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从“青春期”的角度切入，思考“文革”对于“青春”、“爱情”与“性”的扼杀。特蕾莎与王旭东都有一个发生在1975年的广西的青春期故事，初恋与性的萌动这些今天看来正常而平凡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却往往演变成决定命运的严重“事件”。这经历成了他们一生中各自的隐痛，在“原罪”的躲避与追寻之中，两人在海外相遇。同样是回望1975，同样是广西，同样注目于两性成长，这篇小说自然令我们想起林白去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作为中篇，《特蕾莎的流氓犯》显示出叙述上的精巧：先在特蕾莎的叙述中将读者“误导”为王旭东就是特蕾莎的“流氓犯”，再通过王旭东的叙述，发现了另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最后，才抖出“包袱”：王旭东并不是特蕾莎的、而是另一个女孩的“流氓犯”。这“剥洋葱式”的复杂纹理不仅令阅读饶有解秘的兴味，也使小说浮现出深厚的意味：那个年代的“青春期”之痛是如何贯穿于所有彼时的成长之中，因而具有怎样的普遍意义。与特蕾莎的忏悔相比，王旭东的叩问不仅伸向历史与时代，还透入了自省与人性的刻度，亦令小说升腾到更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