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岗遗址所处的颍河上游的登封盆地，迄今已发现了12处与其同时期的遗址，构成一个小聚落群，大中小型聚落呈金字塔式分布，其中1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占绝大多数。因此，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王城岗遗址属于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多大地域内的中心。

这一带历来是盛产传说的地方。由于附近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阳城遗址，学界从王城岗小城堡一发现，就开始把它和“禹都阳城”或大禹之父“鲧作城”挂上了钩。最新的解读是，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大城才是“禹都阳城”。考古与上古史探索就是这样经历着发现——推想，再发现——再推想的过程。

据发掘者模拟实验和估算的结果，如调动1000人以当时的生产工具完成王城岗城墙的修建，需要1年零2个月的时间。如果根据当地现代农村的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1年完成这个工程，需要征集10～20个聚落的劳力。这与前述田野调查发现的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的数量基本符合。很可能王城岗城址的建设工程，是动员了以王城岗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的。

这说明，即便像王城岗这样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的大邑，其筑城工程也只需十几个聚落组成的小聚落集团即可完成。因此，认为这类城邑如不具有广大地域的社会动员能力则无以为之的推论，以及由此断定它们应属夏王朝都城的思路，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公元前2469年～公元前1543年。

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证实王城岗古堡为东西并列两座。东城因五渡河西移被冲毁，只剩下南墙西段，残长约30米，西墙南段残长约65米，西城的夯土城轮廓基本清楚，四面城墙基础多有保存。西城垣略呈正方形，周长约400米。西城的东墙也就是东城的西墙，南墙长约82．4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东段因水冲损，残长约29米。在城址内还残留着与城墙同期的夯土建筑和其他遗存，如“奠基坑”和窖穴等。已发掘的几个“奠基坑”内共出土有7具完整的骨架。这些死者与“奠基”有关。遗址内还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具和生产用具。陶器多砂质与泥质，陶色多灰色，并有棕陶与黑陶。表面多饰有篮纹和方格纹，并有指甲纹和弦纹。另外还发现有早期青铜器遗物。它的地望与文献记载中的“禹居阳城”相符。对探索夏文化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登封王城岗的发掘和禹县瓦店的发掘都是根据文献记载，说夏王朝曾经在那里建过都。特别是登封王城岗，据文献记载，夏禹,第一个王，曾经在那里建过都。文献记载说夏代在这里建过都，而我们到这里来找，也正好找到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那么一般人都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东西，是夏代的都城所在地。但是夏代据文献记载有四、五百年了，你要是光看二里头，也不过只有200多年。这样中国的历史就不一致了：文献记载说有400多年，又说只有200多年，而且二里头（遗址）的东西经过我们碳14化验，都是时间很短的，这证明在龙山文化之前还有跟二里头文化相接的夏代早。

王城岗遗址是一处以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兼有裴李岗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遗址，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两座小城堡以及奠基坑、窖穴、灰坑等遗迹。遗址内还出土有大量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陶器多为砂质或泥质，灰陶较多，此外还有棕陶和黑陶等。

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龙山时代的城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已经有50多年了，若从1959年徐旭生先生为寻找“夏墟”对告成八方间遗址的调查算起也已有40多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为探索夏文化于1975年开始对该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已有30年，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内发掘采样，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新的考古工作。上述的几次工作大体反映出我国学术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对王城岗遗址所进行的几次重要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可以说是40多年来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公元前21～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王城岗城址毁于洪水说与夏文化起始年。

有关王城岗城址的废弃原因，在1983年发表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即提出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堡中的东城的大部分曾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这应该是考古学者较早对发生洪水的相关遗迹的关注。 1991年，俞伟超先生在致“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提出：“2000年来的史学记录，则明确说到尧、舜之时是‘鸿水滔天’，‘下民起忧’、‘求能治水者’。最初，曾以鲧治水，但‘鲧之治水无状’。其后，则用大禹治水，大禹‘居外十三年’而‘天下于是太平治’。4000多年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 由于俞伟超先生对距今4000年前后洪水事件的思考和认识，方使学术界对这次在很多人看来是无稽之谈的洪水事件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又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考古证据。如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的城址，发掘者认为龙山文化城址毁于洪水，根据文化面貌和地层关系的分析，这次洪水应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原来的龙山文化城墙是被洪水冲毁的，并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修复。有学者认为：新砦遗址在2000年的发掘中发现了穿过遗址东部的古河道，地层关系表明古河道形成于河南龙山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通过沉积剖面的观察和堆积粒度的分析，在古河道堆积中发现了泛洪沉积，具有河流泛滥时期水流紊乱多变的动力特征，应是洪水所致。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据王城岗小城的最新14C测年数据为公元前2107年，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王城岗城址、孟庄城址、新砦城址等考古资料所显示出的与洪水事件有关的证据，对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发展与环境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关系，对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俞伟超先生指出的那样；“对大江、大河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通过王城岗遗址探索夏文化信息。

自50多年前王城岗遗址发现以来，中国学术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对王城岗遗址所进行的几次重要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 根据文献记载，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河和颍河上游一带以及山西南部。1959年，为寻找“夏墟”，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对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王城岗遗址，当时称之为“八方遗址”。随后，为探索夏文化，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持续30年对该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 1977年，这里发现一座小型城址、奠基坑、青铜器残片和文字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夏鼐、邹衡、安金槐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夏鼐指出，王城岗城堡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于城堡是否为夏都遗迹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为夏文化意见并不一致。夏鼐认为夏文化的含义“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确切的、科学的概念，对后来的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内发掘采样，已测出的碳十四数据和研究成果表明，小城（王城岗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2世纪，已接近或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中。王城岗三、四期为公元前21世纪、王城岗五期为公元前20世纪，年代值均已进入夏的纪年范围以内。来自王城岗的样本还确定夏代始年在公元前2070年，王城岗对于研究夏文化的学术价值得到进一步肯定。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新的考古工作。新发现一座面积约在30万平方米大型城址，这是迄今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面积的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同时发现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 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王城岗考古研究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方燕明说，考古学者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地区和晋南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取得了不少共识和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公元前21－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2023年12月，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的城池遗迹，主体使用年代与夏朝起始年代大致相符。如今登封市博物馆内，珍藏着几件从阳城遗址发现的古老陶器，其中一件刻有“阳城仓器”字样，为“禹居阳城”位于王城岗遗址所在的山间盆地，提供了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