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上海成为孤岛，出现畸形繁荣局面，为独脚戏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另外，演出场地有了改善与扩大，大世界、新世界、永安公司天韵楼等大型游乐场专门辟有曲艺场子，演出评弹、独脚戏等。当时，上海民间电台又纷纷兴起，达五十多家，电台播送独脚戏节目数量很大，有的全天专播独脚戏，从早晨8时起直到次日凌晨2时。此外还有咖啡馆、舞厅、酒楼及各类堂会的演出。

20世纪30年代，独脚戏处于鼎盛时期，从业人员有100余档，除了三大家以外，著名的演员还有程笑亭、陆希希、陆奇奇、赵希希、丁怪怪等。他们在游艺场、堂会和民营电台演播，均自编自演。他们的演唱既不化妆，也不打扮，偶尔在衣服外面罩一件前清时官员所着的套子，就算“行头”。说和唱也没有一定的规格，总之以诙谐滑稽，引听众发笑为目的。为此，唱滑稽的演员或学说各地方言、或学唱各种戏曲（不以是否酷似为准，反以荒腔走调为佳），或东拉西扯评述些史实和时事，或发些警世之言。故上海的唱滑稽者多为口齿伶俐、头脑敏捷，方能胜任。以至上海人对日常生活中那些口齿伶俐、善于说笑的人，便俗称之为“像唱滑稽的”。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由江笑笑发起组成专演滑稽戏的“笑笑剧团”。那时独脚戏艺人大多数开始兼演滑稽戏。这是一种新的戏剧样式，是在独脚戏、文明戏、趣剧以及此前有过演出的滑稽小戏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成的。滑稽戏形成后，开始逐步取代渐趋没落的文明戏，但独脚戏仍然存在。她们二者有着血缘关系，一般滑稽演员都是两栖的，既能演独脚戏，又能演滑稽戏。此后，独脚戏和滑稽戏一直在舞台上并驾齐驱，交相辉映。

抗日战争期间，不少独脚戏演员投入宣传抗战活动。创作出很多作品。比如：1942年江笑笑联络独脚戏演员和文明戏演员在过去独脚戏大会串的基础上，改编演出了第一个整本滑稽大戏《一碗饭》，此剧就是讽刺米店老板在抗战期间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效果很好。

日本人投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独脚戏演员已逾500人。比如姚慕双、周柏春以“新潮滑稽”出现，台风带有书卷气，在继承发展前人曲目的同时，大量编演新段子。同时期的程笑飞在“唱”上另树一帜，在独脚戏中展示各种地方戏曲。还有杨华生从内地回沪，表演独脚戏注重作品内容。其时，姚、周档，程、刘（小刘春山）、俞（祥明）档，杨、张（樵侬）、笑（嘻嘻）、沈（一乐）档，在民间电台上各展所长，拥有大量听众。艺人们足迹遍于电台、游乐场、堂会、舞厅、酒楼，他们以“说”或“说说唱唱”的名称，在电台说唱新人新事，或演播独脚戏“唱”派的节目。以黄永生为代表的一些业余演员弘扬独脚戏“唱”派中唱时事新闻的传统，于1964年左右脱标出“上海说唱”名称。虽然此时有了专门从事上海说唱的个别演员，但独脚戏中以“唱”为特色的表演一直没有间断，再次掀起独脚戏的高潮。

“文革”时期，独脚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文革”后，1978年起，一些专演独脚戏和兼演独脚戏的滑稽剧团逐渐恢复建立，如：上海曲艺剧团（后改名为上海滑稽剧团），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曲艺队，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上海市青艺滑稽剧团。不少中青年演员挑起了独脚戏演出的大梁，有影响的有吴双艺、童双春、王双庆、翁双杰、李青、筱声咪、孙明、方艳华、郭明敏、刘福生、姚祺儿、姚勇儿、沈少亭、蔡剑英等。人民滑稽剧团充实了大量的业余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滑稽独脚戏”代表性传承人王汝刚先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981年，上海滑稽剧团在起创办了培养滑稽演员的学馆，新人有钱程、胡睛云、秦雷、周立波等，独脚戏走上了另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独脚戏源自民间说唱和文明新戏，初时由一人单独演出，后逐渐发展为两人或多人同台表演。常见的表演形式有三种，一是单口独脚戏，行话称“单卖口”，分叙事和散说两类，由一人表演，以“逗笑”的手法组合成串的“包袱（笑料）”，结束时特意安排一个出人意外的笑料，俗称“包袱底”，引得观众捧腹大笑；二是双档独脚戏，行语称“双卖口”，由二人对口表演，与对口相声相近；三是说时串渔，也称“彩扮”，演员简单化装后以人物身份出现，常常一人多角，跳进跳出，随时通过改扮变换身份，表演轻松自由，喜剧性强，再进一步即发展为滑稽小戏。

独脚戏以上海方言和杭州话表演，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以说为主，一种以唱为主。前者主要靠讲述滑稽故事和笑话来制造滑稽效果，亦可学讲各地方言；后者主要学唱各种地方戏曲声腔或民间小调，藉以博取观众的笑声。

独脚戏在游乐场、堂会、剧场等，多为站立表演，在电台演播时多为坐演。表演时，舞台上常用堂幔（或以屏风替代），堂幔前置一横放的半桌，半桌左右各有一张椅子。早期，半桌和椅子上都有桌披和椅披，桌披上还常绣上演员艺名或本档独脚戏的滑稽名称，如“社会滑稽”、“醒世谈笑”等。半桌上放置常用道具，如春锣、木鱼、三巧板等。半桌和椅子可随表演内容而移动，变成“象征性”的实物道具，如将半桌代柜台、代墙，将椅子代黄包车、轿车等。

独脚戏的表演技巧与相声相似，主要包括说、学、做、唱四种，夸张、误会、巧合、对比、诡辩、差错、偷换、谐音等都是经常采用的搞笑手法。

独脚戏曲目丰富，内容包罗万象。民国时期有“拓荒者”之称的徐卓呆曾编演过《谁先死》《阿福上生意》等，为独脚戏留下了一批重要作品。其后号称“滑稽三大家”的王元能、汪笑笑、刘春山都在演出中形成了各自的代表作，王元能编演的《各地堂倌》《宁波空城计》《哭妙根笃爷》，汪笑笑与鲍乐乐演出的《水果笑话》《火烧豆腐店》《大闹明伦堂》，刘春山演出的《游码头》《汪家大出丰》等都以较高的艺术水准赢得了观众，丰富了独脚戏舞台。

抗日战争时期，独脚戏演员编演了大量宣传抗日和爱国的曲目，有痛骂卖国贼与歌颂战争英雄的《汉奸一百另八将》《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抗战八年》《汪家大出丧》；有讽刺“接收大员”与假公济私的《五子登科》，鞭鞑社会黑暗的《骂米蛀虫》《竞选总统》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独脚戏演员进行了大量的艺术改革和实践，整理了一批优秀传统节目，如《调查户口》《学英语》《普通话与方言》《宁波音乐家》《水淹七军》《拉黄包车》《七十二家房客》等，多已收集在1963年编辑出版的《独脚戏选》一书中。

粉碎“四人帮”后，独脚戏重新焕发青春，许多优秀曲目萌生。揭露“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看风使舵》《啼笑皆非》《贴标语》等寓庄于谐，引起观众极大的共呜；讴歌劳动模范的《选择》，宣传法制的《现身说法》，以及《头头是道》《啥人嫁拨伊》《邻隔壁》《新红》《繁花似锦》《各派越剧》等已成为流传甚广的保留节目。

独脚戏发源于杭州，流行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仅上海黄浦区的老城厢一带就集中了独脚戏的千万热心观众。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独脚戏的传统优秀作品的传承及新作品的创作均面临窘境，观众群大量分流及流失，观众层老龄化现象严重，演出市场严重萎缩，演员出现断层（自成一家的表演艺术家更是缺乏），而各方面保护及传承所需的资金又严重缺乏。因此，滑稽独脚戏这一民族文化艺术瑰宝亟待各个相关部门合力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

2019年11月12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和杭州滑稽艺术剧院演艺有限公司被认定为独脚戏保护单位。

2023年10月3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独脚戏项目保护单位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杭州滑稽艺术剧院演艺有限公司评估合格。

杨华生，男，1918年8月出生，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项目名称：独脚戏，申报地区：上海市黄浦区。

姚祺儿，男，汉族，1949年4月出生，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项目名称：独脚戏，申报地区：上海市黄浦区。

王汝刚，男，1952年10月出生，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项目名称：独脚戏，申报地区：上海市黄浦区。

童双春，男，1934年出生，汉族，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项目名称：独脚戏，申报地区：上海市黄浦区。

刘树根，男，1953年10月出生，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项目名称：独脚戏，申报地区：浙江省杭州市。

2008年6月7日，独脚戏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独脚戏生长于都市市民文化的土壤，属于典型的市民文化艺术。她既继承了民族喜剧艺术的传统，又不排斥对外国喜剧艺术的借鉴，贴近平民生活，迅速反映现实，形式上灵活简便，滑稽诙谐，有很强的娱乐性。

独脚戏从形成到兴盛，艺术特点愈见鲜明。一是强烈的喜剧色彩和娱乐性；二是巧妙的语言艺术；三是广采杂糅，一人多角，跳进跳出，表现形式灵活，南腔北调兼容并包，有很大的容涵力和很强的可塑性。

2018年6月，全国非遗曲艺周在天津大剧院举行，独脚戏等非遗曲艺驻场演出。

2018年9月，独脚戏集锦《石库门的笑声》在上海市兰心大戏院首演。

2018年11月，独角戏《乡音系乡情》参加“助力乡村振兴·传承红色基因”杭州市乡村文化之旅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