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7月8日，王会悟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观后街14号的一幢普通民宅内。其父是晚清秀才王彦臣，王氏家族在乌镇世代以教书为业。王彦臣以其严谨的教学态度在当地备受欢迎，所办私塾学生最多时曾达四五十人。王会悟是他的第五个女儿，但开明的父亲没有丝毫失望，而是充满喜悦地给她取名“会悟”。王会悟的母亲以精美的刺绣技艺而享誉乡里。王会悟在6岁时，便入父亲的私塾读书、认字。

1911年，王彦臣因诉讼蒙冤，被发配关外，后虽获释却大病不起，最终客死他乡。王家至此家道中落，生活变得十分窘迫。由于王家世代以教书为业且在当地已颇有名气，王会悟自小在父亲的私塾读书，所以她首先想到维持生活的办法就是继承父亲的衣钵，继续教书。教书之余，她也做些刺绣、打毛线等手工活帮助母亲维持生计。后来为了增加学生，王会悟向本镇宝阁寺的方丈借了一间殿堂作为教室，每天到各个街头巷口去贴招生广告，广发招生传单，扩大宣传。刚开始报名的人并不多，有很多家长持观望态度，王会悟便让学生来教室试听，等听过课之后再行决定是否报名。王会悟教学手段新颖，教学技能娴熟，而且在教学中积极向学生传授新知识、宣传科学、倡导新观念。大家不但口口相传，还极力推荐一些孩子去王会悟那里上课。乡亲们都说：“小王先生教得极好，跟老王先生一样。”不久，学生的人数已增至100人左右，比她父亲的私塾人数最多时还多一倍以上。

这所桐乡县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引起了很大反响，乡亲们的交口称赞让桐乡县教育部门做出了每月奖励教员5元钱津贴费的决定。但是，好景不长，这5元钱的额外奖励引起了一些顽固派的嫉妒，加上王会悟在学校极力反对养童养媳行为，宣传婚姻自由，并鼓励学生剪辫子、破除缠足等陋习，这些做法引起了镇上保守乡绅的极大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对教育部门施加压力，对部分学生家长进行威胁恐吓，以致学生人数日益减少，最后被迫停办。虽然这次办学在保守派的压迫下以失败告终，但这次经历坚定了王会悟与顽固派决战到底的决心，也为她日后参与创办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1913年下半年，王会悟在哥哥的支持下，去嘉兴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一年预科（正科四年）。因为要16岁才能进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她才15岁便只能考预科。1914年夏，王会悟预科毕业想再读正科，王母认为，虽然读师范不用学费，但其他杂费也需要钱，并且时间比较久，便劝说她放弃。王会悟毕业后回乌镇湖溪小学继续教书，但学校男女同工不同酬，总觉得受歧视，气愤之余便想出去继续求学。

1916年前后，在乌镇教书一年多，沈雁冰（茅盾）堂妹知道王会悟要读书，但是去嘉兴读师范是不可能了，便托人介绍她去湖州洋人办的教会学校———湖郡女校学英语。那里不收学费，还可以学英文，边读书边教低年级学生（牧师太太、子女等）中文，以工换读。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有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可以接触到各种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当时一起求学于湖郡女校的同学有后来成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夫人的张维桢、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夫人并创建北京香山慈幼院的毛彦文等。这些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女孩每天聚在一起讨论怎样恢复妇女独立自主的人格，怎样冲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对女子的压迫与束缚。王会悟更是对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情有独钟，里面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激荡着她的心扉。她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表达自己决心为民主、自由而战斗到底的豪情壮志。陈独秀欣喜地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学堂了。”湖郡女校虽然有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但改变不了其为上流社会培养淑女的教育实质。王会悟为了更进一步探寻女子独立解放的途径，于1919年结束在湖郡女校的学业，经沈雁冰介绍来到上海。到上海后经学联介绍，王会悟拜访了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负责人、黄兴夫人徐宗汉。她先住徐宗汉家，后被安排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书工作。王会悟热情开朗的性格、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得到徐宗汉的器重，她自己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历练，第二年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工作关系，王会悟时常出入陈独秀寓所，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个刚从日本回国并寄住于此的人。这个人不善言辞却谦和有礼又信仰坚定，王会悟立即被这个年轻人所吸引。这个人就是后来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两人被彼此对革命的热情所吸引，开始恋爱。一个是浙江人，一个是湖南人，语言不通，他们便用笔写在纸上进行交流，“多呈写字谈”，王会悟称其为“笔谈恋爱”。王会悟1920年4月，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做证婚人，王会悟与李达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中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王会悟的家中召开。她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李心田在门口放哨，继中共一大之后又为中共二大做警卫工作。8月，湖南自修大学正式成立，毛泽东任驻校校董兼教务主任，特邀李达回湖南任自修大学校长。王会悟跟随李达带着才出生几个月的大女儿离开上海来到长沙，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一起住在清水塘。毛泽东夸奖王会悟：“你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敢到这个地方（指南湖）去开会。”他们在清水塘时，还有个笑话：当时王会悟不知道水很缺，用喝的水洗了尿布。毛泽东风趣地说：“将来会有自来水。”

湖南自修大学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是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李达主持全校教学工作，王会悟任英语教员。

1923年4月，湖南自修大学因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武力封闭。李达辗转于武汉、长沙等地授课。1924年长子李心天，1926年小女儿李心怡相继出生。

1927年底，由于遭到国民党的搜捕，王会悟一家逃到上海法租界的一处偏僻弄堂暂避。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王会悟的革命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依然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32年，她与李达以她的笔名“王啸鸥”组建了笔耕堂书店，编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著作。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便是1937年由笔耕堂书店首次出版的。毛泽东读到这本书后，曾在给李达的复信中称赞他们夫妇是“真正的人”。1933年后，王会悟跟随李达迁居北平，在宗帽三条买下一处四合院定居，全家才过了几年比较安定的生活。但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李达去了上海，日本宪兵搜家，问李达的去处。此时，刚巧老家来一封电报说“父病重”，王即答“去湖南了”。王会悟被日本宪兵带走，并遭捆打至骨伤。后虽经地下党营救，但仍被敌人监视。王会悟借去朋友家之机，逃往天津，坐船去了青岛，从此开始了多年的流亡生活。1938年冬，王会悟一家五口逃至贵阳，在郊区花溪镇暂住。年底，年仅17岁的长女李心田病逝。李达之子李心天曾说：“爸爸有一句名言很容易记住，他说姐姐（李心田）是90分，是他最喜欢的。儿子（李心天）是60分。妹妹（李心怡）是30分。他最喜欢姐姐，而且现在留下来的照片，姐姐最漂亮。因为爸爸那个时候是名教授，所以就让姐姐进培华（学校），当时北平最贵、贵族小姐上的学校。一个班里只有两个女孩：一个是姐姐，一个就是在北平最有名的中医的女儿。”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前，负责会议筹备工作的是李达。会议筹备中，李达遇到了两件事：一是会场安排，一是代表住处。他把这两件事交给了妻子王会悟去办理。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各帝国主义列强染指颇深，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黑恶势力较多。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王会悟认为，中共一大会场不能选在旅馆。那选在哪里呢？她在和李达商量时，建议在李汉俊住处开。李汉俊的住处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其建筑是上海最具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库门建筑。上海的石库门建筑采用一进院落，房间主体是两层建筑，大量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样。其建筑追求简约，门板不再讲究雕刻。院落大门以石头做门框，门框上边略带花纹，门板取材以黑漆厚木，门板对开两扇，这种门被称为“石库门”。王会悟建议到李汉俊住处开会。对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地点开会，1983年8月2日，吉林大学曹仲彬教授专访了王会悟。当时，王会悟回忆说：“因为李汉俊住在他哥哥李书城的公寓里，在上海李书城有好几处公馆，李汉俊住的就是其中一处公馆，如果在此公馆开会，就比较安全。”王会悟在征得李达同意后，亲自去找李汉俊。王会悟对李汉俊说：“建议会议上午开，并在他家楼上开，以便好掩护。楼下家里人来人往，买菜、做饭、洗衣服都可以掩护楼上开会。即使客人来，在楼下接待，楼上开会也不会被发现。”李汉俊同意王会悟的建议。于是，中共一大便在这里召开。

接下来，自然就是找一幢独立的，又与李汉俊住处比较近的地方作为代表住宿处。

王会悟自然就想到了博文女校。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是徐宗汉。博文女校于1916年由黄绍兰与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等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的一幢民房创办。当时，汤国梨已经任神州女校（今虬江路四川北路附近）的校长，于是，黄绍兰就担任了博文女校校长，徐宗汉任董事长。后来，由于徐宗汉随黄兴去了美国，章太炎家境也遇到了困难，单靠收取学费难以维持办学，在这种情况下，博文女校在1920年就停办了。1921年，黄绍兰得到了张謇之兄的资助，又租借了蒲石路（今太仓路127号）住宅复校。二是博文女校距离李汉俊住处很近，中共一大代表开会来回非常方便。当时的蒲石路博文女校距离上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住处只有200米左右的距离。王会悟与博文女校联系住宿的名义是：“北京、广东有几位教师，其中有两位女教师要来上海，准备在博文女校住些日子。当时，博文女校正在放暑假，房子空着，她们就同意了，给安排了楼上的两个房间。后来，代表们来上海后就住下了。为了安全起见，门上了锁。毛泽东来后，门已锁了，王会悟“就安排他住在隔壁走廊，给他找了一床芦苇席子铺在地上，好在是夏天，问题不大”。

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李汉俊住处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借口说走错了。这个侦探走后不久，警察突然前来搜查。在这以后，代表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转移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开。那么，究竟到哪个小城市去开呢？当时，张国焘提出到杭州西湖。对此，王会悟说：“到杭州西湖开会，张国焘等可能被人认出。”于是，王会悟又说：“我的家乡在嘉兴，嘉兴有南湖，有游船，可以到嘉兴去开会。”王会悟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赞同。

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转移时代表们“是坐的早班火车去嘉兴的，大家是同一批同一趟火车去的。不过，不在一个车厢，而是分散在各个车厢”。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李达穿着西服呢料坐二等舱。陈公博因在转移嘉兴前的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回大东旅店被密探跟踪，故没有去。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是外国人，相貌独特，怕别人认出，也没有去。代表们到嘉兴后，先到县里的张家弄鸳鸯旅馆（现为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早饭后，请旅馆账房给雇南湖游船，原想雇一艘大游船。而大游船需要提前一天预订（当天订不到）。最后只好雇了一艘中号游船。代表们稍作休息，离开旅馆，到南湖烟雨楼参观。11点左右，各位代表到游船上开会。下午6点多会议结束。

最后一天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全国领导人及产生了全国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