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唐书·李商隐传》载：“（开成）三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明年，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开成四年（839年），令狐绹不省陈情，使李商隐沉沦使府，从此远涉天涯，永无还朝的希望，恍如隔世之人，无异于昭君出塞，一别长绝。故诗人托王昭君以自寓而作此诗，诗或大中二年（848年）桂州返京溯江入蜀，途经秭归昭君村作，或晚年咏史之什，无可定编。

王昭君的故事，是中国历代诗人爱用的题材，其主旋律可用“昭君怨”三字概括。当然，诗人咏昭君，主旨也不一样，都是借题发挥。李商隐这一首《王昭君》，意在讽刺汉宫，同时又借王昭君以致慨。

其一，关于讽刺汉宫之喻意。首二句讽毛延寿，为讽刺汉宫作铺垫。后二句以“马上琵琶行万里”点明“昭君怨”，也是为末句作铺垫：“汉宫长有隔生春”才是诗人的重点。有汉宫，才有毛延寿式的画家；有汉宫，才使昭君马上琵琶，行程万里；有汉宫，就会有昭君式的悲剧。全诗重点正是讽刺汉宫的绝灭人性，是“隔生春”的地狱。中国历代多悲剧，故文人尤喜咏昭君。石崇的《王昭君词》重点在同情昭君的命运：“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杜甫的七律《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亦是如此。大约有了杜甫此作，故李商隐不作同类之诗。他的《王昭君》就把讽刺矛头对准了汉宫。“汉宫长有隔生春”，“长有”两字，表明了李商隐对宫廷中的悲欢离合有超出常人的见识。诗人从王昭君的命运，已认识到汉宫“隔生春”的本质。这与《红楼梦》中元妃省亲时所说宫廷“不是人去的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李商隐之后，王安石写过《明妃曲二首》，企图为明妃翻案，“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似乎王昭君的命运比阿娇好。其实，这一案翻得不好，阿娇的悲剧，是王昭君悲剧的另一种形式而已。阿娇、昭君的命运，都证明李商隐“汉宫长有隔生春”的说法。

其二，借王昭君以致慨之意。毛延寿之颠倒妍媸，蔽贤欺君，恰如商隐所遭遇党人之各私其党、排斥异己、打压贤能。首句言毛延寿画工“欲通神”，借指牛党中如令狐绹辈“言能通天”。二句明言毛延寿贪图黄金，实为感叹令狐绹只为一党之私利而不能奖拔贤才。三句以明妃自况，言己之沉沦使府，桂管、徐州、梓潼，一生漂泊，于今又往返江东，不啻万里明妃也。四句言明妃生前之艳容尚留汉宫，然为人省识、珍惜，当在隔世之后。自己今生今世已无望于朝籍，唯“声名佳句在”，或来生隔世而为人所知也。“隔生春”一句无论理解为青冢上的草色，还是长留汉宫的“画图春风面”，关键在“隔生”词。昭君死后坟上方生春色，可指诗人才华当世无人赏识；若谓“春”乃“春风面”之意，那么春风面在当时宫中无人赏识，必待人去魂消方受重视，两者所指不同而所喻无异。这不仅是昭君的不幸，也是一切志士才人的悲剧。“声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张”（《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借王昭君故事，李商隐发出了自己的感慨。

清·程梦星：此亦致慨于排挤之人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卷中）

清·冯浩：借慨为人所摈，语意显然。（末句）谓怨魂终古矣。（《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三）

清·屈复：即斩画工，何救于万里之行！蔽贤者犹是也……“长有”二字可玩。（《玉溪生诗意》卷七）

清·姜炳璋：此义山暮年省悟之候，使昭君得幸汉宫，不过一生春耳，今则世世想见其颜色也。画工福昭君者大矣。此诗不怨绹，不怨谮已于绹者。（《选玉溪生诗补说》）

清·姚培谦：（末句）此从老杜“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一联翻出。（分体笺注《李义山诗集》卷十六）

清·纪昀：四家（按，袁虎文、杨致轩、何义门、田篑山）以为鄙也。（《抄诗或问》）

清末民国初·张采田：赴职梓潼，托昭君以自寓也。令狐不省陈情，使之沉沦使府，从此汉宫有长隔之痛矣。巫山有昭君村故云。但分朋党，不奖孤寒，从此万里羁游，汉宫有长隔之痛矣。岂独为昭君致慨哉！以昭君寓意，不觉其鄙浅也。（《李义山诗辨正》）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唐文宗年号，836—840年）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讽时政，无题诗很有名。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太多，意旨隐晦之病。与温庭筠合称“温李”，与杜牧并称“小李杜”。有《李义山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