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建设离不开制度和行为规范的设计推行，因为制度规范可以将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依据，从而让文化观念渗透到生活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在历朝历代的制度、律法、礼仪、学规、乡约、族法、家训以及供孩童遵循的《弟子规》《女儿经》等制度体系中建立起来的，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行为方式、观念模式和精神气质。

3.文化既然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当然只有在生活实践中体认和习得。人刚出生时只是一个生物人，经过文化的雕琢才逐渐“化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人”。学习“做人”，就是“人文化成”的过程。家庭是文化教育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时下的家庭教育基本是缺位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被简化成单纯的知识和技能传授，做人的知识和规则基本被拒之门外，生活中的“文化习得”被家长的代替和应试教育给阻绝了。

4.文化“教化”在古代也叫“风化”，是在真实生活中通过一代代人的“传习”潜移默化实现的。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由此可知，“风化”的规律之一是“上行下效”。因此，政府官员、文化精英、家长师长应该成为文化忠实的实践者和表率者。

5.“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文化强国”的内涵主要是大幅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塑造良好的民族和国家形象，并形成强劲的文化创造力、吸引力、渗透力、影响力和坚韧力。文化建设是长期的、精细化的系统工作，不容易见成效，比较容易出政绩的领域大概是文化产业。为此，还要特别警惕出现另一种倾向，即以经济建设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将文化建设简单地等同“文化经济”建设，片面地将发展文化产业放大成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目标依然是GDP。即使是文化产业及其产品，文化依然是第一属性，“载道”“化人”是其本质的功能。

6．文化要“走出去”，更需要“走进去”。《“十一五”时期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都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方针。但是“走出去”却不等于“走进去”。文化走出去的目的是面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可见“走出去”是过程，是手段；“走进去”是宗旨，是目标。为什么“走出去”的文化却无法“走进去” ，这与传播思想和手段有很大关系。以国家巨额投资制作的文化形象宣传片来说，制作者过于热衷表象和表演的热闹，而忽略了中国人真实生活的本身。过分的娱乐化和表演化损害了文化的原真性和深度与信度，给人造成了一种粉饰的、虚假的印象，除了怀疑和反感，不会发生更多的正面效果。

文化，说它是“软实力”，力量却很硬很锐。文化如水，具有不动声色的渗透力、感化力、雕琢力和无坚不摧的穿透力，一如老子所言“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文化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是骨子里透出来的力量。经济发展，可以让一个国家“富”起来；文化发展，才能让一个国家真正地“强”起来。

7.2012年3月8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向大会提交建议，希望有关部门组建鄱阳湖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唤醒”埋没于鄱阳湖底的珍贵文化遗产，让鄱阳湖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并服务于时代。鄱阳湖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是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还在于它悠久曲隐的历史履历和丰富的水下历史文化遗存。赣鄱水系曾是古代重要的交通要道，赣江更是南部中国不可多得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通过长江和运河挽起北方政治中心，南接广东沟通海上丝绸之路。历代的漕运、货运、移民以及王朝经略南方的军事行动，都与赣鄱水系密切相关。总括来说，鄱阳湖及其水系的水下文化遗存主要有以下几类：由于地质变迁和鄱阳湖南湖形成过程中而没入水底的古代城址和古聚落遗址、江湖险处尤其是号称“中国百慕大”和“魔鬼三角区”的鄱阳湖老爷庙水域沉没的历代船只及装载物、历代战争遗存和鄱阳湖枯水期现身出来的四通八达的湖中叠石古道和古桥遗存。

8.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行为 有人只把人文景观的游览活动当作文化旅游，这种看法不准确。游览人文景观时，固然可以通过了解文化遗产或参与文化活动丰富阅历、开阔眼界;但游览自然景观时，同样可以通过阅读自然、感悟自然来获得思想的启迪。”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谓“万卷书”不仅是指纸质的书，也指通过旅游阅读的“大地之书”。人的身之所至，目之所及都受到环境和空间的局限。因为旅游业，人们才得以在更广阔的天地间饱览山河之壮丽，感悟历史之深邃、文化之多样、民俗之丰富。在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当下，游客更有条件摆脱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实现自己的“逍遥之旅”。可惜，在快节奏和快餐化的现代生活中沉浮的人们，已经没有了古人那种闲情和耐心，去做心灵的游历。旅游不是为了花钱，也不只是为了购买几个物件或拍几张照片成为日后的谈资，重要的是游客是否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并获得某种感悟，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9.泛娱乐化的旅游方式是对旅游本质的异化 近年来，不少地方为了吸引游客，从产品设计到路线打造，大多以“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为追求。似乎只要足够新奇，足够娱乐，能吸引游客，赚到门票，旅游的设计工作就到了位，而且还美其名曰“文化旅游”。本人不否认旅游活动需要趣味性。但是这种趣味性不能背离文化和历史的原真性，更不能脱离文化的教化功能;一切违背历史真实和人性之善的无厘头式的趣味性，都不应称之为文化旅游。泛娱乐化的旅游方式是对旅游本质的异化。这种旅游模式，只能带给游客浅薄的感官刺激，传播谬误，而不能让游客获得真实的知识并得到更深层次的感悟，更不能促进文化的良性传播。旅游设计与开发，同样需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并正确处理娱乐、趣味与文化探索和文化传承的关系，这样才能够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的文化价值。”

10.休闲旅游应让文化去抚慰心灵 休闲应该是劳动者的一项福利。休闲的作用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调节一下生活的节律，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但是，休闲绝不单纯是给“你”时间，让“你”躺在家里睡上几天觉。休闲的调节方式最好是做一些不同于日常重复、单调的工作，“你”可以躲在家里看一直没时间看的书，可以带上家人出门旅游，换一种生活环境与方式。发展文化旅游是构建现代旅游休闲体系的重要内容。可惜旅游业界的价值观依然是金钱第一、效益第一，眼睛盯住的还是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等经济指标，忽略了休闲旅游真正的潜在需求，更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旅游在休闲旅游中的深层与长远作用。不要简单套用经济思维对待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目光要深远一些，要充分注意旅游的文化功能，尤其是在休闲旅游中，不仅要满足人们求知、探索、发现的欲望，还要让文化去抚慰心灵。

11.不应荒芜的文化空间 国家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界定中，最值得关注的、最具创造价值的是“文化空间”的提出。这应该是一项最能反映民间文化(包括所有的非物质文化)生存与运动规律的学术创造。可是在实际工作中的作为恰恰忽略了“文化空间”的保护与耕耘的问题。目下有不少困惑实际上正缘于此。比如说城市的民间文化，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因子都到了不可救药无法延传的地步，而是人为地、粗暴地像对待杂草一样将它们连根拔起，再强行种上设计者(本质上是当权者)认定的所谓“现代的品种”。游商小贩、街头艺人的遭遇和命运，就是典型的案例。在当下，作为城市本原的文化风景，大都在一种看似“现代”、“文明”的城市治理行为中被无情地剿杀、毁灭。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游商小贩和街头艺人的活动会影响城市形象，同现代城市格格不入。一说要搞文明城市、卫生城市或旅游城市创建活动，总要演化成一回回对游商小贩和街头艺人的大清剿。不客气地说这种行为本质上具有一种下意识的“反文化”性质。个性化的城市形象不仅表现于它物理性的建筑样式和街道风貌，还表现 在特定城市独特的民俗风情等人文要素方面。古往今来，城市的游商小贩和街头艺人的活动营造了一方风土，成为一座城市鲜活的民俗风景。它是城市的情调、色彩、音效、气息和味道，是城市形象非常重要的性格因素。可以想见，新疆的府治乌鲁木齐如果没有烤羊肉串、卖葡萄干的小摊贩，感觉上就不是乌鲁木齐，烤羊肉的气味仿佛就是这座城市的气味。城市不管有多现代，都不应该没有游商小贩和街头艺人。

12.关于“实干”的新论述 （1） “实干”是明明白白地干，不是懵懵懂懂地干 干任何事，都必须心中有数、清楚明白，既埋头拉车，又抬头看路，不是简单地为干而干，更不能盲人骑瞎马，走到哪算哪。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方向迷失、路线偏离、甚至南辕北辙，走得越快，离目标势必越远。因此，实干，必须摈弃盲动主义的“瞎干”和官僚主义的“瞎指挥”。“实”是一种实践理性。实干者首先要切实明了干的方向与目标，弄懂、吃透省委的战略部署，不能浮在表面。目标聚集方向，方向凝聚力量。“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是新时期江西发展的三大工作主题，是全省人民必须全力以赴的一场硬仗。为此，应该充分认识任务的艰巨、条件的制约、时间的紧迫和经济形势的错综复杂，克服重重困难，抓住时机，集中发力，应对“爬坡过坎”、“全速冲刺”和守护“生态优势”的多重挑战，瞄准方向，集中力量，群策群力，不分神、不懈怠、不退缩、不折腾、不偏移、不踏空，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坚实坚定地前行，确保江西在新一轮的发展竞争中不落后、不掉队，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2）“实干”是扎扎实实地干，不是花花草草地干 干事贵在扎实，讲究步步到位、注重细节，不能敷衍了事、花花草草，只追求速度和表面的光鲜热闹，或者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因此，实干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的政绩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开放升级、创新升级、区域升级，做大总量、提升质量，“在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提高增长效益”等，所有的这些战略任务都必须有具体的战术做支撑，都必须有具体的战役和步骤来实现，需要步步有实招、招招见实效。古人曰：“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意思是说，为政之道最可贵的是行其政，以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态度与方式执行政令，则可以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如果以文饰、浮夸的方式做表面文章，则必然事与愿违。“治大国若烹小鲜”，成大事者应该自觉地远离浮躁，戒除浮华，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将大事做实、小事做细、细事做精。小事成就大事，细节成就完美，所以细节决定成败。

（3）“实干”是认认真真地干，不是粗粗劣劣地干 实干，势必是建立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前提下的实干，必须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更加注重生态经济的实现，必须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必须更加注重绿色品牌的维护。省委书记强卫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江西最大的优势、最亮的品牌”，“如果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采取更为有力有效的措施，我们所引以自豪的生态优势和绿色品牌，就可能最终丧失”。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并妥善处理加快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最需要的就是“认真”。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可见认真既是党的一贯追求，也是党的优良传统。不讲认真，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就是一句空话、一张美丽的标签；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面前，就难免厚此薄彼，甚至不惜牺牲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以换取眼前一时的政绩，这样的发展也必然是粗放、粗劣、不可持续的发展。

（4）“实干”是巧巧妙妙地干，不是平平庸庸地干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实干，是求真务实、讲求方法、注重实效的“巧干”，不是只拼力气、不动脑筋的“笨干”，也不是因循守旧、平平庸庸的“傻干”。“实干”与“巧干”不是对立关系。换言之，“巧干”是“聪明、智慧、科学、创新的实干”。实干，应该充分尊重科学，发扬创新精神，建立问题意识，善于思考并破解难题，能够运用创新思维突破常规，大胆探索，另辟蹊径。智慧型的“实干”是学习加创造的“干”，是谋定而后动的“干”，因而最可能创造新经验、构建新模式。

（5）“实干”是平平安安地干，不是冒冒失失地干 一个时期以来，“群体性躁动”在少数地方的确已成为社会病、行政病。一说到“加快发展”，就只讲速度、不顾一切，只想着如何“快快快”，头脑就像久晴不雨的酷暑天一样不断升温，不遭遇一盆冷水灌顶，很难冷静下来。直到发生安全事故了，这才追悔莫及，认识上却最多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怪自己倒霉，“不够侥幸”而已。安全的“发条”是外力安装进去的，不是脑中的自觉观念。“实干”是稳健、稳妥、安全地干，决不是莽莽撞撞、不顾一切的“蛮干”；如果说实干难免犯险，需要有勇敢精神，那么，“冒险”也决不等于“冒失”。一个真正的实干家，既处实效功，敢于历险，又胆大心细，时刻保持一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因此，实干兴赣必须与法治江西、平安江西、文明江西建设结合起来，以人民幸福为最高追求，切实推进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千方百计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和谐的满意度，决不能以牺牲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代价。

（6）“实干”是清清白白地干，不是蝇营狗苟地干 “实干为谁干”，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大发展、大建设年代，是充满机遇和诱惑的年代，因而也是大考验的年代。考验的内容不仅仅是智慧和能力，更包括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大发展、大建设，成就了不少人的事功，然而却也有一些人私欲膨胀、投机钻营，逐步背离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陷入贪污腐败的泥淖，以致悔恨终生。中国文化倡导“厚德载物”，主张人应该向大地学习，培养厚实的德性，这样就可以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用厚实的德性托起职务、级别、荣誉和地位。德之不厚，则必致倾覆，岂可不慎哉。只有时刻牢记宗旨，实心实意地在心里装着人民群众，才能立身端正、信念坚定、尽己所能、尽己之责，清清白白地甩开膀子去实干；只有“清廉、无私、忘我”，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实、做好、做优。

（7）“实干”是快快乐乐地干，不是别别扭扭地干 实干，是要付出的，是要出力流汗的，是要应对挑战、打硬仗、担风险的，因而实干需要有吃苦历险的心理准备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支撑。然而，实干又是快乐的。快乐是一种心境、一种能力。实干的快乐是创造的快乐，是成就事业、成就“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快乐，因而是没有挂碍的快乐。快乐的实干是真正的实干，因为在快乐的心境中，人的潜能和智慧都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并创造出最佳的效率和效果。

快乐的实干是一种能力，不仅因为人有惰性，而且在于人很难平衡其心。在实际生活中，有人时常会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大材小用，认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出类拔萃，可惜没有施展的平台；认为自己是匹千里马，可惜没有识马的伯乐；认为自己成绩大、贡献多，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激励……心态一失衡，情绪一“抛锚”，“实干”就可能变成“虚干”了。快乐还是一种环境，实干特别需要这种令人心情舒畅的环境。在一些单位和部门，虽说大多数人在干事，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干事或者装模作样假干事，还有一部分人在“看事”。不干事、假干事的人往往无所事事，以致无事生非，生出许多麻烦事；“看事”的人一见有事便兴风作浪借机整事，弄得干事的人焦头烂额、精疲力尽干不成事，或者无可奈何干脆躺倒也不干事。磕碰、折腾、内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实干之大忌。

将文化项目打造成传世艺术品（见2013-07-31 《江西晨报》记者 姜旭东）

王东林是个健谈的人，与他交谈片刻，就能想象出他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旁征博引的样子，难怪会有学生说：“王东林教授是那种初看有些特别，细看很不一般，一开口就魅力四射的人。你只要遇见他或者认识他，就怎么都忘不了他。”不像有些善言的人那般张扬而咄咄逼人，王东林在谈话时会习惯性地压低声调，语速也非常平缓，显得温和而冷静。不过在谈到自己经手的那些文化产业项目时，王东林的话语中就充满了热情。“把项目做成课题，把课题做成作品”，这是王东林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而王东林的身份也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变得愈发复杂起来，他是老师，是学者，是策划人，也是艺术家。

是现实主义者，也是完美主义者 王东林有时候是一个“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他眼光独到，往往能发掘出可用的文化资源，做出准确定位，提出切合实际的策划方案，吉州窑博物馆就是一例，这个方案的原型是吉安县博物馆的建设方案，王东林在研讨会上提出改变定位，建设吉州窑博物馆，“对于吉安县来说，当然需要一个博物馆来介绍县史县情，但是对于整个江西甚至整个中国来说，一个县级博物馆实在是微不足道，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利用当地的国家级文保单位吉州窑来做一个专馆？这才是不可替代的。”而到了项目的实施阶段，王东林又会变身为一个不顾一切追求完美的完美主义者，吉安市庐陵民俗园的大型陶瓷壁画“双百图”（百工图与百戏图）是镇园之宝，是往来游客必看的景点，这正是王东林近乎自虐的“吹毛求疵”的成果，在陶瓷壁画绘制方法的选择上，王东林与他的研究团队排除了会褪色的釉上彩、颜色清淡的青花釉下彩、发色不够完美的高温釉下彩，他们在十五个月里经过了近30次小样试验，烧坏了无数瓷板，最终琢磨出能够完美表现内容的窑变技术。

是大学教授，也是项目实践者 “把项目做成课题”，是王东林一直秉承的理念。作为一名大学教授，王东林对于讲台有难解的情结，最早进行文化产业项目的策划，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教学。“过去，“企业文化”以及“文化产业”课程的教学，更多的是以书本为主，仅有这个是不够的，文化产业是实践性的学科，作为文化产业方面的大学老师，要建立自己的案例，不应该在文化事业中缺位。 就这样，王东林开始把做项目和教学结合起来，他把自己做过的项目带回到课堂，作为生动的实践案例，同时还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到各种项目的策划中来。王东林的研究生为了做吉州窑博物馆的策划方案，曾经五次深入永和镇进行社会史方面的调查，搜集到各种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王东林看来，身处大学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校里有从事各种专业教学的老师、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可以把这些力量联结在一起，像思考一个课题那样经营一个项目，这是一般的文化企业比不了的。”

是考据家，也是艺术家 “把课题做成作品”，是王东林另一句口头禅，在进行文化产业项目的策划时，他既有文人学者作风，对任何细节都详细考证，又有艺术家的激情与奇思妙想，把文化产业项目当作传世的艺术品来打造。历史研究者特有的理性思维让王东林如同考据家一样对项目策划中的任何一个细节提出严苛要求，王东林的严谨，体现 在每个项目策划诞生之前的文本调查上：“在做设计之前，有两个文本必须要搞懂，第一是环境文本，第二就是文化文本和历史文本。”庐陵民俗园中的“双百图”展现了118项传统手艺和游戏民俗，涉及230个人物，在设计过程中，王东林与他的创作团队查阅了大量民俗资料，并转化为艺术形象；由于大多没有照片依据，只能凭创作者的阅历和文化组的描述构图，他们反复修改，逐渐接近或复原传统面貌。 而在理性的另一面，王东林展现的是艺术家一般对美的追求以及大胆创新的思路。在给九江市博物馆做的历史文化陈列方案中，他打破了博物馆以图片、实物为主的陈列方案，用诗一般的语言介绍了九江的历史沿革与考古发现，流动华美的文字串起了展览的各个部分，使其成为一个整体，“整个方案的写作过程就是一个文学创作的过程。”

是历史学者，也是创意推手 在做过这么多项目策划之后，回溯自己从事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研究的历程，王东林说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起点，在他看来，这种转变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1983年改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东林在区域文化研究上着力颇多，他对客家学的研究贡献很大。《论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摇篮地位》一文，使赣南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客家摇篮”一说至 今已被广泛认同。他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如“泛客家论”、“新客”、“老客”等，都已成为该领域约定俗成的术语。著名历史学教授姚公骞先生在阅读过他的文章后曾对人说，王东林是他的学生中真正具备“史识”的一个，是可以有所建树的。 正因为在区域文化研究上独树一帜，王东林常常被政府部门、文化单位或是企业邀请参加各种文化项目的论证与策划，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地域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天然联系，“发展文化产业，就要思考如何发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并且加以利用。”王东林介绍，江西师大的前身国立中正大学有一个传统，非常有意思，即：“既贵专精，又贵宏通”。专，其实不难，选一个地方挖井，挖上几年总会成功；“通”，尤其是“宏通”则很难，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广泛涉猎各门学科，掌握多方面知识，并且能够将各学科知识汇通思考，按照一定逻辑搭建新的构想；而创意往往就是在“宏通”中激荡出来的。对于王东林来说，著书立说，把思想写在纸上很重要；创意创造，把思想写在地上，为社会、为时代作出实践性贡献同样重要。

计有论著十余部，论文数十篇，各类评论杂说百余篇，影视作品十余部；两度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华东地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一等奖。作为民主党派成员，2007获民盟中央“全国优秀盟员”称号，省统战系统“兴赣杯”二等奖，多次获政协系统优秀提案奖。2012年被评为江西省优秀社科普及专家，2013年入选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

文化创意与文化服务成果：曾担任南昌红谷滩“谐趣园”设计、南昌市城市规划展示馆设计、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新展设计（局部）、江西省（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北京新闻发布会展览文案设计等；多次出任省内外重大文化建设项目的评审工作；2009年承担“辉煌60年——江西省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大型成就展”总撰稿。2011年完成省交通厅电视片《碧水弦歌——崛起的江西水运》专题片撰稿；2012年应省文化厅和鹰潭市政府邀请担任“道教文化巡展”策展人，完成陈展大纲设计；同年完成九江市博物馆新馆陈展大纲创作，入选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2011年至2013年完成吉安市“庐陵民俗园与民俗博物馆”设计制作并交付使用，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2012年至2013年完成吉安县政府《中国吉州窑博物馆陈展大纲及基础课题》。2012年8月至1013年，承担并完成《滕王阁主阁内部文化定位与装饰改造方案设计》等。他2002年提出的《关于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博物馆”的构想》，被认为是最有魅力的文化创意，先后在《江西日报》《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政协报》《中国经营报》《齐齐哈尔日报》等全国数十家媒体长文报道，并以江西“一号议案”提交全国人大，构想内容已写入省市旅游、文化和城市发展等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