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农工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邓演达的领导下成立后，“本社”基于与“临时行动委员会”在政治上的一致，即在组织上与其合并，建立了“临时行动委员会”北方组织，“本社”成员都参加了“临时行动委员会”，王守先也成为其中一员，并担任天津市负责人之一。在革命的浪潮中，他的思想逐渐成熟，他非常敬重邓演达，当邓演达1931年初到东北联络反蒋军事工作，回沪途中在天津、北平逗留，王守先有幸与邓演达会面并谈了话，回来后，他兴奋地说：“我们找到了引路人”。

　　他积极地开展工作，在天津一带宣传反蒋抗日，他和同志们经常出入城市和农村进行活动，白天在临时搭起的台上，用演戏、唱歌作掩护宣传革命道理，以唤起民众觉悟，王守先演讲时慷慨激昂，极富感染力；晚上夜深人静时出去贴传单，回来在烛光下写稿子，还拼凑了一台简陋的油印机印传单，等忙完了，和同志们在小屋中靠着睡一会，近天亮时才散去。他们还成立了“反日会”，通过了反日救国宣言，要求政府与日本绝交，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抵制日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很多东北学生流亡到北平、天津，虽然他们可免学费，但生活无保障，经济上极为困难，王守先立即在同学中组织捐助，救济流亡学生，提倡“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他率先做起，将自己的衣物和伙食费捐出，时临冬季，他把家中给他做的新棉衣也给了东北同学，自己只穿件薄薄的旧衣。那一阵他常在家中找东西，把值钱的卖给走街串巷收旧货的小贩，得到点钱接济给吃饭成问题的同学。当家中为这些事追问时，他总推说是丢了，继母再给他做件棉袄，又说是丢了，因此常挨骂，虽是忍气吞声，但能为流亡同学尽点力，他没有丝毫的后悔。

　　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北平、天津的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接到“大哥病故”的急电，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王守先和同志们万分悲痛，一起筹办邓演达遇难纪念周活动，由张申府拟就“告民众书”，印成传单，在各学校、机关张贴，在电影院散发。因北平的刘奎、邓维亚、周竞西、王宾荪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参加全国干部训练班时和邓演达同时被捕，北平和天津组织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但王守先和同志们没有因此而消极动摇，仍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先后组织过“抗日倒蒋同志会”、“中华抗日同盟会”，开展抗日反蒋活动。王守先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曾遭到冀北政权的逮捕，经组织营救，方得以出狱。

　　1931年秋，临时行动委员会北平组织筹办私立“北华美专”，作为地下活动的场所，王守先积极参加筹办工作，原本一向与父亲疏远的他，为了革命的需要，第一次向父亲提出要求，声称要办一个学校以创业谋生，请父亲帮忙交涉，结果得到了北平东四十一条原安徽会馆（姚家花园）旧址的房子。学校名为美专，培养艺术人才，其实云集了许多抗日爱国人士，是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平津开展抗日倒蒋活动的重要据点。许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参加了校务工作，学校董事长是王经三，教务主任是张牧野，他还请其兄长张恨水担任校长，王守先负责校务，他对内管事务，对外办交涉，全力以赴，不遗余力，王一帆、王大鲁、万芸、曲友诚、申圣羽等都为学校出谋划策，四处奔波，热情极高。学校还聘请了一批知名艺术家任教，如国画大师齐白石不仅来校讲大课，还担任名誉校董，李苦禅、王雪清、于非闇、王梦石等都来讲过课。学校开办了中国画系、西洋画系和美术师范三个系，学生纷纷慕名而来，其中不乏爱国青年，还有一些从东北流亡来的学生。他们刻苦学习，有些还半工半读，在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影响下，他们爱国热情日益增长，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他们有的加入了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些在外地受到迫害的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同志到了北平就投奔到北华美专，在这里就像到了自己的家，这里有温暖的同志友情，有紧张的战斗生活。1932年，“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季方由南方到北平，即避居在北华美专，他住在校长办公室，终日埋头写作，很少出房门，王守先和曲友诚、李君素等同志受命负责保卫，他们每天傍晚至拂晓分成三班值勤，他们深感责任重大，不辞辛劳，明察秋毫、灵活机智地执行任务，确保了季方同志的安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临时行动委员会”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于11月在香港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王守先和战友们以更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了抗日救国活动。这一年，王守先经过组织同意，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当年北平学联在中共的领导下，组织学生进行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爱国大游行，王守先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发动学生向政府请愿，为抗议军警镇压，他参加了卧轨等活动。

抵御外侮英勇献身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紧逼平津，对中国施行全面侵略，全国爱国将士和人民奋起抗敌，王守先和亿万不愿做奴隶的人民一起，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和同志们提出“生爱国土，死爱国土，绝不许日寇占领一寸国土”的口号，积极组织募捐活动，并参加运送物资支援前线。随着平津的陷落，经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华北区组织的决定，大多数成员由王一帆率领撤离平津，仅留少数同志保持组织关系，继续进行地下活动。王守先作为天津方面的负责人，他勇挑重担，要求留守北平，组织上也考虑到王守先的父亲王子刚曾任北洋政府时的国会议员，在社会上可有些掩护作用，所以决定让他留下。日冠攻入北平城后，他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以北华美专为据点进行抗日工作。而这时他才新婚一年，他的妻子是与他志同道合者。王守先相貌堂堂，举止潇洒，才华出众，在学生时代追求他的女同学很多，他曾与一位女中的校花交友，在参加革命工作后，从有益于工作方面考虑，最终选择了一位思想进步的同志作为人生伴侣。以他的学识和能力，以及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完全可以谋个好职业，营造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可是他一直忙于抗日工作，根本没有在家里过上几天安定的生活。

　　王守先和共产党员、民先成员支道三（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一起组织了抗日游击队，转战于北平西郊涿县一带，成为有名的“西山游击队”的一部分，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老百姓的支持下，日军多次围剿都打不进这个地区。但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物资奇缺，王守先的任务是经常进城去联络，筹措经费和物资，他居无定所，行踪不定。这时他的妻子患上了肺结核病，十分渴望能得到丈夫的照料，可是他无法顾及，他知道爱妻对他充满了失望，家中上下也都在责怪，对这一切他只能满含愧疚默默地承受着。可是他非常关心同志，曾多次安排战友隐避在自己家中，请妹妹照顾他们的安全，他特地关照，如果发生意外情况，立刻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梯子，让他们躲藏在与隔壁人家相连的夹墙中。为了筹钱，他变卖了自己的贵重东西，还争取亲朋好友的帮助。他曾以女青年会的名义组织救灾义演，利用在“富连成”戏班中的关系，把叶盛章、叶盛兰等著名演员请来，筹募到很多钱款，为游击队提供给养。

　　王守先经常秘密地来往于敌占区和西山游击队根据地之间，时间久了，终于引起了日寇和汉奸的注意。由于长期的艰苦工作，他身心疲惫，日见消瘦，他的家人深为他的健康和安全担心，他亦感到自己时刻处于敌人的魔爪之下，但没有预料到危险会很快发生。他出门时尽量注意掩护自己，天气渐凉，街上的人力车已装上了棉棚，他坐在里面，能感到片刻踏实，为了安全，他只坐一位可靠的熟悉车夫的车，但这样仍没有摆脱敌人的追踪。1937年11月的一天，王守先坐车返回北华美专，才进东四十一条的胡同，就被一辆突如其来的空人力车撞翻，他跌出车外，撞车人客气地将他扶起来，还连声道歉。王守先心存一丝疑虑，转身步入小胡同，再辗转回到家中，看了看病中的妻子，只说自己很忙，现在住在西城。他嘱咐妻子好好养病，他会来照顾她的，随后又赶回北华美专，匆匆处理了一些宣传品和文件。

　　次日清晨，天尚未亮，驶来了一辆日本军用卡车，下来一群日本宪兵和伪军，气势汹汹地将北华美专团团围住，还带着两条狼犬，由前一天撞车的汉奸带路，杀气腾腾地闯入大门。王守先知道情况不好，立刻在同志们的掩护下，跑到后院墙根，准备翻墙逃走。他还来不及爬上墙头，两条恶犬已疯狂地赶到，撕咬着将他拖下来，随后被日军押上卡车，连同在学校内搜出的抗日宣传品一起飞驰而去。

　　为了营救王守先，党内同志和家属费尽周折四处打听他被关押的地方，在日寇肆意烧杀、滥捕的情况下，打探消息是十分困难的，大家推测可能是在日寇宪兵司令部，因为在那里附近的居民在夜深人静时经常听到受刑者的惨叫声。两个月过去了，仍音讯渺无，他的妻子的病情更重了，带着焦急的心情在寒冷的冬天，孑身一人离开了人世。王守先身陷敌穴，没有实现照顾爱妻的诺言，没能给她一个温暖的家，也没能留下后代。正当家里沉浸在悲痛之中，一天深夜似乎有轻轻的敲门声，声音极低，只有那种彻夜失眠的人才能听见。开门后见来者是一位衣不遮体、素不相识的青年人，他说自己是被日本人逮捕后，因认出牢中一个杂务工曾是邻居，设法将他谎报为死亡，方才逃出来的。这位青年说：“王守先关在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司令部，遭受严刑拷打，逼他供出游击队的情况，由于他坚贞不屈，日寇将他十个指甲拔光。最后放出军犬把他咬得遍体鳞伤，流血很多，恐怕不能久活，须尽速设法营救。”他因敬佩王守先的英雄气概，所以逃脱后即冒险来报信。来人说完，已泣不成声，他不敢留下姓名地址，马上离去。家中人心如火焚，但又找不到门路，去煤渣胡同远远地望着那鬼门关般的日寇宪兵司令部，又如咫尺天涯，无可奈何。

　　后来辗转托到一个在那里供事的人，偷带出来一张小草纸，上面只有一个“速”字，下面签了一个“先”字。王守先写信是有落款只写个“先”字的习惯，至于字迹，歪歪斜斜实在无法辩认其真伪。来者还带了一个人称“二鬼子”的高丽人，此人说他可以向上虚报死亡，而后将王守先弄出来，又说由于王守先受刑很重，不能行动，需由他背出来，因此要在三天之内付给他一笔相当数量的钱。当时家中一时拿不出这么多，只能先付一半，他不答应，由于救人心切，考虑不到许多，王守先的继母四处奔走，托人马上将祖上留下的一处房子草草低价卖出，又借了一些钱，才凑够了数，如期在约好的地点，太平湖附近的城墙根僻静无人处交给他们，约定次日晚仍在此处交人，并且说好必须要有人背来。但是第二天夜晚家人在剌骨的寒风中等了一夜，不见人影。又一连等了三个夜晚，都没有等到。终于知道是受骗了，但又能去问谁呢？事实上，王守先已在半月前牺牲了。

世人永记英雄本色

　　抗战胜利后，王守先的家属才知道他惨死的真相，正如那个从狱中逃生的青年人说的，王守先在被捕后的两个月中数次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竹签插入十指，上电刑┅┅但他始终未吐出一句口供。在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时，惨绝人寰的敌人竟放出狼犬将他活活咬死，身体被撕烂，极为凄惨，尸体也无从寻获。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王守先挺身而出，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了保护组织、同志和亲人，而壮烈牺牲了，年仅28岁。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他和千百万仁人志士一起铸就了血肉的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也谱写了农工党的革命史篇。遗憾的是，由于历经沧桑，他的英勇壮举，在四十多年中从未被宣传光大。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是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对于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也有了正确评价，民主党派中的英雄人物也得到了肯定。王守先为民族解放献身的功绩，终于被扫去厚厚的历史尘埃，1982年起在农工党中央主席季方和王一帆、邓昊明、王大鲁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国家民政部和上海的民政部门经过多方调查取证，于1987年确认王守先是为革命而牺牲。因王守先的父母已去世，他唯一的胞妹定居在上海，所以他的烈士关系划归上海管理，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王守先为革命烈士，王守先的英魂也安息在新建的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中，他的革命气概和民族精神被世人所认识，并为之感动、得到激励，他将永远受到农工党和人民的纪念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