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10 23:25
“特别费”与“国务机要费”性质不同。“特别费”讲白了就是官员津贴，其金额数量由各地“议会”自行决定。“特别费”一半是用收据报销，多用于一些行政的小金额支付；另外一半凭官员签名就可以直接领用，顶多以公益捐款方式捐出，以符合高道德上的期许，跟触法并无关系。
特别费又名“特支费”，为台湾各行政机关、公立学校之首长或副首长，因公务需要且支出合乎规定，经核定许可的公务及正副首长公关费用，而花费细目大约有以正副首长公职身分名义所馈赠他人之花束、纪念品、挽联、礼金。另外，特别费虽有特支费别名，部分媒体亦将两者视为相同，不过特支费名称于法律另有他指。
特别费费用的准则法源与规范来自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制作业手册》之年度《用途别预算科目分类定义及计列标准表》（例如：2006年1月适用之《2006年度用途别预算科目分类定义及计列标准表》）与台湾行政部门主计处审核编制的《支出标准及审核作业手册》。
2006年11月，台湾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因特别费支出争议，遭台湾检察机构侦讯并起诉。对此，台北市政府主计单位仅称有一名承办科员余文涉有“行政疏忽”。而判决余文有罪的作法也打击司法系统的公力。
而“国务机要费”是编在公开预算，一年3500万新台币，只要把“立院”审议完成的预算书拿出来看，每个支用项目都看得到，而任何一项开支，都要依规定提必要单据。
特别费是台湾当局会计相当特殊的费用科目，其法源依据涉及多项会计法规。而就实务上，台湾各政府计单位审核特别费支出准则，大部分依循台湾行政部门“主计处”所编造的《支出标准及审核作业手册》。
该手册虽非实际法规，但却涵盖如《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细则》、《用途别预算科目分类定义及计列标准表》等等主计、采购及相关法规与制度并累积之实际工作经验整理而成。事实上，现行中国台湾地区所辖中央政府、相关部会、地方政府会计实务施作，包含特别费的会计凭证管理及记帐簿记均会参酌此手册。
特别费既已经形成惯例，在大法官释字第421号解释里，将特别费视为由国库支给公务首长[固定报酬]的一部份:
由国库支给固定报酬。至报酬之项目及额度，在合理限度内系属立法机关之权限。是台湾立法部门通过八十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中，关于议长、副议长之岁费、公费及特别费部分，与宪法尚无抵触。
就手册的第11款项之“业务费－特别费”及其他相关法条中，特别费的法律依据除了采购相关法规之外，其细则与子法尚有：
《支出凭证处理要点》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制作业手册之《用途别预算科目分类定义及计列标准表》《中央政府各机关用途别科目分类及执行标准表》各政府预算规定标准《中央政府各机关单位预算执行要点》《中央机关首长、副首长等人员之特别费报支手续》《中央各机关首长、副首长特别费报支手续补充规定》
特别费的法律性质为何?学界有实报实销说、实质补贴说以及概算费用说三种不同看法。
采取“实报实销说”者认为 特别费纵使为国家对于机关首长之特别津质，其前提仍须以“机关首长实际上有支出”为前提，其与其他公务员预算不同之处，仅在于其支出是否属于公务，是否有裁量权之滥用，国家并不过度干预。
采取“实质补贴说”者认为，因其支出有偶发性、时效性、机动性，预支性等因素，数十年来惯例由政府编列预算给予具有“实质补贴”性质之业务费用之一，首长如超额支出，则不予增加，已由首长具领部分如未用尽，惯例上亦无要求须予缴回。
采取“概算费用说”者认为，领据核销，并未要求记载各别支出明细及各项用途，且于嗣后也未要求应办理结算及多退少补，实际上乃是采取定额的统筹概算费用方式。
2006年7月，民进党“立委”检举原台北市长马英九使用特别费涉嫌违法。11月，台湾“高检署”侦办马英九特别费案。2007年2月马英九特别费案侦结，马被依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起诉，随后马辞去国民党主席。4月3日首次开庭，马英九称自己没有犯罪。4月17日，该案第二次开庭。8月14日，台北法院一审宣判，马英九被判无罪。12月28日，台“高法”二审宣判，判马英九无罪。
2007年2月23日，检方侦结。依照起诉书所述，马英九遭起诉罪名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认定贪污所得总计新台币一千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二百余元。前台北市府秘书余文被查出涉嫌贪污七十六万元，依贪污及伪造文书罪起诉。此外，廖鲤、李克齐、孙振妮、方惠中、张钧纶等市府员工，则遭缓起诉处分。
四月三日，台北法院首度开庭，马英九以“被告”身份陈述答辩意旨，包括自始认为以领据核销特别费不是公款，更没有在检方讯问中“翻供”。
四月十七日，检、辩提列证据清单，证人供述证据力检辩展开攻防。
五月八日，台北法院合议庭裁定包括法务部门发布咨询意见书、马英九在2006年九月七日接受中天新闻专访、九月十八日接受台北市议员颜圣冠议会答询内容，以及马英九办公室主任廖鲤等证人证词都具有证据能力。
五月二十二日，台北法院合议庭裁准检辩传唤包括前台湾行政部门“副主计长”张哲琛在内十四位证人。
六月五日，张哲琛出庭，检辩诘问充斥火药味。公诉检察官怀疑证人、被告及律师事先套招；律师回应实施预审制度时，检辩接触证人，了解证人对待证事实了解到怎样的程度有其必要。
七月三日，台北法院传唤马英九担任市长时的三位前后任秘书孙振妮、方惠中、孙丽珠作证。
七月十日，台北法院传唤刘静蓉、吴丽洳与赵小菁三位前后任经手特别费的台北市政府秘书处出纳。其中吴丽洳在回答律师诘问时提及“检方笔录未能将她的陈述做完整记载”，因此律师向合议庭要求勘验检方讯问光盘。
七月十九日，报载节录检方光盘讯问笔录内容，引发“笔录制作不实”争议；检辩庭外动作互呛。
七月二十三日，台北法院合议庭当庭勘验光盘。对吴丽洳检方证述笔录争议，审判长谕知判决书会交代。
七月二十四日，台北法院提示相关证券。包括逐一提示二十九位检方证人的供述证据、三十六项的非供述证据等。
七月三十一日，台北法院辩论终结。公诉检方在论告阶段，增列论罪法条，将“公务背信罪”纳入，希望合议庭审酌马英九是否涉及“公务背信罪”，并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八月十四日，台北法院宣判马英九无罪。
八月三十日，台北检方公布厚达三十八页、两万多字的上诉理由书，并送台北法院，转呈台湾“高等法院”上诉。检方列举出十九点上诉理由，认定马英九明知特别费属于公款，却未依规定支出，已构成公务背信罪，系连续犯，依法应加重其刑。这与马英九特别费案一审前，检方希望从轻求刑的态度截然不同。
九月三日，台湾“高等法院”以计算机抽签完成二审分案，组成合议庭开始马英九特别费案的二审。
十月十二日，台湾“高等法院”召开准备程序庭，首度传唤马英九出庭。
十一月二日，台湾“高等法院”召开实质审理庭，除传唤被告马英九出庭外，也传唤特别费经手承办人刘碧娥、台北市政府主计处长石素梅做证。检辩双方针对各自声请传唤证人进行交互诘问程序，激烈攻防。
十一月三十日，台湾“高等法院”进行二审的最后一次辩论庭，马英九出庭应讯。检察官最后辩结称，特别费是公款，应因公支用，马英九涉嫌诈取一千多万元(新台币)特别费；马英九辩护律师则表示，马英九无贪污犯意，也无犯行。庭讯辩论终结后，合议庭谕知将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