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3 11:15
王徽是高丽显宗的第三子，母为元惠王后金氏，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初一出生于高丽开京。太平二年（1022年），被封为乐浪君。太平十三年（1033年），被任命为内史令。重熙十五年（1046年）五月十八日，高丽靖宗病死，王徽奉遗诏继位于柩前。重熙十六年（1047年）九月十一日，他被辽兴宗所遣使臣宋璘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兼侍中、上柱国、高丽国王，食邑七千户、食实封一千户，兼赐“匡时致理竭节功臣”号。辽道宗即位后，先后于清宁元年（1055年）、清宁三年（1057年）、咸雍元年（1065年）三次加封王徽，累进为匡时致理竭节资忠奉上守正保义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上柱国、高丽国王、食邑二万三千户、食实封二千三百户。
王徽在位年间，治国有方，高丽王朝政治较为清明，经济高度繁荣，处于太平盛世的局面。王徽还大兴文治，任内佛教、儒学、美术、工艺等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首先是佛教在高丽全国大盛，不论是地方或中央都有参与发经及讲课的活动。王徽用了十二年的时间修建了兴王寺，显宗以来持续了七十年之久的《大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刻版工作也在王徽在位年间完成。咸雍三年（1067年），信奉佛教的王子王煦（义天）在兴王寺出家为僧，受封大觉国师，此后王煦又刻《续藏经》四千余卷。其次，儒学也有发展，私学兴起。王徽在位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儒臣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王徽不仅崇尚佛法，也提倡儒学，曾亲临国子监并对孔子行再拜之礼。
另一方面，王徽提拔外戚李子渊，纳其三个女儿为妃，虽然给他生了十三个儿子，一改族内婚导致的子嗣稀少的状态，但也埋下了高丽后来动乱（李资义、李资谦之乱）的隐患。
王徽在位年间，还积极发展对宋关系。早在清宁四年（1058年），王徽便下令在耽罗、灵岩等地采伐木材，准备造大船，以便恢复与宋朝的关系，但朝臣因顾忌宗主国契丹而反对，故不得已作罢。后来宋朝商人黄慎奉发运使罗拯之命，于咸雍四年（1068年）和咸雍六年（1070年）两度来高丽，拜见王徽，试图恢复丽宋关系。王徽大喜，遂顺水推舟，于咸雍七年（1071年）派遣民官侍郎金悌从登州入贡宋朝，恢复了中断40年之久的丽宋关系。金悌此次入贡宋朝，向宋朝进奉了大量财物，宋神宗也因此下了五道敕令称赞高丽。
此后，王徽四次遣使入宋，宋神宗也在大康四年（1078年）派安焘、陈睦访问高丽，宋使回国前，文宗向宋使赠送了大量礼物，多得连船都装不下，于是安焘等人就请求把礼物换成银子，文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由于换的银子太多，使得很多高丽人都对宋使有怨言。翌年又应高丽请求派王舜封等来赐药材，并在文宗死后专门派杨景略、钱勰等来祭奠、吊慰。高丽联络宋朝主要是出于制衡辽朝和吸收宋朝经济、文化的需求，而宋朝厚待高丽则出于“联丽制辽”的目的，预备在将来攻辽时取得高丽配合。在此期间，还有多达15名的宋朝人入仕高丽，文宗时的高丽也获得了“小中华”的美称。
王徽晚年罹患风疾，曾请医于宋朝和日本。宋朝派医官邢慥等人给王徽治病，日本则拒绝，并指责高丽使用“圣旨”字样的不当。尽管如此，王徽还是大康九年（1083年）七月十八日病逝于开京重光殿，死后庙号文宗，谥号仁孝（后加谥为刚正明戴章圣仁孝大王）。太子王勋继位，是为高丽顺宗。
文宗一般被视为高丽王朝的一代英主，高丽在他的统治下进入了自太祖王建开国以来最繁荣强盛的时期。高丽仁宗朝的大臣林完曾谓：“至如文宗之遗风余烈，距今未远，时或闻先生长者之言，不觉泪下沾襟。观其躬行节俭，进用贤才，名器不假于匪人，威权不移于近昵。虽戚里之亲，而无功者不妄赏；左右之爱，而有罪者必加罚。宦官、给事择其谨慎少壮者，不过十数辈，以备洒扫。属内侍，必选其功劳才能者，不过二十余人。所司庶官，各竭其能，冗官省而事简，费用节而国富，故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家给人足，时号太平，此我朝贤圣之君也。”
高丽后期文人李齐贤亦基本上同意林完的看法，并补充说文宗时“宋朝每锡褒赏之命，辽氏岁讲庆寿之礼，东倭浮海而献琛，北貊扣关而受廛”，但同时以儒家的立场批评文宗的崇佛：“独其徙一畿县，作一僧寺（指兴王寺），侈峻宇于宫阙，侔崇墉于国都，黄金为塔，百物称是，殆将比拟萧梁，而不知欲成人之美者，叹息于斯焉耳！”
朝鲜王朝大臣郑麟趾等编修的《高丽史》评价文宗说：“王幼聪哲，及长，好学善射，志略宏远，宽仁容众，凡所听断，不复遗忘。”
宋使徐兢评价文宗“忠顺循理，知尊中国，馆待使华，礼意勤厚，至遇贾人，亦有体貌，治尚仁恕，享国久长宜矣”。《宋史》评价文宗“治尚仁恕，为东夷良主”。
韩国当代史学界总结文宗时代“在位37年中大力整备文物制度，通常认为这一时期是高丽的黄金期。从佛教、儒教到美术、工艺等全方位的文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在继承新罗文化的同时吸收宋朝文化，才使高丽文化的创造性形成成为可能的事。”
高丽文宗王徽与北宋关系友好，他常诵《华严经》，祈祷来生投胎中国；又曾梦见北宋都城开封，“备见城邑宫阙之盛，觉而慕之”，乃作诗《上元夜梦至汴京观灯》以纪其事，诗曰：
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
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
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和庞元英的《文昌杂录》均载此诗，文字略有不同，前者称是王徽所派高丽使臣对馆伴张诚一说的，后者说是王徽写给宋朝船工傅旋，然后由福建路转运使张徽上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