡办的纺织厂也全部捐献给抗日政府，政府又委托他经营该厂。

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侄孙牛联堂（牛映台长子）将存在“复庆永”商号的股金3500元白洋，交给了兴县农民银行作基金，还将部分针织用品交动委会作支前物资；侄孙牛联棣（牛映台次子）将家中全部存粮五六万斤，交给抗日政府，还把家中3000余亩土地卖成小米交了公粮。除积极用财物支援抗日救国斗争外，牛友兰还先后送四个儿子和侄儿、侄女以及侄孙十几人参加了革命队伍。这在当时那种环境，特别是有钱富裕的人家还对牺盟会、八路军持观望和怀疑甚至不太信任的态度之时，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

1942年5月，为了学习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又倡议并组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被推举为团长，率团赴延安参观学习，历时55天。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创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女参军等模范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评价。牛友兰从延安参观回到兴县后，思想政治觉悟大有提高，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凡不利于团结抗战的话不说，不符合政策的事不做，凡是党和政府的号召都积极拥护并带头执行。

1943年1月28日，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大力推行《晋绥边区减租交息条例》和《晋绥边区交租交息条例》。在农会领导下，农民群众起来向地主、债主清算旧账，退免陈账，勾账换约和赎回土地。牛友兰积级响应号召，主动实行减租减息，并捐钱献物支援抗战，还对自己从前的过错进行检讨。他在“兴县英雄士绅国事座谈会”上说：“我是移居河西的人，对兴县的工作不了解。但我在盘塘（兴县黑峪口黄河对面）合作社时，还办了个农民教育馆，为民众做了点工作。过去我是地主老财资产阶极，现在我和老百姓在一起拾粪担水种地，该做甚做甚，不能认为我们的东西没有了，便躺下甚也不干。那年群众对我斗争，村里老百姓认为不得了，但是我不到一个月便把公粮交清了。我不但心里不难过，而且觉得我的问题解决了，反而觉得痛快。这不是人家打击咱，是给咱的教训。咱们这些地主应该和村里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要知道‘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对的，咱们应该把这一点认识清楚。虽然这次会每区只来几个人，但也是全县的代表。咱们回去要到处宣传，把建立联合政府造成一个群众运动”。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要求。牛友兰积极拥护“五四指示”，主动地接受农民清算，把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又响应政府号召，于当年10月发动私人集资，用1000石小米的资金，置买了30台织布快机，在兴县创办了“蔚汾纺织厂”，为解决晋西北军民穿衣用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得到了政府表扬，《晋绥日报》10月16日头版作了报道。同年10月他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发生了“左”的偏差，牛友兰受到不应有的对待，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于1947年9月27日含冤去世，终年63岁。40余年后的1989年7月18日，中共兴县委员会为牛友兰平反昭雪。

2000年8月，牛友兰先生的亲属经多方寻找，终将遗失多年的牛友兰夫妇的遗骨，分别从蔡家崖脑畔梁的战壕、陕西神木盘塘的村民手中赎回，并迁入祖茔。8月21日，兴县县委、县政府主持召开了“牛友兰先生及康改桃夫人墓碑揭幕仪式”。县级有关部门、蔡家崖乡村两级及牛友兰亲属1000余人参加了揭碑仪式。

牛友兰生有四子。长子牛荫冠，乳名冠子，曾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社主任等职。次子牛荫天，又名牛奇，曾任大同师范党委书记、大同市文教部副部长、文委副主任。三子牛荫东，乳名东子，后改名牛旭光。曾任四川省建筑工程学校副校长。四子牛荫西，乳名西子。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院校处副处长、总政老干部学院教育长、副院长。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许多溃兵游勇趁火打劫，搞得人心惶惶。晋西北各地出现了混乱局面。牛友兰先生在兴县城关开设的“复伏永”商店，准备关门停业。“复伏永”商店是牛友兰和晋中榆次商人共同联办的，晋中商人准备把“复伏永”的大宗商品搬迁陕北，另设门市。牛友兰说：“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不能当逃兵，应该拿出物资支援八路军抗击日寇。”

当时，有些人不同意，他们说：“抗日救亡固然是人心所向，但是我们力量小，恐怕解决不了大问题。”

牛友兰说：“我们的力量是单薄的，可是人多力量大，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会凝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经过牛友兰的说服，其他股东都愿意拿出一部分物资支持机日救亡运动。当时，在晋西北地区驻扎有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牛荫冠主持山西牺盟总会工作候，余丕铎、米建书是其得力助手。牛荫冠给牛友兰打招呼，叫他积极支持余、米2人的工作。牛友兰当即拿出100元银洋，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随后，又让“复伏永”商店每月给他们支付100银洋，支持他们开展工作。

太原失守后，兴县留省学生陆续返回故里，组织了抗日救亡战地服务团。牛友兰主动给他们安排食宿，帮助他们解决活动经费。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晋某部政治部主任王力波同志，回忆抗战初期，在兴县开展救亡工作时说：“牛友兰先生不仅是坚定的抗日救亡积极分子，而且是共产党的忠实同盟者。他在抗战初期给我们的支持是巨大的，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共地下党员刘少白奉党之命，在兴县创办了农民银行。为了筹集资金，主动找牛友兰先生帮助。牛友兰说：“现在处于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每个有骨气的中华儿男都应该为国分忧，为抗日救亡出力。只要用得着我帮助，尽管提出来……”刘少白说明办银行短缺资金，要牛友兰设法集资。牛友兰主动拿出2300元白银，作为刘少白办银行的基金。

此事传到牛友兰的家里，立刻引起轰动。牛友兰的3个哥哥骂牛友兰是败家子，居家老少大吵大闹，要和牛友兰分家产。牛友兰耐心地给他们作解释，他说：“现在往出拿两万块白银觉得心疼，可是如果让日本人打进来，即使有万贯家产又有何用?现在国难当头，大家都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能为保存几块白银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通过说服教育，居家老少同意集资，帮助刘少白办银行，但是又不同意和牛友兰共同生活。牛友兰考虑到以后支持抗日战争的需要，同意将一大家分为五小家过日子。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牛友兰先后为国捐资3500元白银，捐粮150多石(一石相当300斤)，捐献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不计其数。1937年冬，牛友兰分家时，所得资产不过5万银元(包括房产、土地在内)，在抗日战争时期，牛友兰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当拿出，支援了抗日救亡运动。这种倾家荡产，为国捐资，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晋西北军民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人们谈论起晋西北的抗日战争来，都说：“牛友兰给我们的支持是巨大的。”

抗战初期，晋西北地区交通闭塞，四面受敌，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晋西北军民在生产生活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由战动总会建立起来的抗日救亡政权，积极发动群众纺花织布，发展生产，以斛决根据地军民的穿衣吃饭问题。兴县县长张干丞委托牛友兰先生在“复伏永”商店的基础上，创办产销合作社。

牛友兰欣然领命，他约好友孙良巨、杨怀仁等开始筹建，牛友兰自己拿出一万元白银作为产销合作社的资金。为此，兴县的狮吼剧社编了一出名叫《一万元》小歌剧，在全县上演，深受群众喜爱。

产销合作社创办以后，分设了营业部和生产部。营业部主要经销晋西北军民急用的土布、棉花、食盐、煤油等土特产品；生产部主要是组织群众开展纺花织布。牛友兰担任产销合作社经理，孙良巨担任协理，杨怀仁担任总技师。生产部后来发展成蔚汾纺织厂。杨怀仁是山西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生，对纺织业有一定的研究，为此，牛友兰任命他为蔚汾纺织厂副厂长。杨怀仁全力以赴，狠抓纺花织布。1939年纺织厂职工发展到400多人，牛友兰动员自己的家属，其中有侄儿男女20多人到纺织厂当工人。据牛旭光等人回忆：当时在纺织厂的有刘淑贞、高孝清、刘织华、白淑蓉、康素清、康秀贞、康月珍、牛巧琴。这些人都是牛友兰的至亲，在纺织厂没有丝毫特殊待遇，从干部到工人都是供给制，工厂管吃管穿，每月发3—5元津贴费，让职工买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

蔚汾纺织厂初开始设在兴县城内，后来遭到日军的轮番“扫荡”，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于1938年将纺织厂搬迁到距县城40华里的孔家沟村。这期问，牛友兰先生不辞劳苦，经常奔波于兴县城至孔家沟途中。1940年，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扫荡”，蔚汾纺织厂在孔家沟也不能正常生产，于是将纺织厂搬到陕西神府县阎家堡村。在搬迁之前，牛友兰向晋西北行政公署作了请示，经行署第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将蔚汾纺织厂改名为晋西北纺织厂，由晋西北行政公署建设处直接领导，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牛友兰仍然出任晋西北纺织厂厂长，杨怀仁担任副厂长。

迁厂前，牛友兰亲自骑毛驴过黄河，到陕西选定厂址。迁厂后职工生活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牛友兰派人四处购买粮食，每天用毛驴从数十里的山后驮水吃，并且带领职工修窑洞，盖厂房。

为了办好纺织厂，牛友兰派杨怀仁至延安难民工厂学习纺织技术；从延安购回畜力弹花机，更新了部分纺织设备，扩大了生产范围，后来发展成晋西北最大的纺织厂。

1941年春，晋西北行政公署考虑到牛友兰年事已高，为了加强晋西北纺织厂的领导，行署建设处的陈志远接任厂长，牛友兰担任晋西北贸易总局顾问，协助牛荫冠领导晋西北经济建设。

牛友兰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现实生活无情地告诉人们：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到处勒索民财，欺压百姓，在敌人面前一触即溃。而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赴抗日前线，和日军展开浴血奋战，救人民于火热之中，于是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部队身上。

1938年初，牛友兰请求一二。师政委关向应同志介绍，将牛荫东和牛荫天保送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随后又让牛荫天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牛荫东转入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工作。1938年秋，牛友兰又把他的两个侄女牛荫英和牛荫婵保送到延安，住进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晋东南辽县妇救会工作。1940年，在日军“扫荡”中不幸遇难，献出她们的年轻生命。

随后，牛友兰又把他的侄孙牛联棠夫妇保送到延安学习。1940年春，牛友兰鼓励侄女牛兴中和侄儿牛荫德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2年秋，牛友兰又把自己的小儿子牛荫西保送到延安。至此，牛友兰把自己的9个子女亲手送到革命阵营，让他们走上了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康庄大道。

除此以外，牛友兰还把他的侄儿牛荫越保送到八路军120师供给处担任了随军会计，将侄孙女牛荫芝、牛联相、牛番秀先后保送到革命队伍，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牛友兰先生出身于封建剥削家庭，能够以身作则，不仅把自己所有的家产捐献给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把自己所有子女保送到革命队伍，实属难能可贵，值得世人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