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的百姓，在正月初一那天捉大批斑鸠去献给国君简子。简子很高兴，就重重加以赏赐。

有位门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

简子说：“正月初一放生，表示我的恩典呀！”

门客说：“百姓们知道您要拿斑鸠放生，就都争着抢着去捕捉，这样打死的斑鸠就多得很了。您如果真心要它们好好活着，不如禁止百姓们捕捉；捕了来又把它们放走，这恩典是偿补不了这过失的呀！”

简子说：“很对。”

这篇寓言揭露了某些人只讲形式，不讲效果，沽名钓誉，假仁假义的伪善行为。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要为别人着想。

这很明显地戳穿了封建统治者的虚伪性，放生建筑在杀生的基础上，而在逻辑上面又不得不低头承认。

中国汉地的放生活动古已有之。狭义单指人命；广义则指一切人命与禽兽。《列子·说符篇》载：“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汉地即有在特殊日子放生的说法，甚至已出现了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情况。

不忍是很多人的常情， 放生作为零星的事件， 在古代各大文明区应该都有。略略读查几本经典， 就发现 “放生” 于先秦中土， 并非仅是罕见个例， 而是一种影响很大的文化， “放生” 高级动物则是一种亚文化、 仁道式理想文化； 《吕氏春秋》 那种纯属实用目的、 不非时杀的不杀幼鸟， 并非仁者提倡的行为。

1、 西周祭神以陶俑代替活人， 相对于商代的习惯， 就是对一批人牺的制度性放生。 西周时代人文精神的勃兴是东周时期人文精神发展和仁及 （高级 ） 生命论的重要前提。

2、 《论语》 里孔子云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 相对于陶俑制， 推进了不忍和推爱。

3、 《孔子家语》 “五帝德” 章云 “仁厚及于鸟兽昆虫” ， “困誓”章云鸟兽避不义之人。清儒多以此书为伪作。 但伪作论只是猜测， 没有实据， 故难成立。而且， 1973 年河北八角廊西汉墓所出 《儒家者言》 ， 与 《孔子家语》 大致相同， 可谓其不同版本， 今人多信 《家语》 不伪。

4、 春秋时期， 晏子认为， 大仁爱应该推及 （部分 ） 禽兽。

《晏子春秋》 杂上第九章云： “景公探雀鷇， 鷇弱， 反之。 晏子闻之， 不待时而入见景公…再拜而贺曰… ‘君探雀鷇， 鷇弱反之， 是长幼也。 吾君仁爱， 曾禽兽之加焉， 而况于人乎！ 此圣王之道也。’ ” 西汉刘向的 《说苑》 也有这个故事。鷇为初生之小鸟。

景公是性情中人， 因鷇弱而非鷇小而返之， 是出于不忍之心而非出于实用目的。晏子的顺势引导， 也表现了春秋时期贤人的看法： 圣王之道的仁爱， 应该推及 （部分 ） 禽兽。

而景公的整体为政如何呢？酷刑广泛、 酷税祸民、 暴虐人民。 孔子所谓 “苛政猛于虎” 讲的就是齐景公。 虽有晏子的缓和，但没有完全改变其暴政性， 以致景公死后不几年， 姜齐就亡于田氏。 周革殷命后， 最大的变国事件就是田氏革姜。 齐景公为政接近于桀纣， 实乃亡国之君。

5、 齐宣王对牛的放生事例

据 《孟子 · 梁惠王上》 第七章： 王坐于堂上， 有牵牛而过堂下者， 王见之， 曰： “牛何之？” 对曰： “将以衅钟。” 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觳觫， 若无罪而就死地。 ” 对曰： “然则废衅钟与？ ” 曰： “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觳觫即惊恐发抖。

这里， 齐宣王对牛， 就是放生。 他后来解释道， 不是爱财， 是出于不忍。 站在齐国这个大国的君主的位置看， 单论财力， 王室的宗教活动可以不在乎几头牛： 故宣王之释可信。

或曰： 齐宣王以羊易牛， 博爱不够。 不错。 因此， 孟子在肯定宣王仁心的同时， 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以小易大。

其实，先秦仁爱一般都是推爱、 等差之爱 （墨家的博爱也非泛爱众生） ： 由亲人推及无辜旁人； 由活人推及死人和俑人； 并把生命分出贵贱， 由最贵之人推及某些灵长类生命。这符合人的情感之边际递减性， 现代很多人同情蚂蚁， 但一般不同情蚊子。 齐宣王以羊易牛， 因为在贵贱台阶上， 牛贵于羊； 论推爱， 贵者优先。

6、 孟子的 “君子远庖厨” 论

《梁惠王上》 孟子对齐宣王曰： “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牛，不忍见其死； 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并云“恩足以及禽兽” 、 “推恩足以保四海” 。

7、 “大德曰生” 是先秦的流行思想

大德曰生， 论完整关系， 不仅有天地对万物的生育， 还有人对人、 人对其它生命的生育和保护。

可见， 在先秦， 放生， 在齐景公 （消极放生 ） 、 齐宣王 （半积极放生 ） 那里都有个例； 而且， 是出于纯粹德心而非功利； 而且， 行为是被赞颂的， 旁边有一种影响很大的文化。 孟子的 “君子远庖厨” 论， 几乎接近佛教的泛爱众生。佛家的博爱广度， 儒墨不及： 佛家的博爱， 为道德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