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独山花灯发展很快，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发展。

五十年代可称独山花灯繁荣的一个极盛时期。解放后，在党的“双百”文艺方针的指引下，独山花灯获得了新生。民间花灯班（队）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据统计，58年县境内的专业余花灯团、班（队）已有170余个。53年县举办首届民间文艺会演，各方花灯艺人汇聚，登台竞艺。独山花灯这一民间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丰富多彩的传统花灯剧目《踩新台》、《打头台》、《红灯记》、《鸟金记》等，初显它艺术的魅力。随后县成立了业余花灯剧团，县文化馆组织专、业余文艺工作者对花灯的优秀传统剧目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在省、州艺术工作者的指导和帮助下，独山花灯从剧目创作、音乐、表演到舞美等方面逐步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并先后培训了一大批业余花灯骨干，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优秀节目，如《妇女矿工排》、《蛇郎》、《红花遍地开》、《姑嫂忙》、《包二回门》等。县及州、省连年举办民间文艺汇演，使演出的水平逐步提高。56年贵州省花灯剧团在独山成立，对推动独山花灯的发展取到了积极的作用。58年县开办了文艺学校，培养一批年青的花灯艺术骨干，随后建立了半专业性质的独山花灯剧团，创作挑练演出了一大批花灯剧目，活跃了城乡群众文化生活。花灯早已成为城乡各族群众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地方艺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55年在县第三届民间文艺会演中出现了独山花灯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女旦角，就是基长区上道乡新民村井寨的女青年罗天兰。当时她与花灯艺人石玉成（也是她的师傅）表演《打头台》，引起了全县轰动，。此后众多有文化的姑娘也爱上了花灯，加入了花灯演出队伍，登上了文艺舞台。这意味着“好女不看灯”的年代已经结束了，独山花灯已进入“好女唱新灯”的新时代。

六十年代，独山花灯发展处于底潮。县花灯剧团由于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生存艰难，于61年底自行解散。此时，农村的花班（队）也走的走，散的散，活动萧条。65年县组建独山县农村文化工作队，创作和移植了《夺印》、《打铜锣》、《补锅》、《一袋麦种》、《办喜事》、《跑驴》等一批花灯剧。深入农村巡回宣传演出。活跃了城乡文化生活，同时对花灯的传承取到了一定的作用。66年中旬，“文化大革命”开始，文艺也进入“十年动乱时期”。县文化系统一度陷入派性斗争。69年农村文化工作队解散。花灯一度被视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铲除。民间花灯班（队）地被勒令改散。花灯生存极为艰难。

七十年代，全国戏剧改革，进入“样板戏”时代。虽然样板戏搞的是“三突出”，“一花独放”。但从客观上讲在戏剧的改革方面是取得了积极的推动作用。73年县文化馆重新恢复建立后，县组织了一批专业余文艺工作者对花灯移植样板戏进行研究，先后移植了《沙家浜》、《红灯记》选场（段）和《龙江颂》一、二、八场。推动了独山花灯戏剧的改革。使花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是在音乐创作方面，改变了以前配曲、套曲的方法。采用了新的创作方手法。在做法上，一是作者在充分熟悉素材（花灯曲调）的基础上，从中选出特性的基调或特性乐句、乐汇，重新组织柔和，加以发展；二是根据剧情、人物性格和唱词的长短，采用拉长、缩短的手法，对同一素材作不同调试处理，以塑造不同人物形象；三是采取主题贯串法，在一个人物的各个唱段中，根据剧情需要、运用同一素材来变化发展，由此既保持了独山花灯音乐的风格，又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在演（伴）奏上实行分谱，较前跨了一大步。同时在乐队编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文场：计有花胡、二胡、板胡、高胡、中胡、大胡、月琴、三弦、柳琴、大提琴、杨琴、单簧管、笛子、笙、锁呐等；武场：计有板鼓（兼堂鼓）、小锣、小钗、大钵、大锣、水钗、木鱼、碰铃等。另外，在舞美方面也有很大改进。采用了硬景记（画档）、软景（沙网）尤其是使用了背景投影，加上灯光色彩变换更增加了舞台的效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历史性的变革时期，在党政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独山花灯又恢复了生机。农村民间花灯队又活跃起来。据80年代初县文化部门开展“三项调查”（即民间艺术形式，民间组织和民间艺人），县境内民间花灯班（队）计有百余个，其中季节性活动的有70余个，有很多花灯队（班）在演出形式，创作和演出水平上有很大的发展。如下司拉查村花灯队，能移植演出大型古装花灯剧《审椅子》、《奏香莲》等，并创作演出了《打葵花》、《追猪》、《红管家》、《落榜回家》、《送公粮》等一批现代花灯剧目。伴奏武场阵容也较宏大。又如基长镇基高村花灯队，除演出《包公斩国舅》、《莽蛇记》、《金陵记》、《张郎休妻》、《铜盆记》等传统花灯剧目外，还创作演出了《双喜临门》、《婚事新办》、《戏中戏》、《只生一个好》、《社教队下乡来》等花灯节目。再如麻万镇平原村花灯队，村支书带头，紧密配合形势创作并演出了《情满人间》、《顾二公》、《三延婚期》、《两分田》、《李村长上任记》等几十个花灯节目。既活跃和丰富了农村群众文化生活，又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

从专业方面看，82年县建立了民族文工队。二十年来创作演出了一大批现代体裁的花灯节目。花灯小戏有：《哥笑了》、《春归校园》、《归家》、《邻里情》、《老部长》、《金鸡常呜》、《凤归桃林》、《鹊桥会》、《铁税官》、《拜年》、《送药》、《舞步情》、《山村女教师》、《收费风波》、等；花灯歌舞有《春恋》、《雨情》、《辣媳妇》、《地灯舞》、《泉浴》、《绣女》、《相亲》、《五姑游春》等，曲艺节目有：《文化中心好》、《哥俩接爹》、《送崽上学》、《闹店》、《憨哥进城》、《同心树》、《太平石》、《残汤宴》等。县文工队常年深入农村演出，既丰富了城乡群众文化生活，也弘扬了花灯艺术。在参加历届省、州，以至全国性的会（调）演中多次获奖。并多次到邻省、邻县，外专州演出，深受观众欢迎，以至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是独山花灯繁荣和发展的辉煌时期。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花灯艺术创作极度繁荣，城乡广大专业余文艺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深入生活，紧扣时代主旋律，创作和演出了大批现实题村的优秀花灯剧目，充分展现了独山花灯艺术的时代风貌；二是挖掘了花灯艺术的表演形式，使独山花灯的表演形式不断扩展和完善，歌舞、戏剧、曲艺等表演形式具全。从而丰富了独山花灯艺术的表现力；三是在花灯舞蹈创作方面有突破性的发展。由原来说唱歌舞形式向纯歌舞发展，由情绪舞发展到情节舞。如《雨情》，按照写舞蹈脚本，作曲、编舞的创作程序，采用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突出主题。舞蹈力求有创意，如《地灯舞》，采用传统的地灯锣鼓伴奏，加上吸收了地方民族舞蹈动作，更突出《地灯舞》火爆热烈，纯朴粗犷的艺术风格。

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开展文艺十大集成志书的收编工作，在县委、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帮助下，通过县文化部门上下共同努力，先后完成了“独山花灯音乐集成”、“独山民间舞蹈集成”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以及文化志、戏曲志、曲艺志等资料的收编工作，为独山花灯的继承和发展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90年代中期，全国推行文化先进镇、文化先进县、文化乡、艺术乡、“蒲公英”计划、文化带等文化工程建设。94年基长镇被省命名为“花灯艺术之乡”，97年我县被省命名为文化先进县，97年为全国文化先进县。

地处贵州省南大门的独山县是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城，其建置可远溯至汉代、三国牂牁郡的毋敛，系布依、汉、苗、水族等多民族聚居地，这里盛开着一朵非遗奇葩“独山花灯”。

独山花灯源于“社”的祭礼活动，从功能上分：一为崇尚天地与自然，二是娱人精神情感；从形式上分：一为地灯，二为台灯。它以灯戏兼容的独特风格，鲜明的地域民族文化特色，优美的舞姿与曲调闻名于世，是独山人特殊的生活方式、民族个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审美习性“活”的显现，展现了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的独山人达观与进取的精神。

2003年，文化部特授予独山县基长镇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8年，国务院正式公布“独山花灯戏”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历了500多年活态流变的发展传承，独山花灯从此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独山人都以“花灯人”为自豪。在独山，不管是重大节庆或是祭祀活动，唱花灯都是必不可少。“人人会拿花灯扇，个个会唱花灯调”，这是独山花灯普及化最真实的写照。在独山，学生书包里装着、手里拿着花灯扇，已成为街头巷尾一道独特的景观，而开展花灯“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的“四进”活动，无疑是对非遗保护传承的巨大推动。

有着9年花灯表演经验的布依族姑娘罗来红是独山花灯民族文工队的一名普通演员。来自布依山寨的她，从小就跟随大人看花灯、听花灯，被花灯艺术的精髓深深吸引。当她在舞台上表演时，那种激情与亢奋、灵魂被震慑的感觉是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的生活充满花灯，60岁后我还要演花灯，”这是笔者与独山花灯友人聊天时，最为真挚的感动……

如今，独山花灯更形成了产业化发展，大街小巷飘扬的都是花灯的韵律，音像店里摆放醒目的也是花灯光盘。为满足群众的文化精神需求，独山县花灯领导小组还组织创作了大量优秀曲目。这里几乎每一个乡镇都有自己的花灯演出队，在保持本真性的前提下进行生产性方式保护的演出，独山花灯已然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周边省市……

在与现代多元文化的融合中，独山花灯也做了很多尝试与创新，特别是借鉴交响乐的理念来丰富花灯，并与歌舞剧、影视剧结合，树立独山花灯文化的高度。“在独山花灯普及的基础上，考虑更多的则是文化制高点问题。”独山县文化局局长、独山县非遗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池继霞介绍，“先占领文化制高点，打造独山花灯精品，以辐射更广的人群，从而拉动独山花灯金字塔塔基的建设。”

2009年3月16日，独山花灯登上了世界音乐艺术的圣殿——维也纳金色大厅，《干哥干妹踏青来》、《牵牛郎郎要接亲》、《踩新台》等原生态的天籁之音折服了音乐之都，独山花灯也迎来了更加璀璨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