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20 11:22
牺牛，汉语词语，是古代的一种纯色牛，《礼记·曲礼下》中：“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其中“牺”是“色纯”的意思。
牺牛是古代的一种纯色牛，《礼记·曲礼下》中：“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其中“牺”是“色纯”的意思。
牺牛常见于一些青铜器上，被称为牺尊。李峪村青铜器中的牺尊，现存上海博物馆，长58.7厘米，高33.7厘米，重10760克，其鼻上有一环，对照《吕氏春秋·重己》中提到的：“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是中国古代人民驯服牛的证据之一。
“牺”字的基本信息：
牺 xī
古代称做祭品用的纯色牲畜：～牲（a.古代祭祀用牲的通称，色纯为“牺”，体全为“牲”，如“～～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b.为了崇高的目的舍去自己的生命或权利等，如“为祖国不怕流血～～”；c.放弃或损害一方的利益，如“他～～自己的休息时间，突击完成了任务”）。～牛。～尊（古代牺牛形的酒器）。
商周前期的青铜器多为显示权力与地位的礼器及祭祀祖先与神灵的祭器，礼器中“鼎”最为尊贵，多为方形或圆形，称为“国之重器”，“问鼎中原”的典故讲的是楚王挑战周王权，欲称霸中原的事，说明了鼎的重要性。祭器中“尊”最为常见，主要用于祭祀时盛酒，有圆形、方形和鸟兽形等，其中鸟兽尊种类繁多，尤以牛、马、羊尊为多，这类尊通称牺尊，青铜器铭文中多把“尊彝”作为青铜器的通称，说明作为青铜时代主要祭器的尊，其地位仅仅次于鼎。但此牛尊除了有正常牛的造型外，在牛的颈、背、臀部各铸有一孔，中间一孔插有一杯状容器，可以取出，前后两孔的孔沿较为平滑，没有纹饰，看来应当有盖，可惜出土的时候没有发现。这种造型说明此牛尊的用途应是日常生活中的温酒器：中间之孔中的杯状容器应是盛酒器，相当于酒杯；牛颈与臀部之孔用以灌注热水，盖上盖子后起保温作用，而不是用于祭祀的祭器。祭祀用的牛尊是无需这种复杂的造型且祭祀盛酒也无需温热。此牛尊的出土说明至春秋晚期，青铜器已经不仅仅用于显示权力、地位和祭祀祖先与神灵，也用于日常生活，其功能越来越趋向生活化，即使是用以显示权力与地位也要通过青铜器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表现出来，“钟鸣鼎食”便被用来形容富贵之家进食的场面。
商周前期的青铜器上皆有以云龙纹与婆餐纹为主的纹饰。云龙纹是从多种动物的集合体—世上并不存在的“龙”的形象发展而来，这种纹饰在代表权力、地位及用于祭祀祖先与神灵的青铜器上大量出现说明商周时期人们对权力与自然的敬畏与崇拜。篓餐纹也是从一种传说中的动物—食人恶兽的形象发展而来，在青铜器上大量使用这种纹饰是古人以恶制恶、辟除邪祟心理的反映，类似于后世年画中的门神。遍布这两种纹饰的青铜器皆给人以威严、厚重与压抑的感觉，以表现权力和自然的威严与不可侵犯性。而此牛尊在首、颈、身、腿、臀等部位虽然饰有类似云龙纹的纹饰，但纹路相对较细，给人以轻盈、飘浮、灵动的美感；牛尊面部、腹部、臀部上的纹饰完全相同，只是按部位的不同，有的取纹饰的全部，有的取局部或倒置，这些变化说明春秋晚期在青铜器纹饰技术上有了用印模法制造纹饰的先进陶范技术，而更重要的是说明青铜器的纹饰艺术在弱化适应权力与祭祀需要的示象垂戒功能的同时，增强了适应平民需要，注重人们精神需求的审美功能。另外牛颈及中间之孔的口沿上所饰的虎、犀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憨态可掬、制作精美，毫无凶神恶煞之感，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形状纹饰在青铜器上的出现说明春秋晚期随着人们认识与对抗自然能力的逐渐增强，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在逐渐减弱，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趋向和谐。所有这些纹饰艺术的变化，都反映了春秋晚期人文主义的兴起。
商周时期的牺尊多求形似，很少形变，此牛尊造型古朴、与真牛相似，沿袭了商周以来的牺尊造型特征。但在此牛尊的造型上最为独特的是牛鼻穿孔戴环，这种造型应是牛作为畜力被役使的典型实物见证。作为人类驯化最早的动物之一，牛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甲骨文的载体就有一部分是牛甲骨，这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见证；作为人类的肉食来源，牛也是祭祀神灵与祖先的供品之一，“牺牲”(原词义为祭祀用的猪马牛羊)一词便由此而来；作为畜力，牛最早是供人乘骑代步的，相传老子就曾骑青牛过函谷关，牛也因此成为道教的象征，然而作为畜力，牛的最大作用在于拉犁耕田，牛耕的使用不仅可以解放人力、也可以大面积深耕土地，从而推动农业生产的大力发展，所以牛耕技术在农业动力发展史上的意义是革命性的、是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标志。大量的文字资料说明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使用了牛耕技术。《国语-晋语》记载：“范、中行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吠亩之勒。”说的是晋国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子孙沦落为农民以后，使用牛耕的情况；《战国策-赵策》记载：“秦以牛田、水通粮……不可与战。”“以牛田”就是用牛耕田，可见赵国非常害怕秦国使用牛耕后国力的强大；另外古人的“名”与“字”往往相连，孔子的学生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又名司马犁，以上文字资料都说明牛耕技术在农业发达地区已相当普遍。但如果仅靠文字资料得出的结论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所以此牛尊出土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作为实物见证，它能和诸多的文字记载相互印证春秋晚期我国已经开始使用牛耕技术的历史是“信史”。非常遗憾的是此牛尊虽集铸造、设计、雕刻艺术于一身，既是精美的艺术品又是生活中的实用品，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却因牛尾及颈、臀部位两孔盖的缺失，大大降低了此牛尊的文物品相；另外此牛尊上没有铭文，也降低了它的文物价值。如果此牛尊不残缺且有铭文，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将更多，文物价值也将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