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王定南在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西联络站领导下负责北平统战和情报工作时，因被叛徒出卖，遭到北平日本宪兵队的逮捕，受尽敌人的折磨。出狱后，他积极投人抗日活动，团结一些进步人士做瓦解伪军的工作，并到河南省郏县、宝丰等地收集国民党军队溃兵和地方武装，组织抗日队伍。

1945年5月，王定南在和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主动深入到国民党高树勋部，做争取高树勋的工作，促使高树勋与我军负责同志在火线上见面，推动高树勋与我党建立稳定的友好关系。为争取高树勋部起义，王定南还到黎城向正在指挥上党战役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请示汇报工作，并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在高部成立了党的工作小组，他被指定任组长，做争取高树勋的工作，为争取高树勋率部队起义，他多次穿越火线，转达我党对高树勋的意见，终于使高树勋接受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劝告，停止向解放区进犯，并于1945年10月在邯郸率部起义。

全国解放后，王定南在华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中央内务部任秘书、专员、主任等职，后因实事求是反映大跃进农村中的问题，被认为“右倾”。

1961年调山西任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山西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文革”开始后，他遭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被关押审查达七年之久，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但他始终坚信党会实事求是澄清他的问题。

1977年恢复工作后，他曾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山西省地方志编募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四届、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五届、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因年龄关系辞去省政协副主席职务后，继续从事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工作

1990年9月27日23时零7分，王定南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0岁。他的逝世深为各界人士所悼念。

全面抗战爆发前王定南在萧明领导下在北平从事情报和上层统战工作。七七事变后，王定南奉命留在北平继续工作。王定南还联系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中国大学图书馆主任许宝骥（后任王克敏的机要秘书）、宝商银行经理王泽民、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和俄文教授王之相等2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和一些国际友人，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王定南情报联络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1938年王定南担任北平特委书记，受中共特委系统领导。他在任期间，中共北平特委领导组织了秘密的北方抗日救国会。该会由北平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其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为根据地募捐；向根据地输送抗日青年学生；为根据地或游击区购买物资。在王定南的领导下，中共北平特委和北方抗日救国会积极开展工作，北平党组织还动员青年学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英国驻华大使柯尔从重庆到北平，曾要求会见王定南等人。王定南向柯尔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柯尔则向王定南提供了一些情报。在此期间，王定南又曾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写了驳斥近卫声明的文章，译成英文后由路透社发出。

1940年7月，党内交通员黄寰宇被捕。王定南在黄的住处被捕。在狱中，两人彼此示意互不认识。王定南承受严刑拷打达一周之久。严刑下王定南咬紧牙关，坚持不肯出卖党的秘密。他通过出狱的难友给家里捎信，家里才知道他被伪警察局逮捕。党组织四处托找关系，终于把他营救出来。王定南出狱后遍体鳞伤。他在家养伤时，部分工作由其妻子唐宏强联系。

1942年王定南再次被捕。在狱中，王定南曾设法向外传纸条通知他所联系的人躲避。1943年上半年，统战爱国人士王泽民等人积极努力将王定南营救出狱，但王定南仍在日军监视下生活，和日本特务住在一个院子里，被捕时家中被搜出的钱也不发还本人，只能在日本特务控制下使用。在这里，每隔几天日本宪兵就来逼他说出市委组织和其他未暴露的地下党员。而王定南依然态度坚决，不肯出卖党组织。当时王定南因在狱中受到残酷折磨，腿疼病发作，行动困难。此时孙殿英已成为国民党新5军军长，并卖国投敌，住在北平。王定南利用过去的交往，请孙殿英帮忙。孙殿英为给自己多留条后路，除供给王定南夫妇生活费外，还给监视他们的日本特务和日本宪兵送钱，因此日本特务的监视松懈了一些。这期间王定南在孙处认识了一些伪政权头目，对他们进行抗日宣传，并和救国会成员取得联系，同时积极治疗腿病，计划乘敌人不备时逃走。后来日本宪兵扬言要再次逮捕他，王定南于1944年4月中旬乘孙殿英返回防地河南新乡时，混在孙的随从里逃离北平。王定南走后，敌人到家里打探他的去向。因为新乡仍然是敌人的势力范围，唐宏强赶到新乡告诉他后，孙殿英便不敢再掩护他了。日军进攻中原后，国民党军队溃败，民团、土匪蜂起，孙殿英的旧部豫西丁某来请孙收编部队。日本人不准孙殿英扩充兵力，孙便介绍王定南随丁某到豫西躲避。

王定南到豫西后，想收集那里的武装以便为共产党扩大军事力量。1944年7月，河南人民自卫军成立，王定南自任总司令，约六千人，号称两万。部队成立后，日军感到这是对他们的威胁，因此派出装备精良的部队攻击他们，一直把他们赶到南召境内。仓促间，王定南和共产党组织接不上关系。此后，王定南夫妇被押解到镇平大榆树国民党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处。王定南了解到高树勋过去参加过抗日同盟军，抗战开始后与共产党有过联系，并受到蒋介石嫡系的排挤等情况，便要求与高树勋见面。会面后，王定南与高树勋畅谈了抗日同盟军的情形，因而高树勋对他的政治倾向有了非常明确的了解。他劝高树勋跟随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才有前途。高树勋表示同意。

1944年冬，王定南冒着大雪被送往汉中，由一个调往汉中的高射炮连捎带押解。途中，王定南积极拉拢一个叫费永寿的国民党军佐。1945年3月王定南出狱。第一战区长官部分监部的吴仲行和他的秘书都是蓝衣社分子，他们认为王定南在河南有号召力，劝他参加蓝衣社。王定南自称是读书人，任何政治活动都不参加，尤其不愿受党派组织的约束。吴仲行及其秘书见他决心不参加蓝衣社，就故意刁难他，叫他找三个校级军官担保才能离开该分部。费永寿赞成他拒绝参加蓝衣社，给他找了三个校级军官。但吴仲行又提出，“你到哪里，必须由那里来电报叫你去。”他给高树勋去电报，高来电要他去，吴仲行这才允许他离开汉中。1945年4月，王定南离开汉中返回河南。5月份，王定南在伏牛山下镇平的高邱镇见到了高树勋。从此，俩人结为生死之交。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王定南积极劝说高树勋反正，二人联手谱写了一曲彪炳史册的邯郸起义的壮举。

抗战期间，王定南情报联络组获取了不少日伪情报，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军区领导机关领导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提供了重要的行动参考资料。王定南在抗战时期的经历颇为传奇，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华北大地，他几次被捕入狱，甚至濒临被枪毙处死，仍然保守党的秘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英勇气节。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为华北的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统治集团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蓄谋发动内战，调集大批军队抢占战略要点和交通要道，欲分割包围我解放区。国民党军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充当内战的急先锋，命令所属的第19军等部队1.7万余人抢占长治地区6座县城，又增调2个军6个师向南侵犯，直接威胁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安全。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对阎锡山部队发起反击，取得歼敌3.5万人的胜利。

上党战役后，蒋介石又派国民党军第11战区孙连仲的第30、第40军和新编第8军约4.5万人，在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率领下于河南新乡集结，企图打通平汉线后继续北上。

平汉铁路是贯穿南北的大动脉，如果被打通，将严重影响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推进。为迟滞国民党军队北上，中共中央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并强调“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刘、邓审时度势，制定了“政治仗”与“军事仗”相结合的作战方针，确定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为“政治仗”的突破口。

高树勋属西北军系，在蒋介石重嫡系轻杂牌军的倾向下，长期受到排挤，反蒋情绪浓重。他曾在我军帮助下几次脱险，对我党和军队心存敬佩。

1945年8月，高树勋派参议王定南(中共地下党员)奔赴太行，希望与共产党、八路军建立联系。9月中旬，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黎城县向王定南详细了解了高树勋的情况，决定组成以晋冀鲁豫军区参议室主任申伯纯为首的争取高树勋工作组。

19日，刘、邓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高树勋愿与中共合作的意向，同时提出：“要充分利用他们与蒋矛盾，争取中立，以便专力对蒋。”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9月底，国民党军第30军、第40军、新编第8军等先后到达河南新乡，加紧北犯准备。高树勋打算率新编第8军单独北进，并于10月初派王定南带信面见刘、邓。在信中，高树勋表示全国正需要真正之团结，以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希望奉命挺进石家庄的沿途，得到我军支持。同时，他通过王定南向我军提供了国民党军队华北作战的有关情报。

10月8日，刘、邓指示申伯纯并报中央军委，提出对高树勋采用争取中立的方针，并经过他联络西北军，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如果只是高树勋部北上，可放过，但需按我军指定路线。10日，中央军委复电刘、邓：“要和高树勋商谈，应以一切办法推迟其北进，而不宜予以北进。如其在反蒋行动上有所表现，我当可予以适当之援助。”

14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第11战区出发北上。17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诸同志，指示运用上党战役经验组织好平汉战役。晋冀鲁豫军区集中第1、第2、第3纵队及太行、冀南、冀鲁豫3个军区共6万人，另外动员10万民兵，决定对敌军给予严厉打击。25日，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已将国民党军第30军、第40军、新编第8军全部包围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袋形战场。

26日，刘、邓再次会见王定南。邓小平明确表示，党中央指示要阻止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上，望高树勋将军就地起义，配合我军完成任务。刘伯承强调，当前正是摆脱蒋介石集团、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希望高树勋当机立断。

王定南紧急赶到马头镇向高树勋传达刘、邓意见。此时，新编第8军被我军围困，内缺水粮、外缺增援，军心不稳、士气低落。高树勋深知继续打下去可能全军覆没，同意就地起义。

27日，刘、邓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前往商谈起义事宜。李达与高树勋是西北军旧友，他向高树勋详细分析了目前形势，以“五原誓师”“宁都起义”等激励高树勋加入人民阵营中来。听了李达的话，高树勋打消了顾虑，当即表示：新8军同意起义。高树勋又提到起义部队的番号、起义官兵的安置等问题。李达答应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后，一定妥善加以解决。28日，刘、邓听李达汇报了争取高树勋起义的情况，当即写信给高树勋，对他准备退出内战、宣布起义的行动表示欢迎。为消除高树勋的后顾之忧，刘、邓妥善安排新编第8军军官家属及时转移。同时，原定于28日夜进攻新编第8军的计划改为佯攻，集中力量攻击第40军，钳制第30军。

30日晚，高树勋率国民党军新编第8军在河北邯郸马头镇宣布战场起义，以通电形式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退出内战前线。高树勋起义导致敌军兵力骤减，部署出现缺口，军心动摇，大部被歼，平汉战役胜利结束。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高树勋起义意义甚大。”2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刘、邓转高树勋：“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11月4日，中央军委发电《对西北系和东北系部队展开军运工作》。晋冀鲁豫中央局为扩大高树勋起义的政治影响，向全区党政军民发出通知，要求采取张贴标语、口头宣传等形式，特别是在敌军行进线路上，广泛宣传高树勋起义行动。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制止内战的无限期延长。”

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正式提出开展“高树勋运动”，并明确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1946年5月22日，针对国民党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的指示：“全国性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各地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以便能配合军事上的自卫斗争，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

以瓦解敌军为目标的“高树勋运动”在全党全军迅速展开。一是各地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二是进行全面动员，配合军事打击，有打有拉，逐步争取；三是制定和严格执行对起义部队、人员和俘虏的政策。

10月30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号召国民党广大官兵仿效高树勋，站到人民一边。文章指出：“高树勋运动已经成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广大官兵的旗帜，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必然会与解放区军民的抵抗，蒋管区人民的民主运动鼎足而三，这三个潮流汇合一起，必然会直接造成反动派的军事失败，有效地恢复全国的和平。”

在高树勋运动的带动下，除邯郸战役中争取新编第8军起义外，在这一阶段共有30余起11万人起义或投诚，给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以沉重打击，对人民军队的胜利起了积极配合作用，也为全面内战爆发后继续争取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打下一定基础。

王定南参加革命的60余年，是战斗的60年，是勤奋为党和人民事业工作的60年，他是有大功于人民的。在战争年代里，他较长时间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壮大党的力量，发展党的统一战线，争取社会上层人士和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支援抗日战争，冒着生命的危险深人敌人的内部做瓦解争取工作，以及输送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参加抗战，在敌占区掩护党的负责同志，搜集敌人情报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尤其是他推动高树勋率部起义，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

全国解放后，他勤奋忘我地为党工作，不论从事民政工作，还是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都能坚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他仍然不断深人基层，调查研究，反映基层情况，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工作。他较长时间地主持了省文史馆的工作，为团结党外人士，抢救整理山西史料，他主持了《地名知识》，并创办了《文史研究》等刊物，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他的勤奋忘我工作精神是令人钦佩的。王定南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曾两次遭到敌人的逮捕坐牢，也曾受过党的“左”倾错误的审查，坐过较长时间的冤狱。但他都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不怕困难和挫折，深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尤其是在受到左倾错误的审查、坐免狱时，他能够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