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化是山东潍坊人。1939年秋入延安，先进马列学院学习，后调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朗诵教员兼实验剧团演员。1940年，21岁的王大化与马列学院的同学一起排演了苏联著名话剧《马门教授》，王大化扮演年迈的科学家马门洛克教授，演出十分成功，周恩来风趣地称他“咱们的马门教授”。

1942年5月，王大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到了春节，他与李波合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轰动了延安城。在延安，王大化的名字家喻户晓，因此陕北出现了“王大化牌香烟”、“王大化牌肥皂”，厂家借用王大化的知名度作品牌。

1944年，河北“白毛仙姑”的故事传到延安后，鲁艺的艺术家们感到改造一下这一题材，编成歌剧，可表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于是，1945年1月，在院长周扬的主持下，王大化、张庚、贺敬之、丁毅等艺术家一起讨论歌剧的人物设计和场次安排，剧本的写作由贺敬之、丁毅执笔，谱曲是马可等人，导演由王大化负责。

王大化在导演《白毛女》时，不拘泥于剧本的规定，千方百计提高演出效果。例如，剧中扎红头绳的情节，剧本原意是杨白劳买了红头绳给喜儿，喜儿自己扎，王大化改成“我给我喜儿扎起来”，这一改，更加突出了父女的喜悦、亲情，艺术效果更佳。王大化在排演《白毛女》时，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加以改进。《白毛女》第一场演出后，晋察冀公安总局李局长还没看完，听说剧中黄世仁没被枪毙，便跑到后台找王大化，说：“戏是好戏，黄世仁不枪毙不行。这很容易，我给你写个枪毙的布告。”王大化觉得有理，就接受了他的意见。但也有人全面否定这个戏，贴大字报批判《白毛女》，列了三条罪状：一是抗日时期要团结地主，把地主演得那么坏破坏了统一战线；二是艺术上情节、地点、时间三不统一；三是猎奇。党的“七大”在即，能否演出该戏，还是个问号，贺敬之十分着急，他对王大化说：“马上就要给‘七大’演出了，怎么办？”王大化十分镇定地说：“别着急，咱们商量商量再说。”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由张庚向中央请示，中央派人来组织编导演人员会议，周扬要大家鼓起勇气。王大化表态说：“有问题不要紧，再改。”

1945年5月初，修改后的《白毛女》在中央党校会堂为全体“七大”代表演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去观看，会堂内挤得甚满，连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陈赓都被挤在门口站着看。演出非常成功。”王大化为开创我国的新歌剧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王大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校、工厂的歌咏活动,自编广场剧在街头演出,以唤起民众,支援抗日。离开学校后,王大化加入了重庆抗敌剧团。一群满怀爱国热忱的热血青年,为了唤起民众抗日,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在中共化龙桥区委的安排下,他来到重庆复旦中学任音乐教师,并以此为掩护,领导复旦中学党的活动。1939年秋,他被国民党重庆当局列入“危险分子”黑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大化于年底到达延安。

利用演出掩护身份　进行地下交通联络

“感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你光荣地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剧场,王大化用低沉的嗓音开始领唱。

这是抗战爆发后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迁往湖南长沙后不久的一次公演,第一个节目,是王大化选排和领唱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名曲。在校期间,王大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校、工厂的歌咏活动,自编广场剧在街头演出,以唤起民众,支援抗日。

一次,王大化和同学在长沙教育会演出独幕剧《疯了的母亲》——小儿子在日军飞机轰炸时惨死,母亲因惊吓和悲伤导致精神失常。从国民党监狱刚刚回家的大儿子路遇母亲,悲喜交集,然而母亲却再也不认识儿子。儿子泪别母亲,毅然走上抗日战场。王大化扮演母亲的大儿子,他感同身受、不露痕迹的表演,深深感染了在场观众,不少人黯然落泪。他的同学始终不知道,18岁的王大化已经是有着一年多党龄的共产党员。

国立戏剧学校进步学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委、内政部常务次长张道藩下令,要求学校严禁外出举行抗日宣传活动,并派人暗中监视王大化等“活跃分子”。1937年底,王大化愤然离校,先是留在长沙做群众工作,后参加了戏剧家洪深领导的救亡演剧队二队。在这里,王大化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一边参加各种抗日演出活动,一边利用演出做掩护,进行党的地下交通联络。

“王大化身着蓝布大衫,围着一条红色毛巾,站在祠堂一条凳子上,向挤满街头的青年学生教唱他创作的歌曲:“‘同胞们,起来吧!我们永远站在前头,为了民族,为了自由,不怕流尽最后一滴血!’‘打起红旗,拿起枪,带足子弹赶快上战场。日本强盗杀人放火太猖狂,多少村庄都被它烧光。要活命的别彷徨,带足子弹赶快上战场!’”几十年后,这一幕在王大化的好友脑海中依然记忆犹新。

教工人唱进步歌曲 被列入危险分子黑名单

1938年春末,王大化到了重庆,加入重庆抗敌剧团。抗敌剧团每月只有10元钱津贴,生活非常艰苦。王大化他们住在观音岩一个破烂的大戏台上,把铺盖一卷,就是排练场。一群满怀爱国热忱的热血青年,为了唤起民众抗日,心中哪还有苦、累二字。他们晚上排练,白天走上街头闹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

由于剧团居住条件太差,王大化染上了疟疾,发作时先冷得发抖,继而发虚汗,头疼得像要爆炸。没有钱买药,更无钱住医院,看到王大化躺在地板上痛苦呻吟,同事们只好将自己的棉被堆在他身上。打摆子过后,王大化又生龙活虎地去排练、演出,但身体却一天天消瘦下来。

1938年7月,作为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的王大化,被派往成都组建成都分会。这时,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到达成都,与由上海影人剧团改组的成都剧社合并。王大化加入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负责舞台布景和美工设计。赵丹、金山、白杨、吴茵、谢添……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大腕云集,虚心好学的王大化,从这些明星身上学到了不少戏剧知识和表演技巧。

两个月后,王大化回到重庆。在中共化龙桥区委的安排下,他来到重庆复旦中学任音乐教师,并以此为掩护,领导复旦中学党的活动。脚穿草鞋,身着苏式哥萨克衫、工人裤,活力四射、质朴潇洒、才艺俱佳的王大化,很快赢得了学生的喜爱。除了上音乐课,他还带领学生剧社的学生排练节目,王大化自己导演、舞台美术设计一身兼。

在复旦中学期间,王大化白天上课,晚上悄悄到附近工厂教工人学文化,教唱进步歌曲,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9年秋,他被国民党重庆当局列入“危险分子”黑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大化于年底到达延安。

与恋人约定婚期　不料重庆一别竟成永诀

“突然一双大手蒙住双眼,吓我一大跳。用力掰开大手转身一看,竟是王大化,我高兴得跳起来。”1938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化路遇正要去重庆民生路打酱油的昔日好友贾如真。

他俩是两年前在南京报考国立戏剧学校时认识的。当时,国立戏剧学校进行第二届招生,王大化经该校第一届学生凌子风介绍前去考试。贾如真也参加了这次招考,但因年龄偏小,未被录取。贾如真家离学校很近,课余时间,王大化、凌子风经常到她家附近一空地散步聊天,三个年轻人渐渐成了好朋友。

贾如真到重庆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王大化介绍她到了自己工作的重庆抗敌剧团。在剧团期间,王大化指导贾如真提高表演水平,帮助她学习文化,两个年轻人的心渐渐贴在了一起,剧团的同事玩笑地称贾如真为“剧校的媳妇”。1939年9月,王大化同贾如真拍了结婚照,分别寄给双方的父母。他们原计划10月在《新华日报》上登报宣布订婚,此时党组织正设法安排王大化去延安,两人商量,为了事业和工作,婚事暂且拖后。11月,王大化离开重庆,12月到达延安。临行前,王大化托付《新华日报》重庆总社的好友姚黎民帮助照顾贾如真。

王大化到延安后,两人联系成了问题。国民党当局“查禁”极严,只有亲人间才允许通信。王大化设法捎信给贾如真,嘱咐她一定要于1940年元旦在《新华日报》上把订婚启事登出来,以便于通信。

贾如真找到姚黎民,在这天的《新华日报》上如约刊登了启事。之后两人多次通信,期待相聚的时刻。

遗憾的是,王大化不能回到重庆,贾如真也没去成延安。1941年底,贾如真致信王大化,提出解除婚约,王大化只好同意。此后,王大化与任颖结合。

王大化牺牲37年后,1983年贾如真赴京与任颖相见,以姐妹相称。临别时,任颖赠言贾如真:“把怀念、回忆放在心里,坚强地活下去。”

秧歌剧《兄妹开荒》创作于1943年3月新秧歌运动初期，是鲁迅艺术学院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它优美欢快的旋律，通俗易懂的剧词，表现了陕甘宁边区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生产的热情，很快在延安流行起来，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其主要创作者之一就是青年人民艺术家王大化。

王大化出生于山东省潍县。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后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院学习美术及舞台设计。“七七”事变后，王大化辗转内地从事戏剧工作。1940年后他到了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在该院文艺研究室演出“马门教授”、“维也纳工人暴动”等剧后又到了鲁迅艺术学院试验剧团，并在鲁艺戏剧系担任朗诵教师，先后演出“海滨渔夫”、“神手”。

延安整风运动初期，他的政治及艺术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革命运动有了新的认识。1942年5月，他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多次下乡，了解农民的生活，对农民有了新的看法，心中燃烧起对农民的热爱。此时延安正掀起空前的秧歌运动，他和李波创作演出的《拥军花鼓》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时的延安人,没有不知道王大化的，王大化成了群众公认的明星。在此基础上，他参与创作了第一个反映工农兵生活的歌剧《兄妹开荒》，并成功地饰演了剧中哥哥的角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剧中的人物表现边区人民跃动而愉快的民主自由生活，边区的青年人是如何的明朗与快乐。”这个剧是当年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艺术反映，演出轰动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推动了大生产运动。以这种形式歌颂劳动，歌颂劳动人民，这是延安文艺界整风后改变作风的第一次演出，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演出。《兄妹开荒》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划时代的作品，很快流行到全国各解放区。

1944年，王大化参加演出大秧歌剧“惯匪周子山”、话剧“前线”后于该年冬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当选为文教英雄。1945年上半年，他又和贺敬之、舒强、丁毅等一道将河北“白毛仙姑”的故事编成歌剧《白毛女》，并担任导演。《白毛女》在中央党校会堂为全体“七大”代表演出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去观看。戏演完后，周恩来握着王大化的手说：“这个戏表现了广大劳苦农民的命运和反抗，很感人，你们走在时间的前面了。”

此后，王大化参加了东北文工团，任该团戏剧队长。1946年冬，他随文工团长途跋涉，到达北满。12月19日中午，自齐齐哈尔率一小组去讷河下乡搜集材料，行至拉哈附近时，不幸坠车摔伤头部，救治无效，于21日下午7点15分逝世，时年27岁。新华通讯社编发了电讯讣告和悼念文章。

王大化，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生于1919年农历五月初三。父亲王象五，是知识分子，为潍邑教育界名宿，曾协助潍邑闻人杜紫庭创办潍县第一公学。1924年王象五去青岛四方铁路小学任教，王大化随同其母寄居青岛。1928年王象五来济南，在山东省教育厅做事，王大化又奉其母迁居济南。王大化的哥哥王大彤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也是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共产党员。

王大化少年时代，在济南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就读，毕业后考入济南育英中学。他在中、小学时代，天真活泼，兴趣广泛，特别是对于艺术更有浓厚的兴趣，无论在绘图、音乐等方面，很早就显露出天才的萌芽，很得老师、同学的喜爱。1935年秋，他转学到北平李大钊同志创办的艺文中学读书。

他在北平艺文中学读书时，正直“一二·九”运动的前夕，艺文中学又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大化和大彤（这时在北平上大学）一样，积极地参加了伟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并在运动的实践中接受了党的教育，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于1936年春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他努力运用漫画和木刻的武器，来反映澎湃高涨的抗日怒潮。1936年7月，因为在展览会上展出郭清的木刻《抬棺游行》①，被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通缉，于是他离开北平南下，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跟戏剧家曹禺、马彦祥等人学习戏剧。

王大化在南京戏剧学校读书期间，由于对绘画、木刻有兴趣，所以把学习的重点放在舞台设计上。因为大化是共青团员，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热血青年，所以在戏校里，对学校当局的思想统治、高压政策极其不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戏剧学校迁到重庆。不久，因反对CC派特务头子张道藩把持学校，于是毅然离开戏剧学校，参加了由戏剧家洪深领导的演剧队，先后到武汉、重庆、成都等地作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在这期间，他去成都参加了左翼剧联领导下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②，并负责“全国木刻协会成都分会”的工作。因为他的领导有方，所以大大推动了木刻和歌咏运动的迅速发展。抗战初期，他还编写过反映抗战的脚本，又与刘岘共同出过《抗战版画》的刊物，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8年9月，为庆贺《列宁在十月》在成都上映，大化镌刻了一枚《列宁像》，寄给他在国立戏剧学校时的同学殷野，灵活熟练的刀法，画面构图的优美，伟人肖像的生动，都表明大化版画艺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几年以后，苏联文化代表克拉雪夫斯基委托殷野搜集一批木刻，送到苏联展览，于是他把大化这幅《列宁像》搜集在内。事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美术部送来了一封信，并附有几本苏联出版的版画集，托殷野转致《列宁像》的作者，可惜那时大化已去延安，这些东西无法传递；又因殷野自己生活也不安定，这些东西逐渐散失。更使人遗憾的是，关于这件事直到王大化逝世，殷野也没有机会当面或写信告诉他。

1939年，王大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任成都市中心区委书记。这年秋天，在国民党投降主义日益暴露和反共阴谋日益加紧的情况下，他根据党的指示，离开重庆，1940年到达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参加了《维也纳工人暴动》的演出，还主演了轰动整个延安的《马门教授》。由于大化表演艺术的高超，所以很快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参加了鲁艺的“实验剧团”。

王大化参加了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理解深刻，行动积极。他首先深入到群众中去，努力向群众学习，和鲁艺戏剧系的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对秧歌剧的改造。他勇敢地放下了名演员的架子，走上街头、广场，演出《拥军花鼓》、《张丕谟锄奸》、《二流子变英雄》、《赵富贵自新》、《兄妹开荒》、《周子山》等秧歌剧。

《兄妹开荒》是王大化参加编剧和演出的有名的秧歌剧，这出戏，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及延安的老百姓留下深刻的印象：艾克斯在《崭新时代，崭新的文艺》一文中，叙述了1943年2月9日延安文艺活动的盛况时说：“鲁艺秧歌队百余人今起连续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处表演。领头工农形象，手持斧头镰刀。新节目有王大化、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陈云同志看后，认为很好。毛主席连连点头，赞道：‘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当时延安的老百姓，他们一面跟着秧歌队跑，一面高声邀约着说：“去看王大化！”他们看了一场又一场，王大化成了延安老百姓心目中的明星。一时之间，《兄妹开荒》不仅风行于各解放区，就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也曾得到热烈的赞扬。王大化曾写了一篇文章③，介绍他演《兄妹开荒》的创作经过，文章写得很实际，也很有水平，他原原本本介绍了他怎样向人民群众学习，怎样不断地发现自己的缺点，怎样逐步做到从外貌到思想感情、从形式到内容一步步地接近角色。当时任延安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的李伯钊同志在《我所认识的王大化同志》一文中，谈到她看《兄妹开荒》的感受：“《兄妹开荒》是解放了的崭新型的农民形象，服饰动作，说不出的自然和谐，那么土色土香的地道的陕北农民的风光，被他们两个演员演活了，大家被他们杰出的演技迷住了”。④

1943年底，鲁艺工作团到甘谷驿配合中心工作，并演出《赵富贵自新》，王大化饰赵富贵。其后，大化随鲁艺文工团深入农村，在绥西工作了4个月，参加了大型歌剧《周子山》的集体创作，并成功地创造了《周子山》中的马红志这个人物。马红志是个农民领袖，是一个和叛徒周子山作鲜明对比的正面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好演的人物。但是大化把他演得有血有肉，很生动地表现出一个朴实诚恳、实心干革命、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的农民领袖。该剧在延安等地演出后，深得广大群众的赞许，并曾得到中共西北局的特等奖。

1944年，苏联乌克兰著名剧作家A·科尔内楚克编剧、萧三翻译的《前线》在延安由党校和鲁艺联合公演，王大化饰青年军官欧格涅夫。他反复熟悉、琢磨剧本，到野外大声朗读台词，他还认真地写了欧格涅夫小传，并作日记。在第一次排演《前线》完了的时候，他曾严肃地向李伯钊同志反省说：“我真正进行欧格涅夫这角色的创作，时间并不长，我只在思想上和他碰了面，但是我内心缺少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欧格涅夫那种人，那种气质的生活根据。我没有完全把握角色的长处：一颗全心全意为祖国战争胜利、全心全意为党的利益而奋斗的心。我还没有贯通，当我一碰到和戈尔洛夫吵架，全部精力不集中在辩白是非、说明真理，老是死板板地考虑着上、下级的关系，结果把人物的性格搞软了，弄得缺少生气，全剧斗争的沸点高不起来，所以没能把欧格涅夫演好。”后来，他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把一个生气勃勃、智勇双全、忠心耿耿的新型苏联红军军官刻划出来了。

因为王大化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在延安的舞台上、广场上，塑造了众多的为延安党、政、军、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所以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王大化被选为甲等文教英雄。

1945年春天，王大化又参加了新型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和导演，这里还须补充一句：《白毛女》的第一次演出，是由王大化导演的。《白毛女》是鲁艺的集体创作，历时3个多月（1945年1～4月），以后于当年10月在张家口上演时，又作了重要修改。这部闻名中外的作品，荣获1951年斯大林奖金，它的成功，也有王大化的一份心血。

日寇投降以后，延安的一批文艺工作者，随着“干部团”开赴东北，在行军途中，他经常打前站，准备水、饭、宿营地；帮助同志们背行李；为病号牵牲口；跟大队一起行军的时候，他就沿途给大家作宣传鼓动、文化娱乐的工作。有一次，因为宿营地关系，一天赶了60公里，大家的精神依然振奋，一点也没有感到疲倦。宿营的时候，大队长宣布当日大家行程60公里，许多同志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一天能走那么多的路；又都从心里感谢王大化给加了不少的劲！

到了东北，王大化被任命为干部团戏剧部长，党内又当选为组织委员。这副担子对年轻的大化来说是够重的了！可是他凭着对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硬是把这副担子挑了起来。不管团里、团外的工作多忙，他每天都一定要花时间和团员同志们谈话。他谈话的方式灵活多样，态度和蔼亲切，所以大家都愿意接近他，有什么心事都愿和他谈。他曾说：“要深入了解每个集体成员，要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理活动——这对我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但这又是能开困难之门的第一把钥匙！”

王大化在东北短短的一年里，在编剧方面，参加创作话剧《祖国的土地》、《我们的乡村》、秧歌剧《大特务》，参加改编秧歌剧《血泪仇》；在导演方面，导演过活报剧《东北人民大翻身》、秧歌剧《兄妹开荒》、《大特务》、《血泪仇》，话剧《合流》、《把眼光放远点》；在演出方面，他演过《兄妹开荒》中的兄、《大特务》中的大特务、《血泪仇》中的王东方、《把眼光放远点》中的老大、《祖国的土地》中的马占彪、《日出》中的胡四。此外，他还负责全部演出节目中的舞台设计；担任《黄河大合唱》及其他歌曲的独唱和领唱；他还执笔写宣传文章、编辑丛书、设计出版物的封面等等。文工团的对外工作也是多方面的，如辅导当地的戏剧工作者及旧艺人，引导他们走向新的方向，介绍剧本，帮助并组织戏剧、音乐讲座，并担任主讲。除此以外，他还替各机关团体画领袖像、名人像和宣传画、宣传图表……总之，他在东北短暂的一年里所做的工作不是文字能够全部记载得出来的，也不是能够用数目字全部计算出来的。

王大化这样日日夜夜的为党工作，分内分外争分夺秒地干，这是因为在他脑子里装的就是革命斗争、艺术事业、文工团的发展和巩固；他没有丝毫的个人欲望，他所喜爱的东西，都是工作需要的东西。

王大化在工作中，十分注意和每位同志搞好关系，如果和谁相互间有了些意见，他不是回避，而是下决心努力去消除成见。他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气，更不是恨；他认为是他的工作没有做好，致使同志才犯了错误。于是他一次两次地找他们谈，直到犯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意见，并且真正明白犯错误的根源，表示以后在工作方面要特别细心。大化待人极宽，待己极严，特别是在思想上。他工作那样忙，但是他坚持写日记，那上面所记载的，不是工作，就是个人思想反省，揭示自己的缺点深刻入微，随时有意识地改造自己。看到别人一些不好的表现，他立刻拿来反省自己。他这样年年月月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和个人修养，就越发使他胸怀宽广、情操高尚，也就越发赢得同志们的爱戴和拥护。他曾不只一次地在日记上写着：“……应该特别谨慎和虚心，因为即使是自己最大的成功，也不值得骄傲，而对别的同志细微的成功得看重！”1946年1月8日，大化在日记本上写着：“一个党的文化宣传工作者，不但是指你的作品，而最主要的，你这个人就是党的最具体的宣传品。”王大化同志自己就正是这样做的。他不但拿他的作品——木刻、广场舞台表演、编剧、导演……为党的宣传工作做出卓越的贡献，而且在他投身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处处、事事、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党的宣传工作贡献出他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正当东北人民解放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王大化同志于1946年12月20日率领工作组由嫩江省宁年乘汽车赴讷河搜集春节创作及演出材料，车抵拉哈附近时，大化不幸坠车，头部负伤，当即送讷河医院治疗，但因伤势过重，于第二天（12月21日）逝世，年仅27岁。

王大化同志逝世以后，《东北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都发了消息，表示沉痛的哀悼。1947年1月19日，《东北日报》、《解放日报》同时以整版的篇幅，出了纪念特刊，凯丰同志以“人民的艺术家”的亲笔题词，代表了党和人民对王大化同志一生的艺术事业，作出了热情的赞颂和高度的评价。

1957年文艺界的老战友，又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表示对大化同志逝世10周年的纪念。1986年12月，他的家乡山东潍坊市人民政府和潍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纪念人民艺术家王大化逝世40周年”的纪念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陆懋曾等领导同志和潍坊市各界人士500人参加了纪念大会。

王大化同志短暂的一生，之所以能做出这么多贡献，就是因为他时时刻刻要求自己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个艺术家！

注：

①郭清系当时北平河北高中学生，1936年春，因参加救亡运动，为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患回归热死去，北平学生曾为他开过追掉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迫害。

②上海剧人协会：1935年3月，“左翼剧联”为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而由左翼戏剧家组成的团体。它以合法的大剧团形式，在大剧场公开演戏。从此开始了“左翼剧联”领导下建立剧场艺术的演出实践。

③《解放日报》1943年3月25日标题为《《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一个演员创作经过的片断》。此文在重庆《新华日报》转载过，后来又被选入《新歌剧问题讨论集》。

④《解放日报》1947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