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于1836年1月9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Cumberland, Pennsylvania）一个基督徒家庭，父母皆为美国长老会教会的信徒，靠开垦经营农场谋生。狄考文年少时，家境清苦，作为家中的长子，课余时间常常帮助父母做农活。同时继承了父母的许多优点，具有虔诚的信仰，聪明的头脑，健壮的体魄，善良的心，和吃苦耐劳的心志。狄考文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入读根托斯中学，一年后转学到费托邑中学。

1854年中学毕业后，受洗成为基督徒，同年考入宾州加农斯堡杰弗逊学院（Jefferson College, Canonsburg, PA）。1857年，他以第一名的荣誉从杰弗逊学院毕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筹措继续读书的费用，狄考文独自经办起一所中学，两年时间就把一所只有 20 名走读生的学校，办成了拥有 30 名寄宿生共 90 名学生的学校，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正当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之际，他却决定要走传扬福音之路，于是他毅然卖掉了学校，进入阿利根尼的西方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legheny）学习。在神学院期间，他就立下了远赴海外宣教的志向。在俄亥俄州的特拉华（Delaware）传道期间，狄考文认识了邦就烈小姐（Miss Julia A. Brown）。邦就烈出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华（Delaware, Ohio）附近的一个地方，年少时很不幸，8岁时丧母，14岁时丧父，偕妹妹寄居舅父家中。艰苦的生活造就了她独立的、不为困难所屈的性格。18岁那年，她就开始了教学生涯，且在教学上极具天赋。经过两年多的交往，狄考文和邦就烈于1862年12月在俄亥俄州基列山（Mount Gilead）结为伉俪。同年，狄考文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亦被按立为牧师，并接受美国北长老会差会的派遣，远赴中国宣教。

1863年7月3日，狄考文携新婚妻子从纽约乘船来华。临行前，狄考文发下誓愿：“我决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生于斯，死于斯。”后来他果真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他的誓愿。狄考文夫妇与其同乡郭显德博士（Hunter Corbett）夫妇同乘一船，经过长达165天的航行，行经好望角和澳洲，终于1863年底抵达上海；翌年1月15日再从上海搭船到山东登州（今蓬莱），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宣教生涯。

登州于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成为开放口岸之一，西洋人可以来此宣教。最早到达这里的是美国北长老会的倪维思博士（John Livingston Nevius）夫妇。他们于1861年到登州，买下一座残破的观音堂，开始了宣教工作。当他们看到中国妇女饱受压迫，缠足且多不识字，迷信且愚昧之情形，即把她们作为传福音的对象。同时为使她们受教育，并学习维生之技能，遂于1862年，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堪为创举。当狄考文夫妇到达时，正赶上倪维思因夫人病重，需返国就医，于是狄考文夫妇就接替他们的工作。

时年28岁的狄考文看到，传福音不仅要救人的灵魂进入将来的天堂，也要救人的肉身脱离现在的地狱。于是他在原观音堂四合院的地址上，创办了男校“蒙养学堂”，当地人称之为“蒙塾”。“蒙”即启蒙，“养”是寄宿并教养之意。当时风气未开，创办洋学堂实属不易，首先招生就是个问题。蒙养学堂第一批只招收到六名中国穷苦家庭的孩子来读书。在学校初创时期，不仅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学生饮食、住宿、衣物、书籍、文具，以及回家路费等，以吸收贫苦学生就读。狄考文和妻子既是教师又是家长，甚至给孩子们当保姆，做饭、洗衣、梳头、洗脸等等，什么都干。但因为穷人家的孩子往往十多岁后就要帮助解决家庭负担，再加上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入学就读者很少，能坚持读完六年毕业的就更少。即使这样，学生往往因为早婚，未毕业而退学，甚至有“逃学”之情况发生。所谓“逃学”不仅是旷课而已，真的是逃走不见了。这种事当时不乏其例。据称“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设学九载，教习五易，共收生徒八十五名，而学满六年者仅四人”（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第21页，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1872年起，狄考文在“蒙塾”的基础上扩大校舍，增加课程，称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1873 年起，狄考文改变了过去只在穷苦的非基督徒中招生的方法，注意招收年龄稍大，基础较好的基督徒家庭的子弟入学，并鼓励学校中成绩较好者参加蓬莱县考，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好成绩，蒙养学堂因此在当地民众中逐渐赢得了声誉，前来求学者日益增多。1876年，第一批三名十年学习期满，成绩优秀，狄考文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颁发了文凭。毕业典礼的同时，蒙养学堂改名为“文会馆”， “取以文会友之意”。文会馆成立后，学生来源已不再成为问题，许多邻近郊县的学生，慕名前来求学者多，也有少数来自省外。1882年，决定增设高等学科，创立大学，是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除招生及生源问题外，就是师资和教材问题。当时的长老会宣教士，多学识渊博，不仅能合格充任教师，而且胜任编写课本。狄考文亲自或督率他人，在中国译员和学生协助之下，编写了一系列现代各级学校用教科书，供他所办的学校和清末民初大批教会学校及中国政府官办学校使用。到1895年，狄考文编写的教科书已达28本，其中八成是科学范围的。狄考文精于数学，一生中编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几何）备旨》、《振兴实学》、《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等中文课本。其中的《数学备旨》，是狄考文与其学生邹立文编译出版的，成书于光绪年间，内容包括加、减、乘、除、倍数、分数、一次方程、开方、方根、根几何、二次方程式等一共十三卷，行销全国各地；而《笔算数学》曾先后修订、重印达 30余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同时，狄考文在编写数学教材过程中，首次引进并采用了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码直接运用于算式，在近代中国数学界由中算向西算过渡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关史料证明,文会馆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心灵学(心理学)、是非学(逻辑学)和富国策(经济学)以及世界地理、历史课程“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最早开设的课程”。狄考文不仅重视科学课教学，也重视学生的实验能力。学校经常举行地理知识旅游、天文观察、以及物理实验等。

在办学思想上，狄考文是比较开明的，主张向中国社会广泛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以促进中国的进步。他坚持用中文教学，坚信中国语言完全能够阐释和宣传西方的科学，费尽心力汇通中西，编订出版《官话类编》(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成为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必备之书。他认为：文言悦目，白话悦耳，达成教育普及的工具不是文言，乃是白话。文会馆除要求学生必须要读千字文、四书、诗经、书经等中国经典外，还要求学生在学校过艰苦的生活，以便培养适应中国生活、为中国人服务、引领中国进步的人才。

除了教书、写作和出版工作以外，狄考文关心学生合作精神的启发，组成学生青年会，以德，智，体三育为宗，学术探讨与辩论会及其他会社。他禁止学生吸烟饮酒，不拘在校内或校外。结果学生对狄考文既敬爱又惧怕，给他起一绰号“狄老虎”。每届喧闹的场面，只要经一人喊出“老虎”，顿时全场鸦雀无声，由此可见狄考文的威仪如何了。但他不论讲道或授课，语词恳切简明，无可挑剔。

文会馆的成就，引起中外人士瞩目。美北长老会予以重点支持，不仅增加物力的投入，也有人力支援，差派杰出学者来华。狄考文的四弟狄乐播（Robert M. Mateer）夫妇在其兄感召动员之下，于1881年至登州，从狄考文学习汉语，并汲取办学经验。狄乐播在1883年，去到潍县，开办格致院和文华馆，完全采用文会馆的教材和体制，并购地建校，称“乐道院”，成为以后广文大学的基础。

赫士博士（Warson McMillen Hayes）于1882年到登州，在文会馆任教，后接任馆主（校长）职位。伯尔根博士 （Paul D. Bergen）继来，与郭显德，梅理士（Charles Roger Mills） 等人，组成强大的教师阵容。1897年，又有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前来加盟。著名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illiam A. P. Martin）亦曾在文会馆任教。文会馆昔日规模，虽然不能与现今的大学相比，但其师资设备，却是第一流的；文、理、工、化各科仪器齐全。从1890始，狄考文出任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文会馆馆主一职由赫士接任。赫士曾写出数本关于对数表、声学、光学、热力和天文等方面的著作，并且创办了《山东日报》，完善内地的邮政系统。他还上书清廷建言全国参照世界的习惯宣布星期日休假，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通令全国一体遵行，并致书赫士表示嘉奖。

1900年，义和团乱起，潍县乐道院被焚毁，变成一堆瓦砾。在那次震动世界的大动乱之中，由于山东巡抚袁世凯加意保护洋人，山东传教士得免于伤亡。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之役，结果，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子。全美国教会联合抗议，迫使政府不接受赔款，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用于在华兴办教育，从其中拨归乐道院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三两；美国长老会复在本国募集三万馀两，用以复建；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万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袁世凯再予地方赔偿四万五千两。狄考文夫妇一生没有子女，拿出自己历年的积蓄，用于办学。狄夫人的妹妹，也变卖父母遗产相助，并在美国教会中募款，来支持学校开支，及供应学生的费用。

那时，青岛已辟为商埠，胶济铁路亦已完成。潍县位于胶济铁路中心，发展前景看好。于是，美北长老会的登州文会馆，与英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协议迁并至潍县，校名各取一字，合成为“广文大学”，其英文校名则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长为伯尔根博士。又在乐道院原已广大的校址上，增购西北毗连土地一百六十余亩，建成宏伟壮观之校舍。医院经过重建，也更为宽敞，设备齐全适用。大楼中央的钟楼，高达百呎，礼堂可容六七百人，餐厅可以供四百余人进餐；有完美之图书馆及阅览室，藏书丰富；且有物理、化学、生物试验室，并有一座先进的天文台、运动场，还有木工厂、铁工厂，以及理化仪器制造所等设备，可谓应有尽有。

伯尔根于1915年病殁下葬潍县。1917年，广文大学在济南千佛山下购地六百余亩，筹集大量资金，建立大而完美的校舍，随即把潍县的文理学院，青州的师范学院和神学院；还有济南、南京、北京、沈阳和汉口四地的医专全部迁此，并汇集各地的医学人才和设备，合成为最坚强著名的医学院。就此形成了“齐鲁大学”，聘任方伟廉 （William P. Chalfant）为校长，赫士为神学院院长。方伟廉不久即逝世，赫士则因信仰问题辞职离去，于1919年在潍县创立华北神学院，并任院长；1922年，又迁至滕县，成为北方最有影响力的神学院，为华人教会造就出不少人才。

大学迁济南后，原校址成为广文中学，内有礼拜堂、教学楼、医院和教职员宿舍。狄乐播于1922年病故，也葬在潍县。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当局将乐道院改成盟邦侨民拘留之所，拘英美人士约1500多人。赫士博士亦遭拘禁，在集中营里渡过近三年的凄苦岁月，于抗战胜利的前一年病逝，享寿87岁，死后葬在集中营围墙内。

齐鲁大学有“中国的哈佛大学”之誉，校园里有两座科学大楼，一座为狄考文纪念馆，另一座是伯尔根纪念馆。饮水思源，广文和齐鲁两校舍建筑经费的募集，路思义居功至伟。后来路思义北上北京，协助司徒雷登创设燕京大学，在美国又募得巨款，才有了美丽的燕园。路思义在华晚期患了胃溃疡，只好提前退休返国，后病逝于日本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当日夜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齐鲁大学被迫关闭，其校址为山东大学之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狄考文夫人邦就烈，她25岁时与狄考文同来登州，此后终其生协助其丈夫宣教、办学，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蒙养学堂和后来文会馆的孩子们。除教授史地课程外，还为中国开辟了西方音乐的途径。她编写了乐理启蒙，制订了乐谱、音符，教导学生欣赏、演唱，以至创作歌曲，并收集民间曲调，配以新词传唱。有关资料显示，她很可能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入中国的人。

在办学上，邦就烈是狄考文的好帮手，她像母亲一样照料学生们，到乡村长途旅行访问学生们的母亲和其他妇女，负责饥荒赈济，劝导和鼓励本地牧师，为持续不断前来的见习传教士安排食宿，照料病人和无助的人。虽然她不是很强健，但她总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地为别人做事。狄考文的成功，特别是登州文会馆的成功，实际上就是邦就烈的成功。换言之，可以说没有邦就烈，就没有登州文会馆的成功。

1889年山东发生大饥荒时，邦就烈深入灾区赈灾。灾后离开时，当地乡绅赠送代表崇高谢意的“万民伞”，还请她坐在轿子上游行，接受民众的欢送。1898年1月18日，邦就烈在登州去世，享年61岁。临终前，邦就烈拉着丈夫的手说：“我先回天家去了，希望你将来带领许多人与我在天家相会”。狄考文后来在其70岁生日那天写的一封信里说：“在我早年的生活中，上帝对我最大的祝福是邦就烈。她与我共同承载每天的负担和心事，文会馆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她。她的去世是我一生的最大损失。”“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箴言》第31章第28节）。

狄考文为兴办文会馆费尽了心血,也为他赢得了19世纪来华传教士教育家领军人物的美誉。在狄考文的潜心经营下，文会馆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上都令当时的基督教学校难以望其项背。更为重要的是，在狄考文的辛勤培育下，文会馆培养出了一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人数虽然不多，却在教育、实业、文字出版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弥足珍贵的火种。

从文会馆到广文大学，从登州到潍县，狄考文办学的宗旨，是为了要造就中国的教会领袖，亦为教会学校培养师资。早在1877年，狄考文就表明了基督教兴学的五大要点：第一，造就可靠的传道人才；第二，供给基督教教学师资并可藉他们将西方较优良的教育，介绍到中国；第三，装备人才介绍西方文化的科学和艺术给中国；第四，教育是进入上层阶级的最佳门径；第五，教育能使中国教会有自立能力，并使中国教会防止迷信侵入，且抗拒教外教育界怀疑主义者的攻击。狄考文的宣教教育方式，通常被称为“狄考文模式，”表现出其加尔文归正宗的理想：传扬福音圣道，并完成教会的文化使命；在使人灵魂得救的同时，也使文化得以道化。

文会馆毕业生的第一选择通常是作教牧，其次是教育，再其次才是从政或从事工商业。毕业生中产生出不少教会领袖，如丁立美牧师（1892年毕业），布道大有能力，有“知识分子使徒”和“中国慕迪”等美誉；在华人教会神学界影响深远的贾玉铭牧师（1901年毕业）；而于1911年毕业的滕景瑞，则是滕近辉牧师的父亲。老一辈的基督徒常说，山东出了许多属灵伟人，饮水思源，其根源实在于广文大学所栽培的人才。

当文会馆于1904年迁至山东潍县时，其毕业生总数为205名，此外还有大约200名肄业生，加在一起共有400多人。其中除了少数任职牧师外，九成以上的毕业生在国家的重要机关和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在兴办现代学堂热潮中，文会馆的学生供不应求，纷纷被各省聘任为大、中学堂教师。当清廷于1898年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时，聘请当时在同文馆的丁韪良为总教习（教务长），并授权他选聘文会馆毕业生八人担任数、理、化教习，文会馆毕业生于志圣为汉学教习，可见文会馆的重要地位。其他毕业生先后任教于16个省的高等院校，如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山东高等学堂（山东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上海圣约翰大学，湖南雅礼大学、云南法政学堂等；军事学校有保定和奉天的陆军学堂，以及云南的讲武堂等，主要担任数、理、工和天文等学科的教学，为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留下独特的一页。

义和团运动之后，慈禧太后下诏变法，继更颁谕各省兴办大学。应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恳请，由当时文会馆校长赫士出任山东大学总教习，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四人，华人教习张丰年等九人，都是早期毕业生；并从新毕业生中选出八人，及汉学教习二人，作为教授团骨干，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地质各科系。至于章程条规，以至经费开支，编制预算，无一不是依就文会馆之规划，甚至连课本、教材、教学方法、仪器设备，都是沿用文会馆之成章。山东大学的成立，创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迹：只筹备了一个月，就于当年十月间在济南正式开学，成为中国省办的第一所大学。

开学既成，袁世凯立即奏报。慈禧太后见奏大喜，遂颁谕全国各省：“立即彷照举办，毋许宕延。”于是各省纷纷彷效山东办学经验，争先罗致文会馆毕业生为教习。于是，除京师大学堂外，全国各省许多大学堂都聘有文会馆的毕业生。至于教会大学中，有文会馆毕业生任教的更占多数。但因各省大学所需师资太多，文会馆毕业生数额有限，穷于应付，后来连肄业生也被揽聘。因此，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的教育体制，文会馆贡献很大。慈禧太后并授命赫士为清廷制订全国的办学规划、方针、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星期日休假制度，颁诏全国奉行。原本反洋反教的慈禧太后，如今竟然颁授双龙宝星勋章给基督徒教育家赫士博士。

博物馆，作为文化舶来品，随基督教传教士传入中国，于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沿海城市，最初由外国教会创办。通常传教士在基督教堂内设博物陈列室（exhibition hall）,实际上就是早期的教会博物馆。狄考文在宣教、兴办教育之同时，也在蓬莱、烟台等城市兴建教会博物馆，虽然是出于宣教目的,却由此带来了现代科学文明，促进了中国早期自主创办博物馆的诞生和发展。狄考文最初在简陋的教堂中设小型博物馆，作为一种宣教手段，吸引百姓来到教堂，同时也为了开阔学生和登州百姓的视野。1886年,狄考文建起西式楼房,新教堂正式投入使用,据《文会馆志》记载：博物陈列所建于学堂之前,博物馆后面为教堂,此外在登州文会馆内设立藏书室、阅报室、物理和化学实验室等,还设有观星台(天文台)等设施,同时文会馆内还配有洗澡间、发电房等附属设施。1904年,文会馆迁至潍县,其留下的教会博物馆仍然吸引着登州的各界人士。据1909年长老会山东差会的报告,通过这个博物馆,每年有12000人进入教堂听到福音。

登州文会馆不仅是中国第一所近现代高等院校,也是最早开设与博物馆课程内容相关的高等院校，其博物馆教学内容包含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广博物志、百兽图说，以及观物博异等。伯尔根博士尤其擅长教授博物馆内容课程，曾在文会馆内“取草木鸟兽昆虫矿石数千件,罗列一室,作为动植物标本,学者便之。”文会馆大学部开办后不久，学校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就已经具备了蒸汽动力机械、机床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据《登州文会馆志》中记载，登州文会馆所具备的水学器、气学器、蒸汽器、声学器、力学器、热学器、磁学器、光学器、电学器以及天文器和化学器等教学器材共达300多种，这些器械不但“精巧坚致不亚泰西之品”，而且除本校使用外，“各省学堂亦争相购定”。山东差会在向总部提出提高文会馆学校等级及变更名称的要求中，也强调说文会馆已经拥有“大量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狄考文在给亲属的一封信中说道:“我花费很多时间和相当的精力与金钱制作物理仪器设备，我在这方面有天然的兴趣，我认为在中国，自然科学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狄考文在登州平日的休闲处是他的工作室，每年至少对外开放一次。里面有锅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镟床、电镀设备等。其他还有烧焊、瓦斯灯、各种电池、各式显微镜、望远镜等。上物理、化学课时，狄考文亲自示范，教学生做检修、保养、拆卸电机、缠线圈、上绝缘漆等技术性工作。他训练出来的铁工、焊工、电镀工和电线工很容易谋到生计。他更帮助本地商人制造与装配碾谷机、磨粉机、煤球机、捻绳机，织麻包机等，概不取利，只计原料成本。他认为中国需要工业来改善民生。此外，狄考文等传教士还给山东半岛带来了压水井、自行车等先进工具。毋庸置疑，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福音之同时，也以教会博物馆为平台，向当时的中国传播了近代科学技术。

狄考文还是首先购置照明设备，在中国点亮第一盏电灯的人。1879年5月，狄考文第一次回国休假途径欧洲时，遇到美国商人、创建大西洋电报公司的塞勒斯·W·菲尔德先生。狄考文向菲尔德推介了他在登州文会馆的事业，最终使这位大商人产生了兴趣。当狄考文休假结束回到蓬莱后，随即给塞勒斯·W·菲尔德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捐赠一台发电机。1881年上半年，狄考文收到了对方捐赠的一台发电机和电灯装置，首先在文会馆内点亮了电灯，就此翻开了中国历史上电灯照明的新纪元。

据说中国皇宫里的第一盏电灯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点亮的，后来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待损毁宫殿重新装修好后，光绪命人又重新安装上电灯。此时宫里已经有了发电机，慈禧太后索性命人把几乎所有的后宫和嫔妃宫都安装了电灯。自皇宫用上电灯后，全国各大城市才慢慢用上了电灯。尽管1881年首先出现在文会馆的电灯并未普及，但作为一种新技术的运用，登州毕竟在中国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狄考文还经常应邀到各地做科学实验和现场讲学，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传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创办于1876年的上海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科技馆，号称晚清上海输入西学的三大机关之一。1877年6月29日，狄考文应邀到该书院讲解电学原理并当场做实验演习。我国近代最早的科技刊物《格致汇编》载文说他:“讲附电气（即电流）之理甚清楚，用器具显出附电气之性情，最为灵巧。”为此，登州文会馆的名字在中国教育和科学界越来越响。狄考文声名远播，荣誉亦随之接踵而至。1880年，汉诺威学院（Hanover College）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伍斯德(Wooster)学院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890年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他为“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1902年华盛顿-杰弗逊(Washington and Jefferson)学院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1890年，圣经翻译委员会成立于上海，狄考文众望所归，受选担任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委员会主席，主持中文译经的划时代工作。狄考文遂辞去登州文会馆校长职务，由赫士继任。此后狄考文兼理译经工作十八年，先后与北京通州的长老会传教士富善博士（Dr. Chauncey Goodrich）、陕西的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牧师、四川的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Dr. Spencer Lewis）牧师，还有数位中国助手共事，付上常人难以想像的劳动代价，所得的结果就是流传的官话和合本圣经版本。在整个译经过程中，狄考文始终怀着敬虔、忠诚的心，竭尽全力，他是一位为了搜寻一个恰当词句，找不到他所要的就绝不罢休的人。有人说“他是个从不怕人，只敬畏神的人”。他将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岁月完全奉献给了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一心只望给中国人留下一本忠于圣经原意的圣经。1906年，当《新约全书》译完时，狄考文已经先后在北京、登州和烟台三地召集译经会议八次，每次历时两至六个月。他从没有缺席过一天，也从没有缺席过一次会议，他一生工作殷勤直到力尽方休。狄考文高兴地看到《新约全书》付梓，并开始了《旧约·诗篇》的翻译。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诗篇译本的完成即因病去世。十一年后，即1919年，整本新旧约全书和合本才最终译就出版面世。斯时斯人去矣，却功不可没！

1908年那次的译经会议在烟台召开时，由于狄考文罹病在身，未能出席。他所患为阿米巴性痢疾，此病在当时无药可治，被视为绝症。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其弟狄乐播牧师跪在病床前为他祷告，求主使他能安然返回天家休息。但是，狄考文却从病榻上喊着说：“乐播，提高一点你的信心吧，你要为我能翻译完旧约，尤其是诗篇而祷告”。然后他请赫士博士来为他的心愿能蒙应允祷告。赫士博士来了，照他的意思祷告。最后狄考文还加上一句：“主啊，愿这祈求蒙你应允！”然而，他在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翌日（1908年9月28日），他便安睡在主耶稣的怀里了。事后富善博士说：“我可以想象，当火车火马载着他往天上去的时候，他会以何等崇敬的心情朝见大君王，并欢呼着他在临终前的一句话：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君王(True and Mighty)!

狄考文是在青岛德国医院就医时辞世的，享年72岁。逝后，其遗体被海运至烟台，下葬于玉皇顶美国长老会墓地。墓碑下方书有“西历一千九百零八年十月四号，狄大牧师葬于烟台玉皇顶”字样。英国浸礼会如此评价他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者、优秀的管理者、有力的布道者、杰出的学者。”亦有国人评价说：“可以说狄考文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近现代教育事业、博物馆公益事业紧密相连。”

狄考文从创办小学开始，直到中学、大学，在华从事教育工作长达三十多年，在中国宣教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他在中国总共45年时间，几乎一直在山东生活、宣教、办学、救灾、着书、科研试验，备尝艰辛，不离不弃，实践了自己决心“把一生献给中国”的诺言。期间他仅返国四次，而且每次都是为学习、募款、采购、宣讲而劳苦奔波。他设法购置和制作了大量现代中、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种实验设备；为当地百姓和商人们设计制造或联系购置多种机械，努力谋求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民众生活。狄考文在中国生活的近半个世纪，恰恰也是中国社会经历痛苦蜕变的时期，他亲历了这一蜕变过程，也为这一蜕变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晚年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好未来的事情。” 诚然，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决心向中国传播上帝之爱，引导中华归主。为此他信守誓言，兢兢业业，忘我奋斗直到生命的终点，正因为他爱神，所以他爱中国并中国人民。他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和上帝之爱，也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人们赞誉他是“大教育家”、“大制造家”、“大着作家”，说他是首批向中国人传授现代西方技艺的人中“在基督教、科学和汉语方面均有造诣的屈指可数”的人物，是一个“多才多艺”、“全面成功之传奇人物”，考诸史实，可谓名至实归。

根据狄考文自述，对学生讲话除外，他一生公开演说与讲道8,000余次。他在中国旅行一万二千英里，足迹遍及山东和华北、华东某些地方。在铁路与公路全无的中国农村环境下，他行路全靠步行，或以骡马代步。而且常常夜宿小店，随时随地遭受蚊虫、跳蚤、臭虫以及各种传染病的袭击。狄考文的元配早亡，继配也未生子女。他没有私产，所留下的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和对他感佩终生的学生。学生中很少有人从政，多半人终生从事教育、宣教、社会或乡村工作，守住自身的岗位，默默耕耘。

信仰、爱心、使命与工作不辍是狄考文一生的座右铭，牧者、学者、教育家、慈善家、翻译家、著作家等名号加诸其身，实在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山东是孔夫子的故乡，狄考文亦尊孔子为大师和圣人。其人生步伐亦与孔子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终年也差不多与孔子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