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赣北特委改为皖赣特委，柳真吾仍任书记。同时，将红军游击大队改编为皖赣红军独立团，团长匡龙海，王丰庆任政治部主任。

皖赣特委认为革命要健康地向前发展，必须努力提高干部的思想素质和政策水平。于是特委在皖赣交界的水岚山举办了为期七天的干部训练班，参加的学员多为各基层干部和斗争骨干，共有200余人。特委主要领导都曾担任主讲，王丰庆结合自己的斗争实践，给大家讲了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1934年7月，皖赣红军独立团与闽浙赣省军区独立团合并，扩编为皖赣红军独立师。师长先后由王如痴、匡龙海担任，王丰庆任政委。同月，根据闽浙赣省委的指示，皖赣特委决定将下属的十几个县范围成立皖赣苏维埃政府，王丰庆兼任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匡龙海、王丰庆领导的皖赣独立师刚成立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7月，独立师和秋浦县八中队配合，击败了彭(泽)秋(浦)联防队纠集地主武装向昭潭苏区的进攻，活捉并处决了匪首洪潘龙。接着，独立师又与八中队配合消灭了当地反动会道门——红枪会。11月，独立师袭击了驻青山桥附近的国民党第十九师一部，生俘50余人共缴枪50多支。12月，独立师在江西黄土岭一战又俘敌五六十人，缴枪40余支。

就在皖赣独立师出击黄土岭之时，大板苏区遭到强敌袭击。留守苏区的皖赣特委书记柳真吾率农民团凭借有利地形组织反击保卫。独立师闻讯赶回解救。这场恶仗进行了七天七夜，红军弹尽粮绝，部队损失惨重。后由王丰庆与匡龙海、柳真吾带着剩下的力量进行突围。皖赣特委遭到破坏，其所辖苏区丧失。

1935年2至3月间，王丰庆和匡龙海、江天辉等率部在贵(池)秋(浦)东(源)一带活动，并与原在当地坚持活动的江纵新、黄翠山、倪南山等联系，相互配合。为创立地方党组织和开创新的根据地，王丰庆与匡龙海、江天辉等在祁门的鸡毛尖召集会议，研究分析了周围各地情况，认为有利于创建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最后根据王丰庆的意见，部队先向婺源出发前往鄣公山。不久，王丰庆等在鄣公山与周成龙等汇合一处。

1935年6月，在贵池商山，王丰庆与匡龙海所率部队分开，匡龙海、田英带一部分同志另去他地开创根据地，王丰庆与周成龙等则留在贵(池)秋(浦)东(源)创建根据地。

1935年6月，成立中共江南特区委员会，驻地高山。特委书记由周成龙担任，王丰庆任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部长。江南特委成立后，即将原长江游击大队、皖赣游击大队、皖赣红军独立师三方面的部分兵力570余人，整编为江南红军独立团。团长杨艳溪，王丰庆担任政委。接着，杨、王二人在特委的指示下，从独立团中抽调50多人为骨干，分到贵秋、贵东、贵祁三县，帮助建立基层群众武装，即称第一、第二、第三游击队。

1935年9月，王丰庆和杨艳溪配合江南特委，率江南红军独立团在贵秋东边区参加并支持当地的农民中秋暴动。此后，王丰庆和杨艳溪经常率独立团在根据地边沿地带活动，伺机打击敌人。

中共江南特委机关自中秋暴动胜利后，就从高山迁到马坞施。随着这一转移，敌人攻击的目标也转到这里。于是在马坞施附近经常发生敌兵的侵扰与红军独立团的保卫战。由王丰庆直接领导和指挥的塘丁大捷便是其中出色的战例。

1935年11月，江南红军独立团在牌楼与安徽保安旅二团接火。敌被红军击溃，并活捉敌区长。可保安一团仍不死心，卷土重来，咬住红军不放。王丰庆则率领红军在山区穿来转去，牵着敌人兜圈，就这样接连转了几天几夜，敌兵成了疲惫之师。于是，王丰庆等选择塘埂、丁冲的有利地形，设下埋伏袭击敌人。战斗一开始，敌连长就被红军一枪击中，落马毙命。接着，红军独立团消灭敌人30余人，缴枪32支、子弹500余发、手榴弹20枚。三天后，王丰庆又率独立团乘胜追击驻在夏项街的敌保安二团，暂时解除了马坞施之围。

1935年12月初，敌人又组织重兵进攻，王、杨率红军与敌又展开搏斗。战斗中，红军消耗了一些力量，团长杨艳溪也负伤。12月底，斗争形势日益险恶，江南红军独立团因天寒战士衣单，生活异常艰苦而战斗力减弱，加之代理团长在军事上造成的严重失误，致使红军独立团陷入被动困境。鉴于此情，特委书记周成龙和政委王丰庆亲自率领部队，掩护特委机关冲出重围。从此特委机关再度转移至高山的石门口。

1936年1月，敌人重兵紧逼高山，江南特委机关仍处敌威胁之下。王丰庆和特委领导率红军又展开了保卫高山革命根据地的殊死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频繁的战斗，红军独立团的武器弹药、军需给养得不到及时补充，致使节节败退，穷于应付。在这紧急关头，特委在石门口附近召开会议，作出了若干决定。其中决定将红军独立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改称为江南红军挺进纵队，由杨春标率领，执行赴省汇报的任务；另一部分则改称江南红军挺进大队，由王丰庆率领，继续牵制敌人，与敌周旋。王丰庆率部队在贵秋东地区活动了半个多月，便被迫撤至赣东北浮梁县境内。

1936年2月，王丰庆率领的皖赣游击队与余金德、李步新、刘毓标分别率领的赣东北、泾旌宁宣、皖南游击队都汇集于鄣公山，统一于闽浙赣省委领导之下，结束了各自为战的分散局面。

婺源西北的莒君山等地，毗邻皖浙二省，山大林密，地形险要。王丰庆任皖赣红军独立师政委和浮东婺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就曾率红军来这一带活动，还派出武装工作队深入婺源浮梁、休宁边区农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参加红军。王丰庆经常深入到贫苦群众中宣传“参加革命穷人可以翻身”的道理，说：“穷人要翻身，必须打倒土豪劣绅；穷人要翻身，必须报名当红军。”

1936年4月，王丰庆参加了关英在鄣公山主持召开的闽浙赣省委扩大会议。根据斗争形势，会议决定将闽浙赣省委改名为皖浙赣省委，关英为书记，王丰庆等为省委委员。会议还决定成立赣东北、皖赣、上浙皖、下浙皖、浙皖五个特委，将各股红军合编为皖浙赣独立团。根据省委决定，皖赣特委于5月在婺源莒君山正式建立，王丰庆为特委书记，李步新为副书记。同时建立红军独立营。皖赣特委区域以祁门为中心，包括休宁、婺源、浮梁、都昌、鄱阳、湖口、彭泽等县。王丰庆主持的皖赣特委又下设了祁(门)、浮(梁)、婺(源)等四个中心县委。

王丰庆主持的皖赣特委认真地贯彻省委关于边区党的建设、武装建设以及经济、文化工作等政策，根据地各项工作有较大发展。到1936年底，整个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由千余人，发展到近3000人，根据地及游击区域发展到皖浙赣边区33个县。

皖浙赣边游击队根据地以及附近其他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极大恐慌。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开始同共产党停战议和，一面仍调集重兵，再度对南方游击根据地“清剿”，皖浙赣边根据地又处于危急之中。

1937年5月，王丰庆、余金德带领皖赣、赣东北红军共四个连联合进攻乐平鸣山，不料战斗失利，被敌第十六师重重围困，突围时队伍又被冲散。5月9日，王丰庆在德兴张家畈被敌逮捕，押解至景德镇后，机智地逃脱，重新回到浮(梁)、乐(平)、婺(源)根据地，继续领导斗争。但在逃脱时，王丰庆暴露目标，浮、东、婺地区革命形势受到破坏。

1937年11月，以江天辉等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了一致抗日的和平协议。12月陈毅到舍会山召开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上，王丰庆所犯错误受到陈毅的严肃批评，同时王丰庆被免除皖赣特委书记职务。

1938年2月，根据陈毅指示，王丰庆和李步新、杨汉生、田英、熊刚、柴荣生、倪南山、程祥元所率的红军游击队300余人汇合于舍会山，随即开到浮梁瑶里，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后又奉命开赴皖南岩寺集中，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三营，开赴抗日战场。

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支队根据党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创建茅山根据地的指示，在陈毅率领下挺进镇江、句容、丹阳和金坛等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7月7日，陈毅邀请镇、句、丹、金四县各界人士筹备成立了抗委自卫委员会(简称四县抗敌总会)，王丰庆以新四军代表担任委员会副主任，协助当地爱国人士樊玉琳主持工作。陈毅对王丰庆进行了教育和考察，发现王丰庆对革命忠贞不二，且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和组织才能，不久便调他任一支队民运科长，勉励他为开创敌后根据地再接再厉。

王丰庆在协助主持四县抗敌总会期间，兢兢业业，通宵达旦地努力工作。当时，建立四县抗敌总会是打开敌后抗战局面的当务之急，而团结和争取地方上层爱国人士又是这一工作的关键。四县抗敌总会主任樊玉琳，曾担任国民党区长和县政府科长，抗战爆发后，曾与族侄樊绪经聚集武装抗敌自卫。新四军挺进茅山后，樊玉琳对共产党尚有疑虑。因此王丰庆在协助樊玉琳主持总会工作中，处处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言必信，行必果，谦虚谨慎，诚心诚意地和地方爱国人士商量问题，协同工作，在危急关头，王丰庆则以敢于斗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挺身而出。四县抗敌总会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每一次出现敌情，王丰庆总是先考虑樊玉琳和地方人士的安危，安排他们先行转移，自己则指挥部队断后掩护，使樊玉琳终于打消疑虑，感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确实不一样。

当时因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移，苏南一带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着失望心理。王丰庆根据过去群众斗争经验，针对当时当地实际，发动群众在各地建立农会、妇抗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还成立了交通站，递步哨和自卫队，民运工作轰轰烈烈，使当地民众克服了失望心理，掀起了抗战热潮。

苏南各地党组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乎完全遭到破坏，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王丰庆及时进行了党组织的重建工作。1938年10月，王丰庆在句容县大支里建立了该县抗日敌后的第一个党支部。在建党工作中，王丰庆首先物色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抗敌积极分子，进行教育考察后发展为党员。同时根据当时形势需要，注意吸收地方有影响的上层爱国人士入党。樊玉琳出身地主家庭，是国民党员，但他在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关怀教育下，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并向陈毅吐露了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于是王丰庆一方面因势利导地向他灌输无产阶级思想，一方面在斗争中帮助启发和提高他的阶级觉悟。一次在减租减息斗争王丰庆用算细账的方法，揭露地主出租土地向农民收租是一种剥削行为，并以当地农民受地主盘剥的生动事例，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穷人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富的原因，使樊玉琳深受教育。他感叹道：“过去总认为农民种地主土地是地主养活农民，交租付息是天经地义的事，如今看来大谬不然。”在王丰庆的影响和帮助下，樊玉琳的觉悟日益提高，不久王丰庆和特委组织部长陈浜为介绍人，发展樊玉琳为特别党员。后来樊玉琳在八年抗战中曾担任县长、专员、保安司令和军分区司令员，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新四军主力作战，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后人谈到樊玉琳等地方抗日领袖时，总忘不了王丰庆在四县抗敌总会时作出的积极贡献。

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东进抗日，以茅山地方武装为主成立新六团，王丰庆任副团长(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王丰庆调回地方仍从事民运工作。7月，国民党派到茅山根据地的县长积极推行“溶共、防共、限共”等反动政策，镇江县长庄梅芳公然宣布四县抗敌总会和各地抗日群众团体为非法组织，诬蔑咒骂共产党、新四军为“匪党”、“匪军”，强征暴敛，增收赋税，还杀害新四军伤员和侦察员，挑起和不断制造摩擦。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王丰庆坚持团结，巩固统一战线，广泛发动与组织工农群众开展反摩擦斗争；通过四县抗敌总会控制基层政权，与顽固派分庭对抗；随后又顺应民心，协同新六团惩治了反动县长庄梅芳，打击了倒行逆施破坏团结抗敌的顽固分子。

1939年12月，中央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金坛县建昌圩召开，会议选出了苏皖区党委，吴仲超为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王丰庆为候补委员。1940年3月，苏皖区党委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四县抗敌总会代行政府职权，王丰庆即着手进行四县抗敌总会过渡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

正当苏南抗日根据地进入建设阶段时，国民党第三战区派遣两个师挑起摩擦，并两次围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南新四军为坚决执行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避免苏南、苏北两地受损，陈毅、粟裕于1940年7月分别率主力部队北渡长江。王丰庆奉命留在江南继续坚持同顽固势力的斗争。四县抗敌总会所辖的地方武装编为独立一团，王丰庆任团长。独立一团兵员不过800人，缺乏作战经验，为尽快提高部队战斗力，王丰庆抓紧进行整训，严格管理和训练，同时开展积极有效的思想工作，促使部队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1940年冬，苏皖区党委继任书记邓仲铭至丹北及澄、锡各地检查工作，然后越京沪铁路南返，途经太(湖)鬲(湖)地区转往茅山根据地。独立二团副团长李复率一个连沿途护送，王丰庆率独立一团一部从茅山到太鬲地区迎接。11月9日，两部会合于武进吊桥，准备次日护送邓仲铭转回茅山。不料第二天遭日军包围。王丰庆指挥突围时牺牲，时年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