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22 19:33
王兆澄（1896年～1949年8月10日），字子明，天长县铜城镇人。自幼勤奋好读，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1923年公费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化系。毕业后回国，曾在南京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任教授。1948年8月，任国立师范学院博物系主任、教授。同年，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学生开展“反迁院”斗争，吓跑了原任院长，王兆澄被推为代理院长、应变委员会主任。1949年8月，国民党当局强迫师范学院南迁。应变委员会召开全院大会，派学生代表赴衡阳向国民党省政府及中央银行请愿，要求拨款维持师生员工生活。王兆澄率院财会人员从衡阳领取办学经费，返校途中，遭劫匪杀害。
王兆澄（1896年～1949年8月10日），字子明，天长县铜城镇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生于一小商之家。自幼勤奋好读，于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于1923年被选送日本公费留学，攻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农机系。在校期间，以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对中国皮蛋进行研究，有《皮蛋之研究》、《落葵之研究》等论文。1925 年东京大地震中，衣服、书籍、器具全部被毁，并被日本青年打伤，一度回乡休养，曾于县城城隍庙向群众讲析地震情况，宣传科普知识。
192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于1933年至1936年在中央大学任教授。1940年至1943年在复旦大学任教，1945年至1948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此外，还曾任教于南通学院、湖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曾协助上海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兴办味精厂，为扬州某药店配制“消治龙”药膏，经上海某制药厂生产销售。又运用生物化学知识在湖北枣阳县鹿头镇公社实用农校培植过果木。在上海研制数种维生素，还曾运用化学方法制作调味酱油。抗战期间，曾资助过抗日团体，并曾在湖南桃源县为抗日军队研制压缩饼干。
1948年8月，受国立师范学院代院长谢扶雅之聘，由浙江大学转国立师范学院（时设于湖南衡山之麓的南岳镇）任博物系主任、教授。当时，国民党统治已摇摇欲坠，国立师范学院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各种进步学社，开展革命活动。1949年5月，国民党当局眼见湖南解放在即，企图将国立师范学院迁至广州，中共党组织领导学生开展了“反迁院”斗争，原任院长被吓跑。由于地下党的支持和进步师生的拥戴，王兆澄被推为代理院长。为了进一步开展护校、护产斗争，中共地下党组织师生群众成立了应变委员会，王兆澄被推为主任。应变委员会始终在中共党组织的掌握之下，其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均为中共党员。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国民党当局为了强迫国立师范学院南迁，断绝该院经费，强行疏散学生。党组织通过应变委员会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派学生代表数十人赴衡阳向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及中央银行请愿，据理力争，要求拨款维持师生员工的生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托辞应由国师负责人及财会人员出面方可拨给经费。王兆澄毅然率领该院出纳组主任张震中、会计估理员周凯等4人赴衡阳领取经费1.3万元（银元）。此时，国民党军白崇禧部队溃退衡岳一带，兵荒马乱。王兆澄为保证运款安全，同意张震中通过在衡阳国民党空军的熟人，请其运输兵团派车运款，并于启程之前设晚宴招待运款官兵。8月10日，王兆澄等运款回南岳，行至九润桥附近，埋伏此地的一群持枪匪徒突然窜出，强令停车，将王兆澄等5人赶下汽车，绑缚于树，车上银元被悉数掳去，然后将王兆澄等5人全部枪杀。匪徒持枪欲射时，王兆澄大呼：“我是院长，要杀杀我，不要杀别人！”匪徒离去时，会计周凯尚未气绝，临终对赶来现场的国师同事说：“凶手就是在衡阳国军中的熟人”。可见这是国民党军队针对国师师生反迁院斗争制造的一起血案。
王兆澄一生专心治学，洁身自好。平时笃信基督教，待人和善。国立师范学院师生及当地群众将王兆澄等5人厚葬于南岳衡山之白龙潭，并为之立碑，长沙名士骆鸿凯撰《五人墓碑记》。
1988年10月，王兆澄被追认为烈士，由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书。
研究中国传统食品皮蛋的形成原理及营养成分分析，配制成功“消治龙”药膏投产（一说是化学家顾翼东所配制），研制压缩饼干，调味酱油等，为振兴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
1940年夏，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农业生物化学家，任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茶叶研究室教授，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宗出口物资——茶叶的产量、质量提升做出了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抓紧工业发展，导致国内劳动力需求急速膨胀，从而吸引了中国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农民东渡谋生。大批华工抵达日本后，散处长崎、大阪、东京、神户、名古屋等地。他们干最重、最累、最脏的活，得到的却是最为低廉微薄的薪酬，还常常遭受厂矿主、工头的殴打和扣薪，遭受日警的凌辱欺压。王兆澄目睹华工同胞异国他乡艰辛求生，被奴役、被虐待的状况，心情压抑，愤恨难平。他发愿要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服务，缓解痛苦。因此，他于1922年在名古屋创办了一个名为“共济号”的华工服务所，以供华工寄宿，帮助他们解决短时的困难。之后，为了帮助广大在日华工，他又与王希天及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等团体在东京发起组织“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共济会”是一个为维护旅日华工合法权益的民间组织，内设治疗部、教育部、慰问部，从事华工免费体检、诊治，开办华工夜校，访问华工等。当华工遭到日本人凌辱欺压之事时，王兆澄等“共济会”负责人就会出面为他们交涉。因此，“共济会”成了事实上在日华工维护权益，争取公道的“靠山”,也是团结凝聚华工的场所。故遭日本不良分子忌恨仇视。
1923年9月初，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亘古罕遇的大地震，地震波及东京、横滨、箱根等地。震后又发生大火、海啸。据统计，这次灾难受害人数达340余万，死伤者30万。在天灾中，更夹杂了人祸。一些丧心病狂的日本在乡军人、军警、浪人、青年团趁火打劫，大发兽性兽行，以刀剑、棍棒等冷兵器显示所谓“武士道”精神，疯狂杀人攫财。恣意虐杀被其视为贱民的朝鲜人及华工，并令人发指地碎尸抛尸，或焚尸灭迹。暴徒的行径，引起王希天、王兆澄的极大不安，他俩担心华工的生命安危，不顾自身处境，四处走访、寻找华工，给以慰问救助。然而在这一行动中，王希天遭日本军警暗杀，王兆澄被暴徒击伤。
日本当局深恐地震期间军警、暴徒残杀无辜华工的丑闻真相外露，一面严密封锁信息以欺瞒中国政府，一面视王兆澄为详情知悉者，而定其为“最不能容忍其回国”的人，进而对其行动实行盯稍，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其离开日本。同年10月初，王兆澄在友人掩护下，乔装成华工难民，混入被遣送人群回国。船抵上海码头后，他住入华工难民集居的“四明公所”，与他们同吃同住，并发起组织“难民委员会”，自任调查委员。他发誓要把在日华工遭虐杀的详情查清，公之报端，以讨公道。他逐一走访见证人，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统计出遇害人籍贯、姓名、人数，并公布于上海各大报纸。以铁证揭穿了日本当局的谰言推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