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源起

李铜钟的生活原型是一位复员残疾军人、共产党员、敬老院院长。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灾荒岁月里，他带领农民开仓借粮，保住了全村男女老少的生命。事发后，社员为保护他，爬上房顶为他放哨。张一弓了解到这个故事后，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想写一篇通讯表彰这位救民于水火的共产党员。一位好心的编辑劝他先放一放，等有机会发表时现写。就这样过了1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实事求是之风，拨乱反正，文学恢复了被窒息已久的现实主义传统。张一弓才得以将埋在心底的记忆付诸文字。

发表过程

1979年年底，张一弓将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投给复刊不久的《收获》杂志后，被编辑选中推荐给了主编巴金。巴金看后非常喜欢。发表之前，按照当时的惯例，编辑部向作者所在地调查作者情况，征求意见。地方主管部门领导认为张一弓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次打电话坚持不同意发表他的作品。还有人写信揭张一弓的“老底”，也坚持认为这部小说不能发表。巴金力排众议，不但将该小说发表在《收获》上，且重点推荐。

李铜钟

李家寨的党支部书记。他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给财主做小长工，土改时任民兵队长，抗美援朝成为志愿兵，为祖国和人民流过血，献出了一条腿。他质朴、忠厚，顾大体、识大局，有着高度的党性、火热的阶级感情、强烈的责任感和人类良知。他坚持共产党为群众办事就得实打实，不耍嘴把式，反对弄虚作假虚报产量。为拯救几百口群众的生命，他毫不迟疑地将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甘心承担严重后果，慷慨地自我牺牲。

老杠叔

李家寨的烈属，“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管理员）。他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忠诚善良，奉公守法，不论处境多么严酷，都没有和党对立，甚至连怨言也没有，仍然与党同心同德，对社会主义怀着坚定的信念。

杨文秀

十里铺公社书记，李铜钟的顶头上司。他是个弄虚作假的演戏高手，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内拿出符合上级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为了个人仕途，他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提出“大旱之年三不变”的冒进口号。为了得到一纸“超额完成粮食征收任务”的奖状，他不顾村民是否吃饱。在李家寨断粮多日的情况下，他却向上级汇报李家寨缺粮的问题解决了，还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支持困难社、队，还回县里给的统销粮指标。

朱老庆

只剩一条胳膊的伤残军人、共产党员，和李铜钟一块打仗、挂彩，一块进了荣誉军人休养所，也和李铜钟一样过不惯被照顾的日子。他转业到粮站，管了六年粮仓，比有两条胳膊的干得还好。当李铜钟为李家寨的村民向他“借粮”时，他决心与李铜钟共同担责，把李铜钟写的借据上的“一人承担”改为“二人承担”。

田振山

县委书记，一心为民的老革命，曾和人民有过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关系。1951年，他把救灾物品发到农民手中，把党中央和毛席对人民的关怀送到人民心中。但是随着环境的改变，他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什么实效的会议中，失去了和群众的联系。

张双喜

李家寨大队队长，为人风趣幽默。在杨文秀的施压下，他从一个老实人变成吹牛能手，卫生评比大会上胡诌了“小毛驴养成刷牙习惯”的发言，居然得了“卫生先锋”的红旗，并且从此成为杨文秀制造“典型经验”的材料袋。因为他谎报产量，导致李家寨被超额征收了十万斤秋粮。

小说是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段反常的政治生活的深刻反思和冷峻剖析。“大跃进”运动，用热情代替理智，用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浮夸风”“共产风”成为衡量一个人政治立场的标准，形而上学成为一个人政治晋升的阶梯。其结果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必然会给共产党的事业和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沉重灾难。李家寨大队群众断粮的悲剧，正是这一严重后果的有力见证。作者把冷酷的现实和崇高的理想结合起来，塑造了李铜钟这个敢于抵制错误思潮、敢于为民请命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李铜钟的英雄行为不是突然发生的。在大刮共产风、浮夸风时，他就一贯抵制左倾错误，要求把“反瞒产”多报的产量减下来。作者不仅历史地显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过程，而且也深入地揭露了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历史原因。

艺术构思

小说把悲剧性与讽刺喜剧性结合起来，整个作品艺术构思上，一场场“使人头脑发热，嗓门发痒”的喜剧背后都在酝酿着悲剧。李家寨断粮，柳树拐农民结队逃荒，对于那些报导“丰收卫星”的号外，不消三天就创造出来的“典型经验”，形成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作者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情节，而是将1958年以后发生的喜剧性事件、场景穿插、交织到1960年春荒的几天中，构成了悲喜映照的艺术效果。同时，作者还通过正面人物的感受、议论，时而夸张时而含蓄的描写，叙述和描写中的反语，对应该否定的事物加以辛辣的讽刺或尖锐的批判。

语言风格

作者针对情节开展和在不同情况下刻画人物的需要，采取多种语言形式，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揭示生活底蕴，把握和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小说的语言时而语调平静而深沉，时而幽默而辛辣，时而热烈而冷峻，时而巧加比喻而又富于警策意义，运用通俗活泼的民间语言，如土语、方言和歇后语，哲理性的语言也时有出现。

获奖情况

1981年，由《文艺报》编辑部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奖活动中，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但当时文坛气氛比较紧张，《文艺报》的领导对于“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十分敏感，对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能否获奖举棋不定。张一弓所在的河南省也提出反对意见，有的意见甚至以加盖公章的单位证明信方式转送到上级有关部门，更指出张一弓是“文革”期间进入《河南日报》“革委会”的“三种人”，作品不能获奖。尽管如此，以阎纲为首的初评小组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动摇。为此，《文艺报》专门到河南调查，虽然调查结果证明张一弓不是“三种人”，可以发表作品，但能否给奖仍不能决定。评选委员会向评委会主任巴金禀报了此事。巴金不仅同意该小说获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作品中的第一位。后来，由于各种考虑，《人到中年》排在一等奖第一位，《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列为第四位。

文学评论家、前《文艺报》副主编、前《中国作家》主编冯牧：这是一篇力作，也是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了新的突破的作品。一个作家，只有以严肃的历史家和思想家的眼光，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对人民深挚的感情，才可能熔铸出这样的作品来。……可以说，在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方面，《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

前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潘旭澜：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里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认识、分析、评价、反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历史，在题材、人物、主题、手法上有所探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张一弓，祖籍河南新野。中共党员。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河南日报》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河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现任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中国作协名誉委员。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获全国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第九届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