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在所有权上发生分离，劳动对象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只有在为了生计被迫出卖劳动力时，才能参与劳动活动，与劳动对象发生直接的、客观的关系，劳动者成为劳动过程中的客体，被迫忍受劳动过程的商品化和简单化，自身的能动性被埋没，从而被劳动过程“物化”了。这种劳动活动再也不是劳动者生活的第一需要，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快乐，它要将劳动者退化为物，成为由物来支配、用物来衡量其价值和尊严的物。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劳动者只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个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它的规律。在这一机械化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生活也被局限在一个愈来愈小的圈子中，使他们的目光留恋于周围发生的局部的事情上，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正如卢卡奇所说：“技能的专门化导致了对整体的每一个想象的破坏”。第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即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

卢卡奇认为，为了适应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物化过程就“必须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上适合于它的结构的法律、一种相应的国家等等”。随着物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和调整。这首先表现为合理化和系统化，即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和事件都被合理的、系统的法律形式囊括在内。在总的法律体系内，名目繁多的部门法律、法规和条件等应运而生。与此相适应，为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尤其为了推动、巩固和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立法、司法、执法的部门与机构也纷纷建立。这样一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被包括于法律范围之内，都受到国家机器的强有力的干预和调整。其次，国家机构的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合理，受制于其中的人的非人化倾向也越来越突出。随着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合理化、系统化，官僚机构下层工作人员的物化也不能幸免，他们的工作是“完全机械化的、‘无聊的’劳动方式——它非常接近单纯的机器操作，甚至常常在无聊和单调划一方面超过这种机器操作。……另一方面这也是指，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因此，在国家官僚机构中同样存在着人的能力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的问题，一个国家雇员只是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商品出卖给了国家机器。

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必然的现象，这一现象也必然在人们的观念中反映出来，这就是卢卡奇说的“物化意识”。他认为，商品关系转变成客体性的东西必然在人们的整个意识上打上自己的印记。物化意识“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认同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并将这种物化结构当作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加以遵循、服从，从而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卢卡奇指出，正如物化的普遍化使之成为一切人的共同命运一样，物化意识也同样支配着人的精神活动和心理活动。“人性和人的能力不再成为自己人格的组成部分，它们成为一种像外部世界的各种事物一样的能‘占有’和‘处理’的东西。而且，没有什么能赖以铸成人的关系的自然形式，也没有什么人的物理和心理‘性质’能发挥作用的方式，这些现存事物日益服从于这一物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