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律概念，犯罪构成就是确定某种行为是否犯罪的规格和标准，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负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首先，它是具体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行为只有具备了犯罪构成，才能构成犯罪。其次，犯罪构成也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法律标准。各种不同犯罪的独特的特点，反映在每一个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中。因此，认真研究每一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是准确定性、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

一个人之所以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其基本的依据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具备犯罪构成。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决定了刑事责任的有无；具备什么样的犯罪构成，决定了刑事责任的程度。（应当指出，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是决定刑事责任有无的唯一的依据，但决定刑事责任轻重的因素除了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外，还包括一些非构成要件的事实，如犯罪前后的表现等。）因此，是否追究某人的刑事责任，首先要查明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只有符合了犯罪构成，才能认定为犯罪，进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犯罪构成理论在刑法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国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贯穿在整个刑法学体系中。刑法中的许多理论问题，都与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息息相关。研究刑法理论，其关键就是掌握犯罪构成的理论。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参照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早在1957年前我国已经开始对犯罪构成的理论研究，例如当时出版的有关刑法论著中阐述了犯罪构成理论的重要性。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起到了积极作用。1957年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法律虚无主义的泛滥，犯罪构成理论遭到了批判，甚至连犯罪构成一词也讳言莫深，打入冷宫，犯罪构成各个要件也不能再分析了，由此导致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混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犯罪构成曾经成为法学中的“禁区”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及至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颁布，犯罪构成理论开始恢复，并在研究中逐渐深入与创新，犯罪构成又成为刑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二十多年来，对犯罪构成的探索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恢复阶段，重新恢复犯罪构成理论在刑法学体系中的地位；第二个是探讨阶段，对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探索与突破。由于我国对犯罪构成的研究起步较晚，又长时期受前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也没能正确看待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构成要件理论，因此，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仍然是摆在刑法理论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这是以犯罪构成的形态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就某一犯罪的基本形态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基本的犯罪构成一般是指既遂犯或者单独犯的构成要件；修正的犯罪构成（也称为特殊形态的犯罪构成），是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适应犯罪行为的不同形态，对基本的犯罪构成加以某些修改变更的犯罪构成。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以及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则属于修正的犯罪构成。刑法分则条文大都是以单个人犯既遂罪为标本的，基本犯罪构成以刑法分则为基准，直接根据刑法分则就可以认定；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以及共同犯罪的内容都在刑法总则部分规定，因此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以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加以认定。

完结的犯罪构成与待补充的犯罪构成（又称为关闭的犯罪构成与开放的犯罪构成）

完结的犯罪构成，也称关闭的犯罪构成，指刑法完整地规定了所有要件的犯罪构成；待补充的犯罪构成，也称开放的犯罪构成，指刑法仅规定了部分要件，其他要件需要法官适用时进行补充的犯罪构成。这一分类最先由德国学者威尔采尔所倡，具有一定意义。当刑法规定了完结的犯罪构成时，司法工作人员应严格依法适用，不得附加或减少要件；当刑法规定了待补充的犯罪构成时，司法工作人员应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补充构成要件。至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究竟是完结的犯罪构成还是待补充的犯罪构成，则需要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犯罪之间的关系等进行识别。

单一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各个要件均属单一的犯罪构成，即当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中只含单一行为、单一主体、单一罪过形式时，便是单一的犯罪构成。复杂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要件内容可供选择或互有重叠的犯罪构成。主要表现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刑法规定了两种以上行为、对象、主体等，只要具体事实符合其中之一，便成立犯罪，如刑法第305条；另一类是刑法规定了两种以上的行为等，具体事实同时符合刑法规定时，才成立犯罪。这两类现象也可能交织在一个犯罪构成中，司法工作人员应特别注重哪些要件是可供选择的，哪些要件是必须同时具备的。

例如：刑法第263条中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及其对应的故意，属于普通的犯罪构成，其后规定的“入户抢劫”等8种情形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再如，刑法第232条中的“故意杀人”是普通的犯罪构成，“情节较轻的”是减轻的犯罪构成。

张明楷认为此种观点不准确，把如“入户”“在交通工具上”等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当作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