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任南京军事学院外军教授会副主任，后任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

1958年2月8日王晏清等139名原国民党起义军官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王晏清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5年起，当选为南京市政协第一至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3年作为特别邀请人员，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任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兼任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1992年12月12日在南京病逝。

以下内容均转引自王晏清所写回忆文章内容，为表述内容完整和通顺，此处未就人称等进行调整。

淞沪战役以前，王晏清是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司令部中校参谋，正在陆大十五期学习。淞沪战役开始时，罗卓英打了个电报给王晏清，临时调王到前线参加淞沪战役。接到电报后，王即赴上海前线，参加了罗店战役。以后，日军从金山卫登陆，绕到中国防线后方，国民党军队就全面撤退了。在撤退的过程中，得知罗卓英奉蒋介石的命令，任南京卫成副司令长官，协助司令长官唐生智守南京。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王晏清同罗卓英到了南京，王住在南京铁道部的长官部。唐生智的长官部就设在铁道部里。罗未住在这里，有时来这里办公。

大概是十二月十日，王晏清陪同罗卓英到前沿阵地去视察。沿途经过山西路、鼓楼、大行宫、新街口一带，眼见十字路口都在构筑工事，工事都用沙袋堆起，是准备巷战的。那时，日军的飞机正在向中华门投弹，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沿途商店都关门停止了营业。中华门附近，很多房子被炸塌了，远处传来老百姓的嚎哭声，撕心裂肺。其后，从中华门的东侧登上城楼，发现附近有一些战士的尸体，这些战士都是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的，尸体倒卧在路旁，个个咬牙切齿，怒目而视。他们还没有打败日寇，就为国捐躯了。

罗、王等人刚登上城楼就遭到日军狙击手的射击。他们沿城墙边走到城门附近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有一股日军在城外行动。同时听到密集的机关枪声音；也看到了我军的人在运动，知道城外还有我军在同日军激战。第八十八师的军官告说是他们的一个团。正说话时，枪声异常激烈，这个部队与日军成拉锯状态。

回去后，罗卓英说：“南京是先总理葬身之所，如果不战就放弃是耻辱，我们有何脸面见先总理于地下呢?所以必须同敌人决一死战。”他又说，要守住城，必须以城为依托，牵制敌人，以城外部队进行机动，里应外合才能守住城。今天南京是个孤城，城外除紫金山有我们的部分部队外，没有大部队集结，只能利用城墙为依托来消耗敌人。因此，我们守城是持久防御。他还说，我军将土是勇于杀敌的，但我们的守城部队粮弹都缺乏，因此，守南京是仓促的，草率的。要守到哪一天，还要看委座的决策。罗卓英后来又说，人生总有一死，我们死在南京，葬身钟山之下，必为后代所敬仰，还可以教育后人。他是暗示要与南京共存亡。

到了十二日上午，罗卓英突然要王晏清到江北去联系，了解一下江北友军的情况，究竟还有哪些部队。王一到下关就发现了大问题。王晏清找到海军舰队司令欧阳格，对他说明王晏清要到江北去的意图。他说好是好，就是现在没有船。王晏清说：“下关没有船，将来部队要撤到江北怎么办?”他支支吾吾也没有说清，只是派了只小火轮给王晏清，送王晏清过江。当时江南有很多伤兵没船过江。事后听说蒋介石下了命令，要南京的部队突围，只许卫戊司令长官部的人员从下关渡江，其他部队都要执行突围命令。

但是，在撤退过程中，绝大多数部队没有执行突围命令，一齐拥向下关。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执行长官部命令，除长官部人员外，一律加以制止，退到挹江门的部队与第三十六师发生冲突，被打死、踩死的人不少，但还是制止不住。

在下关的江边上，人们纷纷抢先过江，有的用木盆、门板渡江，江面上人头点点，像野鸭子一样。有的蹲在木盆里，有的趴在门板上，悲惨之状目不忍睹。

十四日王晏清到了滁县，罗卓英也到了。王晏清随他到醉翁亭开会。不久唐生智也来了。大家刚一坐下来，唐生智就叹了一口气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又说：“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他叫把运输司令周鳌山找来，唐一见周就把桌子一拍，桌上的茶杯都跳起来了，他大声喝道：“你干什么的!你把我的几千伤兵都丢在江那边被日本人杀了!”周鳌山吓得不敢讲话，支支吾吾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情况变得太快了，我有什么办法?”唐生智又喝道：“枪毙你!”周鳌山呆若木鸡，后来低着头走了。

这时罗卓英向唐生智告别，回十九集团军去了。王晏清也离开了罗，回陆大第十五期学习。

（转引自王晏清：《我随罗卓英参加南京保卫战的片段回忆》）

1948年8月中旬，蒋介石突然来电召见王晏清（在王晏清的另一份回忆文章中，其受蒋介石召见的时间记为1948年9月，但王晏清八月即已任97军军长，故应为8月受到召见。相关记载参见王晏清：《南京首都警卫师起义的回忆》，载《江苏省文史资料集萃 军事卷》，第311页。）

王晏清专程南下，按时赶往黄埔路“总统官邸”，觐见蒋介石。

蒋介石：“你从哪里来？”

王晏清：“从北平来。”

蒋：“你的部队在干什么？”

王：“部队是新招到的北方失学失业青年，正在整训。”

蒋：“你没有当过师长？”

王：“是的，是的。”

蒋“你回去吧！听我的命令！”

这次召见就算结束了。

蒋经国正在门口代替他父亲送客，王晏清对他寒暄了两何：“蒋主任（他原是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好久没见了，可好！”蒋经国点名要调王晏清到南京任师长。

王晏清回到北平不久，就接到国防部的调令，调到南京任第45军97师师长。蒋任命王晏清为第97师师长，是有他的着眼的。主要是王晏清一直在他的嫡系部队18军工作，抗日战争末期又在青年军工作，当过三年多副师长（有两年多是整编师副师长），在副师长职中是比较资深的。由于97师是蒋军中的御林军，所以师长一职，必须慎重选择，由蒋亲自决定。王晏清到职后，第45军军长赵霞私下告诉他：“97师师长一职，国防部一厅签呈了好几个人，总统都没有批。”

原来97师是由以下三个团组成的：289团，它的前身是军委会警卫团，直接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工作，290团，前身是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部长时的警卫团，直接负责陈诚的警卫工作，291团，前身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警卫团，后来顾祝同任陆军总司令，又改为陆军总司令部警卫团，直接担任顾祝同的警卫工作。蒋介石把这三个团编在一起，组成首都警卫师，由总统府侍卫长石祖德兼任师长，平时担任“总统官邸”高级官员住宅和重要仓库的警卫工作，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看家部队。

1948年8月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全面失利，兵员补充，供不应求。首都防务捉禁见肘，才不得不把这支御林军改编为野战军，与102师合编为第45军，负责南京近郊的警备任务。归首都卫成总司令张耀明指挥。（王晏清：《御林军的起义枪声》）

（以下为王晏清回忆文章，为保留会议内容原貌完整性，此处直接引用）

1948年8月，我调到南京接任第九十七师师长以后，不时到母舅邓昊明家叙谈。那时国民党政府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恶化，已显示出政权不能维持很久的迹象。我和邓对形势的估计也是相同的，后来经过邓的介绍，与地下党的同志发生了联系。从李益之同志那里，我了解到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知道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我表示愿意辞去国民党的职务，投奔共产党，因为我看到国民党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党的同志帮助我，说应当从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出发，考虑率队起义。我接受了这个意见。过后，我又会见了地下党负责同志史永，他勉励我说，党对我立志起义的事很重视，要我努力作出贡献。史又谈到党对起义人员很优待，只要对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些话，都给我很大的鼓舞。

李益之传达党对我的指示.“1.在解放军渡江时开放江防正面60华里，迎接解放军渡江；2.希望能以强有力之一部兵力占领下关，阻止在浦口的第二十八军向江南撤退，以便在江北岸歼灭该军；3.同时以一部兵力占领飞机场，断绝国民党的空运，使其重要人员和物资不能乘飞机逃走。”

为了执行党交给我的任务，我曾与本师知心的同志进行了研究，决定当解放军迫近江北岸时，派人与解放军联系，以免误会。又决定当解放军渡江时，命令各团不许开枪射击，待解放军安全渡江后，本师即以一个团开到下关并向浦口开炮轰击，使国民党第二十八军腹背受敌。此外，还决定以本师另一个团开到飞机场断绝国民党空运；同时师司令部直属部队和另一个团，即开入南京城，扫清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保护文物仓库物资和市民生命财产，以迎接解放军进城。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从私人谈心着手，进行组织起义的工作。1948年12月间,我发现二八九团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健中头脑清楚，有正义感。我便到他们团部和他们谈起心来，他俩对当时贪污成风，上下争利，滥发纸币，物价飞涨的情况表示不满，对“共”军事亦无信心。我们彼此的看法一致，从此便结成知心的密友。在师司令部，我也和一些同志谈心，所见也完全相同，从此我就不感到孤立。关于起义计划我们都共同商量进行。

1949年1月，我在一次全师连长以上军官的集会中讲到，抗战胜利后再打内战毫无意义，现在虽有长江天险，也无必胜把握。有些军官听了我的话，认为是真心话，但有些顽固反动分子便大不以为然，并把我的话密报卫成总司令张耀明那里。此外，我为了争取一些友军共同参加起义，又冒失地派参谋赵昌然找他的知己朋友联系，以便在必要时能采取一致行动。赵便向宪兵部队进行工作，策动宪兵部队归我指挥。结果宪兵部队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张耀明。

我想，为了进一步取得国民党的信任，最好能同解放军发生一次小规模的战斗，打个小胜仗。杨镇洲、邓健中等同意我的意见。我命令本师在江北的部队，派侦察人员迅速察明江北解放军的活动情况。2月中旬，我得知解放军山东子弟兵团有部分人员在桥林镇（距江边20华里）附近活动，便于2月20日向桥林镇发动一次假扫荡，军长赵霞不知究竟，还商请了海军派舰协助渡江。2月19日夜，进攻部队均到达江北七坝集结完毕，当夜各部队开始前进，于20日挑晓到达桥林镇附近。突闻左翼传来炮声，知道邓健中营的迫击炮已开始射击。原来邓健中指挥之突击营接近桥林镇时，即发射迫击炮弹一发，用意在于“通知”子弟兵团迅速撤退。不久，右翼的突击营和由正面进攻的杨镇洲所部也开始射击，发出稀疏的枪声。我在桥林镇南侧用望远镜观察，看到子弟兵团部队纷纷北撤。20日上午6时战斗停止，双方无伤亡，但俘获子弟兵团战士七名。20日上午，我的部队即由军舰协助撤回江南。我找了几位被俘的战士谈话，了解到他们是到桥林镇来采购粮食，因脱离主力太远，警戒疏忽而被俘的，后来他们都安全脱险了。此时我即呈报军部和卫戌总部云.“我师扫荡桥林镇，共军坚决抵抗，激战一小时，敌被迫撤退，击伤击毙共军多人，俘共军七人，缴获步枪数支及手弹数十发。”

1949年3月上旬的某一天，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集合师长以上的高级军官讲话，他谈了一些反人民战争的形势，说京沪一带有几十万大军防守，又有长江天险，共军既无海空军，插翅也难渡…随即他又板着面孔说：“现在我们内部有人思想不稳，对共无信心，我们大家一齐到中山陵总理灵前去宣誓。”我听了大吃一惊，即把这些情况通知李、邓，要他们提高警惕。他俩不久即赴上海隐蔽。

1949年3月23日，南京卫成总司令张耀明集合第四十五军营长以上干部讲话，宣布第四十五军军长赵霞撤职，遗缺由卫成副总司令陈沛兼任。张在讲话中含沙射影愤惯地说：“我们军队中有这样的军官，革命志气消沉，在干部中散布失败情绪，瓦解军心，替共产党作宣传，不愿干就给我滚，决不容许在内部揭鬼！”他圆睁双眼，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接着又怒气冲冲对我说：“王师长，今晚到我家里去，我有话和你谈。”中午举行会餐，我和陈沛、赵霞同在一桌，赵霞在席上痛哭流递，诉说他过去如何忠于职守，立了不少汗马功劳，蒋总统赏识了他委以军长重职，今大敌当前，正图立功报效,不料无故被撤职，怎不痛心。我单独和赵霞谈话，对他的撤职抱不平，又安慰他一番，赵便把我当作知己，他告诉我：“你有个参谋赵昌然，在外边乱说，你要注意！”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他泄露了机密。

张耀明约我谈话的时间临时改在次日8时，地点也改在总司令部。届时，我到了总司令办公室，只见警卫森严。我在室内站立了不久，张耀明就迈开大步进来了，他一见我就大发脾气说：“我过去把你当小老弟，现在看来，你不是人！”我早已心中有数，但只得缓和地说：“我犯了什么事？”他气愤地递给我一张纸条说：“你自己做出来的事，还不知道吗？你看看就知道了。”我接过纸条细细看了几遍，心中砰砰直跳，纸上写着：“王匪晏清受共产党金条收买，丧尽天良，密谋叛变，该匪在部队中散布不满，素乱军心，并派参谋赵昌然发动宪兵部队参加叛变，允许发给宪兵部队枪支和符号，更企图占领飞机场，捉捕我军高级指挥官·····”我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于是情急生智，抓住特务控告唯一不正确的论点提出申辩：“如果这个密告是事实，我确受了共产党的金条收买，请提出证据，并立即派人到我家搜查，如有金条,甘愿法办。”他接着说：“你集合军官讲话，说什么这个仗打得没有意义，你当师长能这样讲话吗？”我只得委婉地解释说：“由于那次讲话的情绪不好，发了几句牢骚，如果真有什么坏意，我会这样愚蠢集合大家公开宣传吗？”张此时火气似乎小了一些，我又奉命打电话给赵昌然，叫他来司令部。张见电话接通了，即起身离去。临行要我在他的办公室等候，非有他的命令不得离开。这时我想破门而去，但窥见门外已布置宪兵岗哨，就没有鲁莽从事。

我正在室内胡思乱想时，忽然副总司令覃异之走进来，面色和悦。我向他诉说：“我在十八军工作多年，是陈诚、罗卓英的老部下，希望你主持公道。”他笑而不答。不一会，赵昌然进来了，我以目示意，暗示情况严重。随即我把他介绍给覃，覃立即把他领到室外别处去询问了。

中午，就在总司令办公室吃了午餐。下午5时，覃异之对我说：“你回家去等着，随传随到。”我到大门口，不见司机，我要卫士去找，覃异之赶到大门口催我快走。事后了解，覃接汤恩伯电话要把我送老虎桥监狱，覃回答汤说：“王师长已走了。”

我急忙坐上自己的吉普车返家，经仔细观察寓所，未发现特殊情况。当即令司机检查车子，加足汽油，五分钟后就离家驶往驻地在车中，我作了提前起义的思想准备。

当日下午6时，我抵达江宁镇师部。7时许，我召集杨镇洲、邓健中等密议，我把赵霞撤职和我被软禁的一切经过告诉了他们。他们也认为只有提前行动。我又找来警卫营长叶宏昌、主任参谋黄克栗、军需王道一、中校附员萧汉杰等告以立即起义的意图。但叶宏昌说，匆忙渡江参加共产党不是好办法，第一渡江困难，其次共产党不一定相信我们，不如把部队带到我的家乡太湖一带去打游击，创造独立局面。萧汉杰听说要起义，吓得面色惨白，不知所措。他说这样的大事要郑重考虑。杨镇洲听后就暴跳起来说：“这家伙在泼冷水，先把他押再说。”我立即为他解释，说他是我小学中学和军校的老同学，胆子小，但不会坏事的。接着王道一说：“现在已到月尾，军需主任已到城内去领薪饰和主副食去了，明天就可回师部，要渡江也要等到明天再说，不然主副食都成问题。”黄克栗则主张立即渡江起义。我又和少校参谋施新汉、胡达修个别谈话，他俩表面赞同，内心犹豫。最后我发表意见说：“现在再也不能犹豫，若等到明天，则一切都完了。到江南打游击，条件不够，是空想。目前唯一出路就是起义参加解放军。”随即我要大家立即分头准备，于8时30分准备完毕.开始渡江。

在起义的问题上，一般官兵缺乏思想基础，故在宣布行动目的和任务时，只说是奉命渡江扫荡，侯部队到达江北后再宣布真正的意图。当时我们也大致明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和部署，在芜湖以东丹阳以西，一时不可能抽调一师以上的部队来打我们，即使抽调一些部队，最快也要明天拂晓以后才能到达。

关于驻江宁镇的二八九团和师直属部队，渡江起义问题不大，但驻板桥镇的二九O团和驻铜井镇的二九一团的起义问题引起了我的顾虑。二九○团已有一个营在江北七坝，我们渡江后可强迫它一致行动，该团团长黄子安还率领两个营和团直属部队在板桥镇若明告他是起义，他必不从。我考虑还是以扫荡为名，把他们骗过江再说。因此我即用电话通知黄子安，嘱其立即率队渡江到七坝与我会合。关于二九一团的行动，由于该团距师太远，一时不易赶来七坝，以该团团长王义弯平时政治态度，即使过了江也不易与我们一致行动，故决定到江北后看情况行事。

不久前，曾接到卫成总部通知：“凡未经本部批准，在夜间由江南渡到江北的船只，都由负责封锁长江的军舰予以击沉之。”我们以木船偷渡，若被军舰发现开炮轰击，则将不堪设想。邓健中说，军舰位置在我们的有效射程之内，如军舰射击，我们几炮就可轰掉它。这时沿江一带的渔船，悉为卫成总部强迫集中下关。邓健中自告奋勇到江边寻找可能私藏的渔船，并受命担任设置迫击炮阵地的任务。

夜8时30分，部队向江边移运。我率师司令部人员于9时30分到达江宁镇河口，发现已有30余只渔船在江边集结。遂命令先到的部队先行渡江，帆船一只接着一只驶向江北。停在江面上的军舰不断用探照灯对我们的帆船照射，银白色的光柱在昏黑的水面忽起忽落，来回移动。很明显，他们已经发现部队正在渡江，但并未向我们射击（据事后了解，他们怕我们开炮还击）

夜10时许，我和师部人员到达江北七坝，得知后续部队正在渡江，杨镇洲、邓健中等均已到达江北，邓已指派部队在江边构筑工事，以防万。我和大家商量对二九一团如何处理，大家都认为能整个师起义最好。我因为要对各营长以上干部分别下达命令，又要准备率队北上，没有时间与二九一团通话。于是我要邓健中用电话传达我的命令，通知该团于今夜渡江到桥林镇与师主力会合。结果该团拒绝渡江，且把我们的行动报告四十五军军部。

我在江北分别同营长以上人员谈话，明确告以渡江的真正企图，他们都表示同意。这时，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立即同解放军取得联系。我取出名片写上：“人民解放军同志：我是国民党第九十七师师长，我师于今天起义参加人民解放事业。你们收到此信后，请即派人到桥林镇联系，并请通知前方解放军部队不要发生误会为荷！”我于夜10时许派出第一组联络员，命他们一直往北走，找到了解放军立即回报，并尽量于25日清晨6时前赶回师部。惟恐第一组不能完成任务，又继续派出第二、三、四组。此时副官主任李南先由江南赶来七坝，他对我说“听萧汉杰说你率领部队起义，特赶来参加，萧已搭车回南京通知你家属趁夜逃走。”我对他说：“你来得正好，目前急须同解放军取得联系，我虽派了几组联络员前往，不一定能完成任务，你立即去执行这一任务，务于明晨回报！”李欣然受命而去。

夜11时，考虑部队不能在七坝停留过久，因天明时大批军舰可能到江边实行炮击，如加上飞机轰炸，会引起混乱和伤亡，于是决定乘夜赶往桥林镇，乃命师直属队先行，二八九团继后。二九〇团正在渡江，我通知黄子安团长，渡江后即到桥林镇会晤。

5日2时，全师除二九一团外全部到达桥林镇集结完毕。我才把起义意图告知黄子安，黄虽表示同意，但面色惨白，显得勇气不足，当时有人建议把他枪决，但我因黄未表示反抗，不忍断然处决。此时，发现军官们三三两两，窃窃私议。4时许，我考虑部队停在桥林镇距江边只有20华里，易发生事故，遂决定继续向新店庙前进（新店庙距江边约40华里，部队按二八九团、师直属队、二九O团次序前进。当部队离开桥林镇4华里时即已天亮，发现国民党飞机在上空发传单并扫射，二八九团部队当即自行疏散隐蔽休息。传单上写道：“九十七师官兵们：你们师长王晏清，勾结共党，背叛党国，该师官兵在我军中有悠久之光荣历史，一向深明大义，盼能携械归来，决予重赏！有击能王匪者赏银洋3万元，有击毙次要首者赏银洋1万元，并连升三级。”

由于二八九团已停止休息，师直属队也随着停止休息。我在桥林镇北约2华里之村庄内睡了约两小时，吃了早饭，此时有些干部来报告说某营长跑了，某连长也不见了。我在附近的高地用望远镜了望桥林镇以南，发现有一群一群的人向南奔逃，判断是二九〇团的部队。此时最使我焦虑的是昨夜派出向解放军联系的人，这无一组前来回报。据事后了解，副官主任李南先于25日上午7时即与解放军侦察人员取得联系，侦察人员把他送到团部，团送到师部，师又把他送到军部，因而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当时我和大家研究，若把部队一直开到新店庙，势必与解放军引起误会，这样对起义部队来说，极为不利，现在趁部队分散休息之际，我亲到前面取得联系，二八九团由杨团长掌握，师直属队由警卫营长叶宏昌掌握，待我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后，再令部队前进。

于是，我带了邓健中和师部的参谋人员、警卫人员，并就近指定二八九团的一个排随我前进。临行前我嘱附他们，如遇解放军，即使解放军先开枪，我们也不能还击。我又派主任参谋黄克栗先我出发，直奔新店庙。

在前进途中,发现了几个便衣武装人员.查知是我部派出的联络员，谓黑夜不辩方向，走了许多弯路，故现在才到此地。我们进抵新店庙南约三四里处，黄克栗面带笑容回来了，他我已在新店庙与解放军张师长取得联系。我即派员奔回桥林镇通知杨镇洲速把部队带来。不久杨镇洲来了，他见了我摇着手说：“糟了！糟了！”方知部队于两小时前已溃乱，纷纷向江边逃回。我即建议解放军派队追回，但因当时解放军到达新店庙者仅有一部分前锋部队，尚未部署妥当，故未果行。九十七师官兵随我到达解放区的，有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健中、参谋主任黄克栗、副官主任李南先、军需王道一,师部警卫人员和二八九团一部分共约百余人。

我于起义后到达滁县第八兵团司令部，承司令员陈士榘同志、政委江渭清同志、联络部长廖卓之同志等热情接待，江政委亲到招待所帮助我鼓励我。尔后到达三野政治部，又得到唐亮、钟期光主任和联络部长徐宗田等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感到了革命大家庭中的温暖。4月22日，我随大军渡江解放江南，5月3日又回到了人民的南京。

我起义后，我的爱人曹悟和子女四人被国民党特务看押在东门街17号寓所。特务们日以继夜地逼迫交代我与哪些共产党人来往，她闭口不言。特务用枪口对着她，她也不屈服,几次想跳楼自杀，因儿女牵衣哭泣未果。经过一个月的苦难生活，我的全家随着南京的解放而解放。（王晏清：《南京首都警卫师起义的回忆》）